我國創新資源投入規模與人才儲備已居全球前列,創新環境持續改善,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各類創新主體能力快速躍升。同時,研發經費結構、知識產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等指數仍存在滯后,這既是我國獨特產業結構的體現,也表明國家創新體系處于“提質增效”的關鍵時期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石佳
“十五五”規劃綱要將實現“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顯著提升”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之一。
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如何理解、怎么評價?
“整體”意味著將創新鏈條各環節都納入衡量范圍。“效能”包含創新效率和創新能力兩方面。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凱華認為,從創新活動的內涵來看,創新效率是過程概念,通常指投入產出比,體現創新治理能力;創新能力是結果概念,包括創新投入、產出和社會效益的總規模,體現創新的整體實力,二者決定了一國的創新競爭水平。
自2011年起,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國家創新指數報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統計與區域創新研究所副所長陳鈺介紹,該報告從創新資源、知識創造、企業創新、創新績效和創新治理五大維度,反映全球主要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3月29日最新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5》(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在統計的60個國家中,中國國家創新指數綜合排名世界第9位,相比2012年提升了11個位次,是近十余年來進步最快的國家,也是唯一進入世界前十行列的中等收入國家。
報告包含43個二級指數,中國在多個規模性指數上表現搶眼——“研發經費占世界比重”世界第二、“STEM畢業生人數占畢業生總數比重”世界第一、“世界一流科研機構數量”世界第二、“高被引科學家人數”世界第二、“高成長科技企業數量”世界第二,呈現出創新資源投入領先、創新主體能力躍升的特征。
同時,中國在效率性指標和結構性指標上還有提升空間,“百萬美元研發經費的科技論文數”排名第49、“高被引論文數量占本國論文總數比重”排名第39、“單位能源消耗經濟產出”排名第51、“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經濟產出”排名第52等。
受訪專家認為,指數排名顯示,我國創新資源投入規模與人才儲備已居全球前列,創新環境持續改善,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各類創新主體能力快速躍升。同時,研發經費結構、知識產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等指數仍存在滯后,這既是我國獨特產業結構的體現,也表明國家創新體系處于“提質增效”的關鍵時期。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陳勁認為,我國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正在從“粗放式發展”進入“內涵式增長”階段,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實現躍升,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創新資源厚重 全球領先
研發經費與人才隊伍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兩大基礎性資源。從投入規模和增速看,中國處于全球第一梯隊。
——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大、增速快、結構持續優化。
報告顯示,中國“研發經費占世界比重”世界第二。
2024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突破3.6萬億元,按購買力平價核算首次超過美國。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總額接近4萬億元,同比增速為8.1%。同期,全球研發經費增速不到3%,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預測增速將進一步放緩。中國成為全球研發投入的重要力量。
其中,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從2014年的613.5億元增至2025年的2778億元,占研發經費比重從4.7%提升至7.08%,保持穩定持續增長。
在此期間,中國基礎研究領域取得一批里程碑式突破: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測實驗一期實現首光觀測,成功獲取清晰觀測圖像;江門中微子實驗完成2萬噸液體閃爍體灌注并正式運行取數,中微子參數測量精度較國際最好水平提升1.8倍……量子科技、生命科學、物質科學、空間科學等領域均取得一批重大原創成果,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數量、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5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基礎研究初步形成支撐體系化創新的底層能力。
——創新人才梯隊厚重廣大。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的數據,我國每年培養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專業畢業生超過500萬人。報告顯示,我國“STEM畢業生人數占畢業生總數比重”達到46.4%,居世界第一。
科研人才金字塔尖快速隆起。2025年,中國“高被引科學家人數”位列第2,占全球比重從2018年的7.9%升至19.7%,全球學術影響力快速提升。
科技領軍人才、卓越工程師、高技能人才等國家戰略人才穩步擴容。我國目前兩院院士總數達1910人,校企聯合招收培養工程碩博士近2.6萬人,高技能人才超過7200萬人。各類人才儲備豐富,產業升級人才支撐堅實。
縱深觀察,中國的人才轉化力世界獨有。目前,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每年穩定向社會輸送千萬級的高素質勞動力,接受高等教育的總人口超過2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全社會上下重視教育,人才培育布局全面、發展均衡、與時拓展,形成了長周期、規模化、高素質人才供給,培育出全球規模最大的研發隊伍。
政務環境優化明顯
創新環境是創新體系運行的制度保障。我國近年在政務服務、公平競爭、校企協同等方面持續發力,相關指標持續提升。
——政務服務迭代升級,厚培社會創新土壤。
報告顯示,我國“政府在線服務水平”、“營商的政策環境”分別排名全球第10、12位。“政府在線服務水平”反映治理理念、行政效能與數字化發展水平;“營商的政策環境”評估政府對商業環境的保障程度,體現政府治理能力。兩項排名均位居全球前列。
我國政務服務水平整體躍升,目前,92.5%的省級行政許可事項實現網上受理,“最多跑一次”“高效辦成一件事”服務覆蓋企業和個人全生命周期,“跨省通辦”“免證辦”已成為常態。全國一體化政務數據共享樞紐建成運行,發布3.2萬類數據資源,支撐各地區各部門共享調用5400億次。
更進一步,各地政府聚焦創新生態構建,探索向高維度體系化服務升級。例如,確立市場導向、社會協同的治理方式,激活微觀創新主體活力,降低創新準入門檻;搭建財政資金引導、風險投資跟進、科技保險托底的多層次金融支持體系,分擔創新不確定性;搭建平臺,提供算力網絡、工業互聯網等公共基礎設施,筑牢公共創新底座,降低創新成本等。
——校企協同持續深化,成果轉化提速增效。
我國“企業與大學研發協作程度”排名第11,知識創造向產業應用的轉化通道加速打通。
從成果轉化規模看,全國技術合同交易額從2020年的2.83萬億元躍升至2024年的6.84萬億元,增幅達到141.7%。
從服務體系建設看,截至2024年底,我國高校院所已建設2364家技術轉移機構,布局建設36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累計培訓技術經理人超過11萬人。
從轉化實效看,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顯示,2022年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科研單位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13.3%。截至2025年底,上述兩項指標分別提升至10.1%和17.2%,高校進步更加明顯。
校企協同從領域布局、區域覆蓋到機制模式全方位拓展。北京、江蘇、廣東等多地推行“先使用后付費”“開放許可”等新型轉化模式;長三角通過三批共36個創新聯合體,整合區域內26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產業稟賦,形成從傳統產業升級到前沿科技的高效創新網絡;“技術研發-中試放大-標準制定-場景推廣”全落地閉環,推動融合走向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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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甘孜州稻城縣的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2025 年 10 月 28 日攝) 劉坤攝 / 本刊
創新高峰初現
中國的創新主體正在經歷一場系統性躍升,高成長科技企業數量躋身全球前列,頂尖高校全球位次持續攀升,科研機構集群規模領跑高收入國家,創新高峰開始顯現。
——硬科技企業在全球創新版圖中居前列。
報告顯示,我國“高成長科技企業數量”排名全球第2位,這一指標統計的是獨角獸企業(成立10年內估值超10億美元的未上市企業)和科技瞪羚企業(成功跨越初創階段后,在較短時間內取得超常規發展的創新型企業)數量,反映一國培育高成長創新主體的能力。
高成長科技企業數量從2021年的470家增長至2024年的598家,其中獨角獸企業有340家,科技瞪羚企業有258家。從全球創新版圖占位看,《2024全球獨角獸榜》價值排名前十的企業中,4家中國企業上榜。從賽道看,中國獨角獸主要分布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生物科技和電子商務領域;科技瞪羚企業主要分布在生物科技、半導體、軟件即服務、人工智能、健康科技領域。硬科技已經成為我國高成長科創企業發展的核心賽道。
——頂尖高校全球排名跨越式提升。
我國“世界大學排行榜本國TOP3高校平均得分”排名全球第4位。該指數選取QS世界大學排行中一國前三名高校得分的平均值,反映一國頂尖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即使在“占比30%的學術聲譽指標”等主觀性較強指標對中國高校不利情況下,中國仍排名全球第4。中國頂尖高校已進入全球第一方陣。2025年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上,中國的TOP3高校為北京大學第14名、清華大學第20名、復旦大學第39名,相比2014年,三校排名均提升約30名。十年間,中國頂尖高校排名跨越式提升。
從科研產出重要指標看,中國高校形成顯著優勢:
最具影響力期刊是各學科影響因子最高的期刊,2024年,中國在各學科最具影響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占世界總量的35.2%,居世界第一。此外,熱點論文與高被引論文表現突出。熱點論文是指近兩年間發表、在統計周期內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數進入本學科前1‰的論文;高被引論文是指各學科論文近十年被引用次數處于世界前1%的論文。截至2025年8月,中國熱點論文數占世界總量的53.2%,居世界第一。高被引論文數占全球份額為37.41%,與第一名僅差11篇。
——頂尖科研機構位次躍升,高質量產出持續領先。
報告顯示,我國“世界一流科研機構數量”排名全球第二。
該指數參考自然指數排名前500政府研究機構和前500非營利機構榜單,統計各國上榜機構數量,反映一國高影響力科研機構的集群規模。
中國共有149家科研機構上榜,超過英國、日本、西班牙、德國等高收入國家。中國進入全球十強的機構由2020年的3家增至2025年的8家。其中既有排名第一的中國科學院這樣的綜合性科研國家隊,也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等頂尖高校,覆蓋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完整創新鏈條。
西方發達國家在2025年榜單中普遍出現下降,全球科研重心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趨勢明顯。相關專家分析,中國對科技的持續投入已經轉化為高質量科研產出的快速增長,在物理、化學等核心領域已經部分超過傳統西方國家,全球科研格局的轉變已經不可逆轉。
持續提升創新治理能力
從報告的一些靠后指標看,我國創新生態正處于“提質增效”轉型關鍵時期,創新驅動的體制變革有待進一步推進。
——優化研發經費結構,培育更多全球領軍企業。
報告顯示,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的比重”相比世界主要國家還有一定差距。
縱向看,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顯著增加,2025年基礎研究經費支出金額比2020年增長近90%。橫向比較,陳鈺說,主要創新型國家基礎研究經費占比在15%左右,2025年中國剛剛超過7%,占比偏低。
這與我國研發經費的來源結構密切相關。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統計與區域創新研究所所長玄兆輝分析,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中企業占比已超過70%,而當前我國企業研發活動更側重于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
同時,越是全球領軍企業,越會更多投入基礎研究。如國家電網“十四五”期間研發投入近1700億元,在輸電技術、電網設備、運維裝備、電力保護等核心領域全球領先。2015~2023年,我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從11.4億元增長至186.3億元,增加15.3倍,華為、比亞迪等頭部企業基礎研究投入逐步提升。從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占比看,中國的全球領軍企業仍偏少。
有專家認為,從中國特有的產業結構分析,一是中小企業占比高,二是傳統產業占比較高,這都決定了企業投入更多向應用研究傾斜。
當前,中國各地政府正積極引導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如上海市支持高校聯合企業建設協同創新中心,政府、企業共同出資開展以應用為導向的基礎研究。北京市建立“科技-稅務-納統”基礎研究數據共用機制,對企業部分用于基礎研究的支出可以稅前扣除等。
調整基礎研究經費分配機制,增加穩定性支持。科研經費分為“競爭性”與“穩定性”兩類,競爭性經費主要依賴項目申報和短期考核;穩定性經費用于保障科研人員基本薪酬和機構日常運行,是支撐長周期基礎研究的“壓艙石”。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員劉筱敏認為,當前我國競爭性經費占比偏高,應更精準投放經費,對國家戰略導向明確及非共識前沿探索給予長周期經費穩定投入;對具備持續高產出的科研團隊,建立從競爭性項目向穩定支持轉化的通道;弱化穩定性經費支持項目的論文數量考核,評估研究成果的潛力與長期價值。
——完善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形成競爭有序的科研生態。
報告顯示我國“百萬美元研發經費的科技論文數”排名第49名、“學術部門百萬美元研發經費科技論文被引次數”排名第21名。科技論文產出存在“量大、低水平重復”現象。
對此,劉筱敏認為,應持續完善科研評價體系,激勵高水平產出。
一是建立以“原創性”為核心的新型科研評價標尺。強化科研評價的原創性導向。陳勁建議,引入“離群創新”和“引用分析”等方法,借助大數據快速測算成果的原創性。前者用于識別主流研究群落之外、開創新話題的論文或專利;后者不僅看被引次數,更關注引用者的身份背景,基于引用者權威性進行加權評價。
同時,加快自主科技期刊體系建設,提升我國科研期刊的國際話語權。
二是在科研評價定量指標的基礎上,讓同行評議發揮實質作用,由學術共同體判定研究的真實價值。一方面要實現雙向匿名評審,保障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可以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搭建領域內學者的“學術畫像”,精準匹配參評人的研究方向和技術路線。
三是將能否產出原創性科研成果,設定為職稱評價的核心標準。適當延長從事基礎研究崗位的評價周期,允許“十年磨一劍”,認可探索過程的積累價值。
四是科研院所分類分層考核。如建立差異化分類考核指標體系:偏重基礎研究的機構,看“從0到1”的突破,重在原始創新與學科引領;專注技術攻關的院所,看“技術自主可控”實效,重在對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支撐;主攻成果轉化的機構,看“落地變現”的能力,重在服務企業與市場價值實現。
——保持產業鏈完整,加快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報告顯示我國“單位能源消耗經濟產出”世界排名第51、“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經濟產出”排名第52,在能源利用和碳排放的效益方面有待加強。
縱向看,中國在能源效率提升方面已取得持續、穩定的進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白泉介紹,“十一五”以來,隨著能耗雙控和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的推進,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和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不斷降低,2013~2023年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累計下降26.1%,是全球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十年間中國以年均3.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1%的經濟增長,打破“經濟增長必然伴隨高能耗”的傳統認知。
從橫向看,能源效能指數排名相對靠后與我國的制造業大國國情相關。
一是產業結構與全球分工的因素。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6年保持全球第一。這意味著我國為全球市場承擔了大量的生產制造任務。中國產品全球共享,而加工、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僅體現在我國能源“賬戶”上。
二是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提高了碳排放強度。目前我國綠色技術加速普及,而存量產能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三是中小企業需要轉型時間。中國中小企業占比高,白泉認為,對于利潤空間有限、融資渠道較窄的中小企業而言,節能改造的邊際成本更高,主動性相對較弱。
“單位能源消耗經濟產出”、“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經濟產出”反映的是宏觀經濟的能耗特征,受產業結構影響大,相比之下,行業能耗指數較少受一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用于衡量行業內部的能源利用效率,更適合評估我國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例如采用‘噸鋼綜合能耗’,可以比較鋼鐵行業內部相同生產工藝下的技術水平高低”,白泉說。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信息,我國鋼鐵、水泥熟料等單位產品的綜合能耗總體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中國在新能源與電動化領域的創新與產業實踐,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與速度重塑全球產業格局。從光伏、風電到動力電池、智能電網,我國已在全球新能源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建立起領先優勢;以電動汽車為前鋒的“電動中國”制造驅動了基礎設施與后端回收利用的全產業鏈升級。
在中國,新能源技術加速迭代,全產業鏈構建起協同創新生態,創新優勢、規模優勢持續轉化為標準優勢、規則優勢,中國創新能力正在向全球溢出。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中國正在進行一場人類工業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新實踐: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GDP超百萬億元的經濟體,在持續工業化、城鎮化的同時,同步展開以綠色化、智能化為方向的全產業鏈躍遷,以超大規模人才儲備、完整工業體系、海量應用場景和堅定意志為依托,系統性地完成從“技術追趕”到“創新引領”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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