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楊利

5月28日上午，北京東三環的一家咖啡館里，楊淏正在接受一場采訪。兩個多小時的交談中，他一次也沒有拿出過手機。

他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環顧四周，不難發現一種普遍的狀態，人們的視線幾乎都被一塊發光的屏幕牽引著。等咖啡時看，點單時看，即便朋友就坐在對面，也要在交談的間隙里習慣性低下頭，劃上兩下。

楊淏維持這樣的“數字戒斷”生活，已經兩年了。

2023年，他開始思考，離開數字網絡，現代人究竟還能不能正常生活。他決定做一場社會實驗——不帶手機，不連網絡，只靠現金、紙筆和紙質地圖，搭乘綠皮火車穿行中國。134天里，他走過國內24個省級行政區、68個縣市，寫下了22萬字的旅行手記。

今年五月，楊淏將旅行手記整理成書并出版。他在書中寫道：“如果讓你現在立馬把手機關機，持續一周，你是否會產生抑郁情緒？手機并非身體的一部分，它不是人體器官，但你是否可以脫離它生活？”

新書引發了不少讀者的共鳴。第二十三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手機接觸時長為109.54分鐘，比上一年增加了0.78分鐘。無數人嘗試過戒斷手機，又在幾天后迅速宣告失敗。有讀者感慨，已深陷屏幕之中，“它太方便了，以至于大多數人渾然不覺自己被困住了。”

實際上，楊淏也曾是“數字囚徒”中的一員。那時，他每天的屏幕使用時間長達近七個小時，醒來第一件事是摸手機，睡前最后一件事是放下手機。他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時間在工作，又有多少時間只是在漫無目的地刷手機。

在他看來，自己接受擁有互聯網和手機的現代生活，因為這是現代生活的基本規則。但也應該讓技術和數字退回到工具的位置，在這個規則中保持冷靜和思考，而不是被規則卷著走。他說，“在智能時代，每個人都應該找回離線的權利。”

▲旅行中楊淏乘坐的綠皮火車。 圖/受訪者提供

“數字戒斷”

134天的旅行結束后，楊淏重新打開了手機。

開機的一瞬間，消息成百上千地涌進來，機身很快在手掌里微微發燙。不出意外，他再次跌進了數字“漩渦”里。

原本只是想查一個資料，計劃十分鐘搞定，手指在屏幕上無意識地一滑，半小時就耗在了幾個毫無關聯的網頁里。想快點訂個酒店，不知不覺花了好幾個小時在不同的平臺上反復比價。想找點創作靈感，結果被各種碎片化的信息卷走……

這種失控讓楊淏察覺到一種錯位感。他說，打開手機的目的和用完之后的感受，幾乎總是相反的。“你為了尋找效率而打開它，得到的卻往往是低效。”

楊淏回想斷網旅行的134天，他只靠紙筆、現金和紙質地圖生活。沒有隨時彈出的通知和無休止的頁面跳轉。反而是他近年來精神最飽滿、注意力最集中、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時光。

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和數字網絡的關系。

“手機太小巧了，可以輕易被帶在身上。”在他看來，它背后的設計機制每時每刻都在試圖搶奪人的注意力。人們把太多時間交給了社交軟件、外賣平臺和購物商城。這些工具最初誕生時是為了提供便利，但在日復一日的滲透中，它們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反客為主，統治了大多數人的生活。

他不想讓那場旅行變成一次短暫的逃離，體驗過、拍過照，然后回歸常態。他也不想再回到那種被算法和設備支配的狀態里去了。他決定把旅行中的“數字戒斷”帶回日常生活，奪回自己的自主權。

《牛津詞典》在2013年首次收錄了“數字戒斷”（Digital Detox，或翻譯成數字排毒）一詞，并將其定義為“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避免或減少使用智能手機等電子產品，以此來緩解壓力或專注于現實世界中的社交聯系”。

簡單來說，數字戒斷就是暫時性地放棄或減少對數字設備的使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僅將它當成一種簡單的行為改變，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調整。當人選擇進行數字戒斷時，實際上是在尋求一種在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平衡，試圖找回那些被數字設備侵占的時間，去關注身邊的人和事，去體驗生活的真實。

但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楊淏很快意識到，想要真正奪回時間，“戒斷手機”絕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行為。沉迷手機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漏洞，而是整個人生運轉方式的具體顯現。“如果你要戒的話，你全方位地要變，是你整個生活系統要被翻轉、被顛覆。”

隨之而來的是長達數月的調適與拉扯。

一開始，楊淏想對自己狠一點，把時間壓到兩小時。但他很快發現，在當下的社會系統里，這不夠用。出門看導航，便利店掃碼支付，回復幾條必要的微信，再加上晚上和家人打個視頻電話，六十分鐘太捉襟見肘了。反而讓他每次拿起手機時都感到一種緊繃感。

后來，他試著把時間放寬到三個小時。他仔細計算過，如果只把手機當成純粹的工具，“查地圖、付錢和家人朋友溝通”，一天九十分鐘根本用不完。“一旦超了，一定是因為你沒忍住，順便去干了點別的。”

而對抗身體和大腦的成癮本能，同樣是一場“戰役”。

剛開始停用的前兩周，強烈的戒斷反應如期而至。沒有智能手機來打發時間，他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無聊了，累了，總有一股沖動想去摸一摸那個“黑色的方塊屏幕”。

在楊淏眼里，手機背后連接的是一整個精密的商業系統。無窮的信息結成一張網，算法不斷勾勒用戶的行為畫像，投其所好，精準地誘惑著人的注意力。想要單槍匹馬地抵御這種無孔不入的引力，極其困難。

他也因此時常“破戒”。

有時候，明明坐在電腦前，計劃半小時內查完幾篇文獻。可手一滑，點開了朋友發來的一個鏈接。推薦算法立刻精準地奉上一個他可能感興趣的內容，接著是下一個，再下一個。等他猛然回過神來，兩個小時已經過去了。

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強烈的空洞感，還有一種隱私被看穿、被算計的不適。他知道，在一場短暫的意志力交鋒中，算法極其聰明地捕捉到了他的松懈，又“贏”了一次。

為了抵抗這種無處不在的拉扯，楊淏停掉了家里的寬帶Wi-Fi，白天需要專注工作時，他會把手機鎖在家里，徹底斬斷隨時可能被信息拉走的退路。

除此之外，他還給自己立下了一條準則：決不下載任何短視頻軟件，決不刷任何短視頻。

▲2023年，楊淏在斷網旅行中。 圖/受訪者提供

“沒有手機和網絡，好像成了另類”

楊淏和數字網絡的“拉鋸戰”，其實開始得更早。

2023年11月27日，他把發燙的手機和常年開啟的電腦一并鎖進書房，背上一個40升的登山包，從山西太原出發，計劃一路向南。

背包里除了幾件換洗衣服、洗漱用品和相機，還裝進了兩張中國地圖、三本書、一摞現金。

這并不是一次突發奇想的旅程。2021年秋天，楊淏申請上了英國某大學的博士，但因為疫情，只能在房間里上網課。整整三年，每天面對的都是屏幕上的老師和同學，沒有在線下面對面交流過。

與物理隔絕相伴而來的，是信息過載帶來的精神滯澀。手機每天都在震動，推送著遠方的苦難和互聯網上無處安放的情緒。但他發現，網絡塑造的記憶極其短暫，比如，昨天還讓人群情激憤的事，過上三四天，腦子里就什么都不剩了。

他感到一種深切的虛無，想去觸摸一點真實的、不會被輕易“忘記”的東西，于是萌發了斷網環游中國的念頭。

出發前，他和父親爆發過一次爭吵。父母擔憂，如果沒有手機，遇到危險怎么求救？連個報平安的渠道都沒有。父親告訴他，現在是電子時代，沒有手機，你在外面寸步難行。楊淏沒能說服父母，但父母知道他的性格，只要做了決定就不會回頭，只能無奈妥協。

很快，現實就驗證了父親的預判。

從太原抵達臨汾時已是傍晚。楊淏沿街溜達，找到一家酒店，像三十年前的人們那樣，把身份證和一沓現金遞過去。前臺年輕女孩愣住了，對著電腦操作了半天，系統依然無法完成登記。

在系統的設定里，默認顧客必須在手機軟件上下單。女孩盯著他，像在看一個“很奇怪的人”。她也是第一次發現，眼前的電腦如果不依靠外部的網絡訂單，連一個簡單的入住手續都辦不了。

最后，另一位前臺小哥建議他去別處碰碰運氣。得知他身上沒有手機、沒法導航，小哥找來一張紙，畫了一張簡易路線圖遞給他。

沒有手機，找路只能依靠那兩張地圖。那是楊淏出發前買的最新印刷版，但繪制時間是2015年。地圖上，國道和城市的位置大致準確，但鐵道路線、新修建的道路信息卻并不準確。

誤導隨時都在發生。在廣東梅州，地圖上明明畫著有一條鐵路直通江西贛州，等走到火車站售票窗口，售票員告訴他，那條線早就沒了，得先繞回潮州才能去。

漸漸地，他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辦法：開口問路。

“不好意思，我沒有手機，請問去某某地方怎么走？”

每次聽到這句話，路人都露出驚訝的神情。有人覺得新奇，以為他在搭訕。有人充滿警惕，懷疑他在搞什么博眼球的暗訪直播，對他敬而遠之。

類似的尷尬和碰壁，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在中部某省博物館，因為無法出示微信公眾號的預約碼，楊淏被保安攔在了門外，“規定就是規定。”工作人員告訴他，進館唯一的途徑就是手機掃碼，即使帶著身份證原件，也無法進行人工登記。

那天，楊淏獨自站在閘機外，看著人們熟練快速地掏出手機，掃碼，通行。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他。最后，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站出來，讓他假裝成自己的陪護人員，他才得以從人工通道登記入館。

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楊淏第一次感到了一種非常具體的、被時代拋下的隔絕。他忽然意識到，當一套社會規則默認所有人都有手機的時候，沒有手機的人就成了異類。“三十年前，出門不帶手機是生活的常態。如今，沒有手機，好像變成了一種缺陷。”

人與人的連接

在斷網的134天里，寫信成了楊淏與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

除了給父母報平安，他還想借此恢復一種古老的家書傳統。把旅途中的故事和思緒寫成信件，貼上郵票，一張張投遞出去。書信很慢，反而讓他得以靜下心來，重新思考那些日常里被忽略的親密關系。

他很快發現，寫信和發微信，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表達系統。在微信對話框里，人的思維是碎片化的。想起一句發一句，連續發幾十條也無所謂。許多復雜的情緒，輕易就被折疊起來，或者干脆用一個表情包代替。

但手寫一封信不同。每一次落筆，都只有一次發送的機會，而且這很可能是未來半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里，他向外界發出的唯一信號。

因此，他常常捏著筆，在紙面上懸停很久，不知道該如何起頭。他需要思考，如何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和感受全部聚攏在這幾頁紙上。

▲楊淏在旅行中給父母寫的信。圖/受訪者提供

出發兩個月后，楊淏走到了四川攀枝花。他會提前寫信告訴父母自己的下一個目的地和要住的地方。在一家小旅館里，他第一次收到了父母的回信。是父親用鋼筆手寫的，足足四頁A4紙。

楊淏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父親。在過去的數字生活里，他話極少，不習慣展露情緒。微信里的叮囑永遠是那幾句：“吃了嗎”“注意安全”“早點休息”。楊淏早就習慣了這種快節奏的交流。

但在這封信里，父親的形象突然變得豐滿而具體。他用工整的字跡告訴兒子，自己和母親最近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活兒，家里又添了什么有意思的瑣事。

楊淏一個人坐在小旅館床邊，把信讀了好幾遍。他說，這不完全是因為感動，更是因為一種巨大的反差。如果這些話發在微信上，他可能一眼掃過，隨手回個表情，很快就被其他群聊消息淹沒了。“太快了，快到你根本來不及去感受。”

這種物理上的存在感，在他看來，恰恰是這個什么都可能被瞬間抹去的數字時代里最稀缺的東西。后來，他把父母寄來的信帶到了英國，而他寄回家的十幾封信，也被父母好好地收在一個鐵盒里。

切斷網絡，不僅改變了他和家人的連接方式，也意外地重塑了他和陌生人的連接。

沒有了手機，楊淏失去了隨時遁入虛擬世界的機會。在顛簸的長途大巴上、綠皮火車上，在寂靜的小鎮街道旁，他沒辦法低頭刷手機打發無聊，只能抬起頭，和周圍的人搭話。這成了他在這場流浪中最珍貴的部分，他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背包客、學者、做小本生意的商販。

在茫崖市，他遇到一個收廢品的河南老人。兩人方言有些隔閡，但聊得很投緣。老人收入很低，生活拮據，卻邀請他回到自己用棚子搭起來的家，用一頓飯和一瓶酒款待他。

為了回應這份善意，楊淏打開相機，把屏幕里自己去過的世界展示給老人看：山西芮城的永樂宮、沈從文筆下的沅江沿岸、武漢的黃鶴樓……

老人睜大了眼睛。他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對地理位置也毫無概念。他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茫崖市，離河南老家2500公里。他只知道眼前這個年輕人來自山西，正在徒步穿越中國，很了不起。

楊淏記得，剛進屋時，他本能地覺得老人家里有些雜亂，內心有過一絲抗拒。但老人的敞亮和真誠讓他感到慚愧。道別時，老人笑著說：“我沒出去旅行過，從你這才看到了這些。”

聽到這句話，楊淏鼻子一酸。他覺得，其實是這些萍水相逢的人，把最真實的世界帶給了自己。

▲在云南，楊淏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位老人。圖/受訪者提供

在廣東梅州，他上了一輛長途客車，車票9元。兜里只有一張二十元整鈔，司機找不開零錢。僵持中，車上一位素不相識的阿姨主動走過來，掏出手機替他付了錢。

在山西芮城，他想去看永樂宮的壁畫，紙質地圖上沒有標注，只能在公交車上挨個問路。一個高中生聽完他的困境，直接說：“你別自己瞎找了，容易迷路，我叫我爸開車過來送你。”沒過多久，男孩的父親真的開著車趕來，把他送到了目的地。

當被問道：“為什么當他以一種沒有手機、沒有網絡、近乎狼狽的姿態出現時，人們反而更愿意伸出援手？”

“或許是因為脆弱。”他想了想說。

在楊淏看來，在有手機和網絡就能解決百分之九十九生存問題的時代，每個人都像是一個全能的個體。但當你交出那個無所不能的設備，你就褪去了“用戶”和“消費者”的標簽。你不再是系統后臺的一行數據，而是一個手足無措、有著具體困難的人。“窘迫是清晰可見的，需求是實實在在的，感謝也是面對面、帶著溫度的。”

這種即時的、充滿粗糙感的人際互動，是離線旅行給予他最大的饋贈。

“我能走下去，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善意。”楊淏說，過去在手機屏幕里，網絡總是輕而易舉地放大極端和惡意，讓人對現實充滿防備。但當他真的丟掉手機，走進具體的生活里時，他發現，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其實都是善良的。

▲楊淏將134天的旅行手機整理成書并出版。圖/受訪者提供

“智能時代，找回離線的權利”

今年五月，楊淏把那134天的斷網手記整理成書，取名《關機》。書出版后，在豆瓣上拿到了9.3的高分。評論區里，不少年輕人寫下很長的共鳴。有人說他像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勇士，完成了一場常人連想都不敢想的抵抗。

但這些贊嘆聲里，也夾雜著一些新的疑問。有人問，在AI已經全面滲透生活的今天，這種個體的抵抗還成立嗎？也有人問，如果現在再走一次，他還會做同樣的實驗嗎？

楊淏沉默地想了一會兒。

“不會再重新做一遍。”

在他看來，這場斷網實驗更像一次社會性實踐和勘探。他想驗證的問題，已經在那134天里得到了答案。再走一遍，不過是重復。“它對我來說是一次完整的經歷，我已經知道了我想知道的答案。”

另一方面，他也坦言，“也許更難了。”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公園，甚至街邊小型的展覽館，已經把入口徹底搬到了線上。城市的公交系統也一樣，站牌上的物理信息不斷被簡化。人和數字網絡、智能設備之間的捆綁越來越深。

在社交平臺上，許多人誤以為楊淏是一個絕對的技術悲觀論者，或者反智能主義者。他并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自己不是反技術主義者，技術革命伴隨著人類每一次發展和進步，新的科技產品出來，他都會第一時間去買來體驗。

寫博士論文時，他會用各種數字工具查閱資料、翻譯文獻，偶爾也用它梳理學術理論的脈絡。而他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恰恰就是數字平臺對人的影響。他覺得，“如果你拒絕去了解它、使用它，甚至沒有資格去批評它。”

但他抗拒在技術面前毫無防備地交出自主權。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這是一個權力問題。”楊淏說。當一個人開始習慣不問“為什么”，只管心安理得地接受那個最終結果的時候，就在不知不覺中，把做決定的權力交了出去。

現在回想起來，那趟斷網旅途里最讓他懷念的，其實并不是路上那些壯麗的風景，而是那些一次又一次的“卡住”，比如，在某個偏遠小縣城找不到住宿，在某個分岔路口不知道該往哪走，或者因為地圖沒有更新，錯過了最后一班長途車。

這些“卡住”的時刻，在當時看來無比窘迫，甚至讓人絕望。但兩年后回頭再看，自己最深刻的記憶，全都發生在這些時刻里。

楊淏回憶，沒有了手機和互聯網，自己的注意力被迫收回，只能集中在眼前發生的、具體的事情上。移動支付、導航這些過去在手機上完成的事，現在要全部轉移到線下。這不僅鍛煉了他的生存能力，也讓他開始沉下心開始了解不同地方的人文和歷史。

因為沒有手機隨時隨地提供即時信息，每到一個新城市，他會先去當地的博物館和書店，搜尋一些與當地人文歷史相關的書籍。然后在漫長的候車、乘車，以及無邊無際又無人打擾的夜晚里，去讀它們。這些內容不僅填補著腦中的空白，也時時左右著他繼續旅行的方向。

從進入甘肅開始，他一路上陸續買到了大量與西域考古相關的書籍。他讀到，從1870年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到1925年的蘭登·華爾納，短短半個多世紀里，一批批西方探險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從世界各地紛至沓來。

楊淏發現，他們最初是為了地理學、動物學與民族學的探索而進入西北，但在地理發現的過程中，卻無一例外地轉向了對歷史與考古的探究。

在沒有網絡干擾的閱讀里，楊淏覺得，如果當時手里有一部隨時可以跳轉、隨時彈出通知的手機，自己絕無可能獲得這樣深沉的閱讀體驗。

但他說，寫書也好，接受采訪也罷，他絕不會去向別人推薦“數字斷舍離”，更不鼓勵大家都扔掉手機去徒步。每個人的職業處境和生活狀態各不相同，嚴苛的數字戒斷并不具有普適性。

“停用手機，或者離開網絡，僅僅只是一個契機。”他說，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完全摒棄數字設備，而是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狀態，反思自己和技術的界限。

“只要開始思考，這一刻，人們就已經拿回了離線的權利。”

值班編輯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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