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代：從五胡十六國到隋統一》，[日]會田大輔著；陸帥，吳龍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211頁，58.00元

南北朝是漢唐間歷史巨變的關鍵時期，在中古史領域，南北朝及其前身東晉十六國可謂經典論著飽和度最高的時段，論者雖每有“題無剩意”之嘆，但相關研究始終維持著極高的水準與活力。近年來，南北朝又以其“華麗黑暗時代”的獨特氣質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將南北朝紛繁復雜的歷史面貌和學界豐厚的研究成果通過普及讀物清通簡要地呈現出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日本學者會田大輔所撰《南北朝時代：從五胡十六國到隋統一》（『南北朝時代―五胡十六國から隋の統一まで』）正是這樣一部出色的概說書。

日本中國史學界素有面向大眾寫作普及讀物的傳統，其中既有“講談社中國史”這樣廣受好評的系列斷代通史，也有《曹操》《馮道》等近年漸次引進的人物傳記。《南北朝時代》（以下簡稱《時代》）日文原版于2021年由中央公論新社出版，是面向公眾撰寫的南北朝史簡明讀本，2026年，該書經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博學院副教授陸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吳龍杰翻譯，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

如作者所說，他動筆之際，南北朝時代作為外國史，在日本的知名度很低。在中國，南北朝為本國古代史的一部分，知名度當然不低，但對于并不專門研習中國古代文史的讀者來說，有關南北朝的知識與印象可能也難稱清晰。

這段在課本僅有寥寥數語的“亂世”其實占據了中國古史相當漫長的篇幅。按照會田先生的限定，南北朝“始自北魏事實上完成華北統一的公元439年，迄于隋朝重新統一中華的公元589年”（前言第1頁），持續一百五十年；中國學界則通常將南北朝的開端定在晉宋易代亦即“南朝”誕生的公元420年，持續近一百七十年，而若從日后升格為“北朝”的北魏開國之初算起，則南北朝綿延兩百余年。不論哪種算法，都與東漢、北宋的時間跨度不相上下，當然稱得上一個“時代”。將近兩百年的時代演進歷程濃縮在不足兩百頁的篇幅，挑戰性不言而喻。

在寫作方面，《時代》有兩個主要亮點。一是著眼點。《時代》“基于世界史的劃時代意義、新文化的形成、未發之可能性三點”對南北朝展開介紹，第三點尤其值得注意。作者在前言中提出：

在諸多政權興衰往復的南北朝時代，許多制度只是暫時實行，例如北魏前期的“子貴母死”、北周宣帝首創的“天元皇帝”、侯景所稱的“宇宙大將軍”。這些制度對后世影響較小，因此常被等閑視之。然而，此類制度與政策應當視為游牧族群與漢文化在沖突、融合中所產生的一種試錯，自有其意義。而著眼于此類“未發之可能”，想象著存在于可能中的另一個歷史世界，就能切身感覺到，每位個體生命行動與選擇的累加，推動著歷史的發展。（前言第4頁）

通覽全書不難發現，作者并未將南北朝單純描繪為隋唐時代的前奏與胚胎，而是著力凸顯該時代自身的主體性，不以后世的昭彰與否量選本時代的焦點和主角，相當程度上擺脫了“過渡時期”敘事的目的論色彩。

二是組織架構。與以往教材或概說書先由魏晉一口氣講到南朝覆滅，再調回頭講述十六國北朝興亡的常見做法不同，《時代》注重共時關系，序章由西晉崩潰與代國的興亡交代南、北朝各自的淵源，隨后分四章交替敘述北魏前期、南朝宋齊、北魏后期、兩魏分立與南朝蕭梁，南北同時推進，第六章合述北齊、北周及陳朝三足鼎立走向重歸一統的歷程，終章綜論“南北朝的時代潮流”。花開兩朵卻不各表一枝，而以“纏枝紋”結構史事，更為立體地呈現晉隋間歷史的脈絡與變奏。此外，每章設“小結”承上啟下，書后附有中日文參考文獻、主要人物介紹與南北朝時代年表，不啻一部劇集、顧問與演職員表齊備的微縮連續劇。

概說書的撰寫難度并不低于學術論文或專著，后者貴在專精，前者則需要盡可能全面地汲取各領域的既存研究，鮮有藏拙之道。整合中日學界前沿成果并有機地加以呈現，是《時代》的優勝之處。南朝方面，如宋孝武帝時期新“傳統”的創造，類書為代表的南朝文化成果，《職貢圖》承載的異域信息及海外交往對梁朝佛教與政治的影響；北朝方面，如從內亞視角解讀北魏禮俗、內朝制度和北齊恩幸，洛陽時代墓志文化的興起，以及作者基于自己研究成果對北周宇文護之執政、侍衛制度的意義及周宣帝政治舉措的解釋……這些討論立體地勾勒出南、北朝的政治文化面貌，對部分固有印象有不小的沖擊力。

日本東洋史頗為強調在漢晉南北朝整體演進的延長線上理解隋唐帝國的誕生，如宮崎市定的概說書《大唐帝國：中國的中世》（『大唐帝國一中國の中世』，河出書房，1968；廖明飛、胡珍子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雖以唐帝國為名，實則三分之二篇幅都在敘述漢末至南北朝的變遷。或許與當時日本學界特重六朝貴族的研究傾向有關，上世紀出版的數部概說書用在十六國北朝的筆墨稍較兩晉南朝單薄。近三十年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會田大輔先生在內的相當一批日本中青年學者在十六國北朝至隋的族群、制度與政治文化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時代》以“從五胡十六國到隋統一”為副標題，與日本學界在該線索下的新思考與新進展正相呼應。

關于“從五胡十六國到隋統一”，胡三省的一段史評頗為著名：

拓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為北所并。嗚呼！自隋以后，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資治通鑒》卷一〇八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七月“魏群臣勸魏王珪稱尊號”條注）

南、北之形定，南何以為北所破？是否將為北所并？侯景之亂以后，類似的疑問成了不少親歷金陵瓦解、江陵破滅的江左精英揮之不去的夢魘，也成為許多代北子孫倚馬江濱時的話題。西魏破江陵，庾信羈旅關中，作《哀江南賦》，于賦中悲問“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周書》卷四一《庾信傳》）呂梁之役，陳軍大敗，統帥吳明徹被俘，南朝最后的北伐希望歸為泡影，大象二年（580）吳明徹憂憤而終，庾信又在其墓志中寫下“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文苑英華》卷九四七）。開皇八年（588）隋朝大軍臨江，宰相高颎深夜在帳下問薛道衡：“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道衡答：“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隋書》卷五七《薛道衡傳》）。

田余慶著《東晉門閥政治》

三百年間，天道何言？田余慶曾提綱挈領地指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62頁）這一論斷與胡注互為表里，可以視為田先生探索拓跋史的預告，更啟發了學界有關“北朝主流論”的持續討論。在《時代》終章，作者以“自下而上的能量”回應了南北的命運分途。他指出，南北朝社會涌動出的能量推動了時代發展，南朝乍一看是固化的貴族社會，但存在“寒門、寒人為了提高地位而苦苦掙扎”的流動的一面，然而，“盡管存在梁武帝那樣重視能力、謀求吸納寒門、寒人層者，但總的來說，南朝并沒有很好地汲取社會下層的能量”。侯景之亂后，地方土豪與南方土族崛興，“但陳朝依然無法擺脫貴族社會的價值觀，重蹈覆轍”。孝文帝改革為北朝引入了貴族制，引起中下層北族的不滿導致六鎮動亂，另一方面，漢人貴族與豪族在朝廷與地方逐漸發揮影響力，謀求提升地位。北魏崩潰后，中下層北族與漢人豪族相互爭斗，聚集在高歡、宇文泰身邊建立起兩魏齊周政權，“雖然北齊、北周權力斗爭的激烈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中下層北族與漢人豪族的崛起，是這兩個政權的共同點”（175-176頁）。換言之，汲取社會中下層的能量并傳達為國家能量，轉破壞力為內發力，北勝于南。這樣的論述，引起我們對北朝后期一幕幕政治角逐與制度革新的無限遐思。

與周邊族群和文化的緊密互動是南北朝另一個鮮明的時代特色。在這方面，《時代》的寫作較多受到“東部歐亞”論的啟發。“東部歐亞”是二十一世紀日本史學界新興的歷史地域概念，與明治中期以后的“東洋”、二戰后的“東亞”不同，“東部歐亞”論提倡從全球史的角度審視古代蔥嶺以東區域內的歷史運動（參看黃東蘭：《作為隱喻的空間——日本史學研究中的“東洋”“東亞”與“東部歐亞”概念》，《學術月刊》2019年第2期）。就漢唐中國的“內”與“外”來說，“東部歐亞”論強調多元與聯動，對研究方法和議題的更新確有不同程度的啟迪。《時代》立足東部歐亞，將南北朝定位為“華北、江南與蒙古高原之間反復交涉，發生歷史聯動的時代”，提倡“在論及南北朝時，不僅要有中國本體的視野，還要有歐亞大陸東部的整體視野”（172頁）。不過，作者雖從“東部歐亞”論中汲取養分，但并不贊同將北魏至隋唐統稱為“拓跋國家”的看法，明確指出后者過度強調游牧族群要素的延續性與歷史實際不符（173頁）。值得注意的是，森部豐新著《何謂唐代：東歐亞帝國的興亡與轉型》（『唐―東ユーラシアの大帝國』，中央公論新社，2023；馬云超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即在東部歐亞的廣闊視域下剖析李唐興衰，同樣對“拓跋國家”論表示反對（中文版16-17頁）。兩書斷代一前一后，都反映出對隋唐與南北朝文明遺產關系的審慎思考。

森部豐著《何謂唐代：東歐亞帝國的興亡與轉型》

《時代》最初的預期受眾是日本讀者，其所采取的學術意見也主要基于日文研究成果，對一些大事因緣（如北魏國號、德運改易）的闡釋與中國大陸學界頗多異同，對一些以往較少正面討論的細部問題也提出了新穎的看法，這些論點或大或小，見仁見智，與參考文獻開列的論著篇目相配合，為了解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窗口。在這一意義上，《時代》的學術價值在中譯本得到了進一步彰顯。

不過，書中的部分論述或有補充和商榷余地。如第四章論六鎮之亂的爆發，稱“居住在六鎮周邊的各部族和高車認為這個提議（改鎮為州——引者）是華夏化政策和離散部族的一環，因此勃然大怒”，并認為“六鎮之亂初期帶有強烈的民族叛亂因素，但鎮民中也陸續出現呼應者，其勢力迅速擴大。也就是說，北魏內部的問題與歐亞大陸東部勢力之爭的發生存在聯動關系”（97頁）。案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詔之所以火上澆油，并不在于“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而在后文“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思報效。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魏書》卷九《肅宗紀》）。如陳寅恪所說，此語“使邊鎮軍卒中那些強宗子弟、良家酋胕徹底失望了，他們震驚自己真的成為府戶了”（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1987，280頁）。勃然大怒者，主要怒在假改州而真為鎮，鎮人依舊隔于清途。若將民族或部族問題置于首位，很難解釋北鎮酋豪紛紛協助魏廷鎮壓起義的現象（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北魏末期的山胡敕起義》，《山居存稿》，中華書局，2011）。私見以為，東部歐亞視角強調的“聯動”本質上是相關性而非因果性，北鎮叛亂的根本原因仍應歸結于前輩學者揭舉的階級或身份壓迫問題。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唐長孺著《山居存稿》

《時代》的著、譯質量頗高，但偶有技術性瑕疵（筆者所據為2026年2月重印版）。一部分為原著之誤。第一章第二節引羅新解讀拓跋紹隔宮門問群臣之語，注出處為《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24頁），或系記憶有誤，此書未涉拓跋紹事，羅先生相關討論在《黑氈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稱六鎮之亂爆發于正光四年（523）（95、97頁），實為正光五年，四年之說出自《資治通鑒》，朱大渭已辨其誤（朱大渭：《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義若干史實的辨析》，《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97年，457-464頁）。第四章第一節云爾朱榮“圖謀篡奪帝位，命人用黃金打造自己的雕像以占卜成敗”（100頁），案《魏書·爾朱榮傳》原文為“鑄金為己像”，學界通常認為十六國北魏“鑄像以卜”之“金人”“金像”是銅像或銅鎏金像；同章第二節稱婁昭君為高歡置辦馬匹，高歡“把妻子給他的馬獻給懷朔鎮，成為基層官員”（103頁），案《北史·高祖神武帝紀》云“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此處“給”非“給予”，乃“給使”，即高歡有了馬匹裝備才得以在鎮謀職供事。

譯文方面，第三章第一節介紹馮太后改革稱“減輕租稅負擔還包含了反對服兵役的意思”（75頁），于理不可通，日文版原文為“また租稅負擔の軽減には、兵役の反対給付という意味も含まれていた”（106頁）。“反対給付”是一個“和制漢語”的法學術語，大意為反向交付、對等支付，原文的意思是“減輕租稅負擔也是對服兵役的一種補償”。142頁末段云“四川、湖北已成為西魏（即北周）領土……長江中游還有被敵視陳朝的王琳（原蕭繹部下）割據”，原書“西魏”后括注“ついで北周”，當譯作“即后來的北周”，后文王琳一句當刪去“有”或“被”中的一字。此外，106頁“永熙十二年”衍“十”字，125頁圖5-1“晉省”應作“禁省”，日文原版不誤。

最后說回《時代》的歷史關懷。在終章，作者歸納南北朝的時代潮流，論及“女性的活躍”時指出：“另一方面，殘酷的現實依然存在。在北朝，北族男女的婚姻年齡在十多歲（十五歲之前），女性在很年輕的時候反復懷孕、生育，因此難產而死亡者很多。此外，一旦發生戰亂，女性就會成為性暴力的對象。南北朝絕對不是女性可以安心生活的世界，此點是必須要注意的。”（179頁）這段討論觸及一個冷峻的現實：遭受權力與野心制造的無妄之災，以及由此產生的無常和無助感，才是南北朝時代大多數人生命的常態。

北齊河清三年（564），武成帝虐殺年僅九歲的侄兒樂陵王高百年，史載“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聞知死訊，“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bò，剖，分開）之，乃開”（《北史》卷五二《樂陵王百年傳》）。宮崎市定《大唐帝國》在這個故事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評價說：“這是中世七百年中，與中世的氛圍最為吻合的凄美的插曲。在一個人的身上，象征了幾百億中世人共同的悲哀。”（中譯本，206頁）

宮崎市定著《大唐帝國：中國的中世》

事實上，中下層民眾的苦難更加頻繁和普遍，只是絕大多數都沒有被記錄的資格和機會，史料偶有只言片語，就足以給人巨大震撼。洛陽出土北魏《張孃墓志》記載，她本是南陽人，家在南朝，家中“兄弟友于，閨門雍睦”，她“紅顏艷麗，終古獨絕”，“十五而笄，許嫁同郡何氏”，孰料南北交爭，“雁幣未陳，為疆埸小虞掠來至此”，配入洛陽宮掖，為貴女戚（“女戚”為一字）“裁冠制服，號為國巧。小心戰戰，如履冰火。君子嘉其善意，舍為河陰右部民。適趙氏為妻，生二男三女”，正光三年（533）在異鄉辭世，年僅三十二歲（《洛陽新獲墓志續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7頁）。如隋《孫觀墓志》所云：“九州三霸，交兵亂賊。父東子西，兄南弟北。因別本鄉，埋魂異國。”（《隋代墓志銘匯考》第2冊，線裝書局，2007年，245頁）又如庾信撰《丘乃敦崇傳》：“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文苑英華》卷七九二）三百年間，類似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上演。

以上是筆者拜讀《南北朝時代》的一些粗淺想法與感受，實不敢稱為評。近幾年來，以羅新《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年）為代表的非虛構寫作廣受關注，日本學界或新或舊的文庫本佳作成為出版引進的熱門，都反映出中文世界讀者對歷史的強烈興趣。就南北朝時代來說，高歡與《敕勒歌》的故事似乎最為“出圈”，原本游人罕至的玉壁城遺址也吸引越來越多的訪古者前來憑吊。作為亂世的南北朝當然不比漢唐盛世的彪炳史冊，但悲情英雄總能引起別樣的情愫，生不逢時、壯志未酬，對人生的無奈與不甘，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時間、族群和地域區隔，在現代社會仍能引起“異代同其悲”的共鳴。更多人登臨玉壁城，親睹黃土中的累累骸骨，或許有助于提示一個常被忽視的基本事實：氣吞萬里的“蔽日旌旗，連云檣櫓”，是以“白骨紛如雪”為背景板的。

羅新著《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

最后，不妨以《時代》終章的結語為重讀南北朝時代的引言：

提起南北朝時代，人們往往把焦點放在隋唐王朝所繼承的制度、文化上。本書也介紹了相關事例，對這件事本身沒有異議。然而，生活在南北朝的人們，為了在這個動蕩時代存活下來而反復探索。他們當然并不是為了向隋唐時代傳承制度而活著的，而是在眾多的可能性中，人們所選擇的道路通向了隋唐時代。（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