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行腳，比我們想象的還要跌宕，也還要家常。

草木的行腳與名字的流轉

在中國，茶是一半化在煙火里，一半飄在云煙上的。清晨開門，柴米油鹽里有它粗糲的香氣；黃昏掩扉，琴棋書畫里有它空靈的影子。它通六藝，卻不擺架子，能與高僧對坐參禪，也能陪村夫倚墻曬太陽。然而，這片在江南煙雨、巴蜀重山里長出來的葉子，終究是不甘寂寞的。它借著晚風，順著那些在地圖上曲折如掌紋的商路，悄悄地去敲異鄉人的大門了。

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在歐洲人的記憶里，這片葉子的初相識，帶著一絲遙遠而神秘的夢囈。1559年，威尼斯威嚴的政廳里正翻閱著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編纂的《航海與旅行記》。書中借著一位名叫哈吉·馬合木（Hajji Mahomed）的波斯商人之口，向地中海的世界描繪了一種來自“Catai”（中國）的奇妙藥草——“Chai Catai”。那時的西洋人尚未見過茶樹的真容，卻已在文字的余香里，把這個發音印在了腦海中。他們驚嘆于東方人對這株植物的依賴，仿佛那是一把開啟東方長壽之門的神秘鑰匙。

澳門的橋影與第一縷茶煙

在中國南海的襟喉處，澳門這處小小的半島，恰似命運在漫長海岸線上留下的一個逗號。大航海時代的風帆一揚，這個逗號便成了東西方文明對談的開場白。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著作扉頁

且看16世紀中葉，那些吃慣了奶酪、吹慣了大西洋海風的葡萄牙人抵澳租居，在香山的一隅，第一次撞見這種泛著幽綠光澤的干葉子。彼時的西方人瞧見中國人將這葉子投入沸水，便如臨神跡。到了1556年，多明我會會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在廣州的堂奧里，正襟危坐地接過了那一盞白瓷青花，在其回到葡萄牙后出版的《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又名《漫話中國》或《中國志》，這是歐洲出版的第一部專述中國的書）一書中那段近乎天真的白描，至今讀來仍有余溫——那水“微呈紅色，藥味很重”，然而主人敬茶時那份不分生熟、只要是體面人家便必定獻茶的殷勤，卻讓這個異鄉人嘗到了一種超越宗教的、屬于東方的溫厚。

袁紹珊澳門在早期跨國茶葉貿易及茶文化傳播中的門戶角色文中插圖

后來，耶穌會士利瑪竇及其同伴龐迪我的手札，更把這抹茶香寫得如絲如畫。在公共圖書館那些泛黃的拉丁文原版札記里，利瑪竇細致地觀察到，這叫做“Cia”或“Cha”的著名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的，且必須趁熱。西方人從最初的“藥草誤解”，逐漸摸清了它在春天采集、陰處陰干的習性，甚至連它在日本能賣到“十二個金錠一磅”的身價也打聽得一清二楚。

最妙的是那本明末耶穌會士在華生活的《拜客訓示》。這些來自歐羅巴的“洋老爺”，進了中國的大門，也過起了最地道的名士生活。他們吩咐茶房，平日里自己喝喝“粗茶”便罷，可若來了貴客，必須端出“雨前茶”、“松蘿茶”，或者是家里配好的“龍井”與“天池”。茶鐘一響，案上還要配著梭子葡萄干、瓜仁薄荷與懶人餅。這種對琴心茶韻的入迷，哪里還是什么傳教，分明是這些西洋的靈魂，早已被這盞清茶洗去了風塵，化在了中國人的生活情趣里。

語言更是長了腳的。在葡萄牙語里，“茶”不叫別的，偏偏叫作“Chá”。這與華夏的官話、粵語方言如出一轍。而隔壁的英吉利、法蘭西，后來多用“Tea”或“Thé”，那是1607年以后，荷蘭商人從閩南的港口里偷運出去的廈門話余音。一音分兩路，葡人獨得其“正音”，甚至到了耶穌會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在《大中國志》里落筆時，依然篤定地寫作“Chá”。這正是澳門在數百年風雨里，為中國茶保留的一份最地道的方言名片。

從南灣辦事處到白金漢宮的奢侈

當文字在史冊里定格，茶葉在貿易的浪潮里則變成了一場博弈。十七世紀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人，最先嗅到了這片葉子的千金價值。1607年，荷蘭商船在廣州購得綠茶，正是經由澳門裝貨出港，轉運至爪哇，再于1610年運抵阿姆斯特丹，正式拉開了跨國茶葉貿易的序幕。茶葉在歐洲從一磅賣到三十法郎的暴利，驚醒了耽于烈酒與咖啡的歐洲王室。

袁紹珊澳門在早期跨國茶葉貿易及茶文化傳播中的門戶角色文中插圖

目前大英圖書館里，還藏著一封161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理查德·韋克翰的信函。這位駐日本的英人，特意托付在澳門的代理人，不惜重金求購“一罐澳門最好的茶（chaw）”以及幾只鍍金的煙盒。可見在當時英國人的眼里，澳門不是一個普通的港口，它是上等品味的通路，是珍稀奢華的代名詞。

到了1662年，葡萄牙布拉甘薩王朝的凱瑟琳公主遠嫁英倫。這位在新婚燕爾里因飲不到茶而向侍從發脾氣的王后，其嫁妝除了丹吉爾與孟買的土地，更有一套景德鎮的青花瓷，和兩百多磅來自東方的星村桐木關紅茶。這位“飲茶王后”在白金漢宮的優雅一啜，徹底馴服了英國的上流社會。兩年后，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惜以四鎊五先令的重金，購買區區兩盎司茶葉進獻給查理二世。

風氣一開，不可遏制。168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南灣正式設立辦事處，專營茶葉。雖然到了近代，香港的開埠與廣州的龐大體量看似掩蓋了這座小城的光芒，但直到19世紀下半葉，許多精明的茶商依然因為“自澳門出口經常能賣得好價”的商業默契，寧可將茶葉從廣州起運，繞道澳門出海。

大西洋與南美洲的漢家青綠

人的遷徙有時是為了生計，而草木的遷徙，往往帶著文明的宏大宿命。

2018年8月15日，首批中國茶農抵達巴西紀念牌在里約揭牌 李明攝影

19世紀初，里約熱內盧的陽光熾熱而多情。葡萄牙王室為了在這片南美的沃土上復制東方的財富，做了一個近乎浪漫的決定：他們通過澳門的紐帶，招募了數百名甘愿遠渡重洋的中國茶農，并帶著精選的茶籽與樹苗，去了巴西。在法國畫家德布雷后來的版畫中，我們可以窺見這群漢家子弟的身影。他們戴著竹笠，在異鄉的泥土里彎下腰，用一雙雙習慣了江南水土的手，去撫慰那些在熱帶風暴里瑟縮的茶芽。

亞速爾群島上的茶園 （攝影：Max_Dormann）

然而，這并非茶樹在葡語世界的唯一奇跡。遠在大西洋中央、九個火山島連袂而成的亞速爾群島上，圣米格爾島（S?o Miguel）亦在靜靜等待著它的青綠。早在19世紀初，茶種可能便隨船隊落戶于此，到1874年，為了挽救當地因病害而凋敝的橘園經濟，亞速爾人同樣將目光投向了東方。1878年秋天，兩位來自中國南方的茶農——劉阿彬（Lau-A-Pan）與劉阿定（Lau-A-Teng），帶著精湛的種茶與焙茶技術，踏上了這座被稱作“綠島（Ilha Verde）”的土地。

他們帶來了東方古老的智慧，在這片火山灰肥沃的土壤里，筑起了歐洲至今唯一的歷史茶園——戈雷亞納（Gorreana）與波爾圖福莫索（Porto Formoso）。當秋風吹過大西洋，那高懸在廠房門前的“Inicio de Colheita”（采茶季開始）的木牌，仿佛是一聲跨越重洋的遙遠回響，訴說著中國茶農如何用汗水，把漢家的草木，熬成了歐洲群島上永不頹敗的芬芳。

舌尖上的變奏與俗世的幽默

語言是文化的影子，文化深了，影子便有了生命。

走進葡語的世界，你會發現中國茶不僅進了解渴的皮囊，還進了他們的俚語和戲謔里。當葡萄牙人坐在波爾圖的街頭，說著“casa de chá”（茶館）去尋一處消磨下午的去處，或者在冬日里點一杯“chá com lim?o”（檸檬紅茶）時，他們已經把東方的閑適，過成了大西洋畔的日常。

日常里有不用刀叉、只配抹黃油面包的清淡午餐“almo?o de chá”，也有帶著一絲神秘色彩的“chá de Bruxas”（女巫茶）。最妙的莫過于那句“Tomar chá de parreira”（喝葡萄藤茶）。這世上哪里有什么葡萄藤做成的茶？這不過是葡人對葡萄酒的民間戲稱。中國人講究“以茶代酒”，到了生性浪漫的葡人這里，卻變成了“以茶代名”。這種偷梁換柱的幽默，恰恰說明茶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已經是如同陽光、空氣和美酒一般，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

一盞茶里的世界大同

行筆至此，倒讓人看清了一個道理：茶的傳奇，從來不是一場文化的侵襲，而是一次溫柔的投奔。

它從中國的茶山出發，由澳門的碼頭解纜，經歷過大航海時代的驚濤駭浪，卻從未帶去一槍一炮。它所到之處，只是讓日本的禪房多了一分寂靜，讓英國的客廳添了一絲優雅，讓巴西的植物園與大西洋的火山島多了一抹青綠。

澳門，這座中西合璧的小城，至今依然在淡淡的茉莉與紅茶香氣里迎送日月。茶文化的流轉，說到底，是人類在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之下，對“安寧、和美、閑適”這六個字心照不宣的追求。當我們在不同的時空里舉起茶盞，無論杯子里裝的是云南的普洱，還是英倫的伯爵，亦或是亞速爾群島上的綠茶，那一口咽下的，都是歲月靜好，都是萬物共生。

參考文獻：

暨南大學歷史系 吳宏岐 趙超. 葡萄牙與茶在歐洲的傳播、種植[J]. 農業考古, 2011(02): 298-301.

澳門藝術博物館 袁紹珊. 澳門在早期跨國茶葉貿易及茶文化傳播中的門戶角色[J].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4(12): 4-13.

作者：徐浩（Hume），現任澳門國際青年智庫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