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0年秋，北平的梧桐葉被風(fēng)卷進未名湖。北大教務(wù)長胡適在辦公室里接到上海來的長電，發(fā)信人是徐志摩，口氣急切，主題卻只有一個字——“缺”。缺錢、缺課時、缺去路，這一年三十三歲的詩人已被生活追得滿身風(fēng)雨。
胡適心軟，回電不出十分鐘：“來北平，課已排好，住宿管夠。”電報發(fā)出后，他回到西城豐盛胡同的宅子，把二樓朝南最大的房間空出來。房間有壁爐，帶落地窗，原是胡家小孩的游戲室。夫人江冬秀有些遲疑，胡適擺擺手：“朋友先要有炭火。”
半個月后，徐志摩背著一只舊皮箱進了胡宅。箱里三件長衫，其中一件領(lǐng)口已泛黃，是他準(zhǔn)備熬過整個夏天的“白褂”。北大給的月薪300元已到賬；女子文理學(xué)院再給280元；另有稿費、中介費，換成今日幣值大約十二萬元。賬面漂亮，口袋卻總是空著，他自己都覺得荒誕。
錢去了哪里？徐志摩同年六月寫給陸小曼的信堪稱活賬本：兩個月房租三百，傭工薪水一百五十，鴉片是“要最好的”，月度消耗近百；車馬、牌桌、化妝品、進口點心，每一項都體面，每一項都如漏砂。信長兩千字，他用了七成篇幅算賬，末尾一句“借錢又無處開口”，讀來冰涼。
胡適看在眼里，私下勸他：“讓小曼吃點苦，總歸年輕。”徐志摩搖頭。“只要她肯離開上海，什么難處都能過去。”他的世界觀依舊浪漫，相信搬一次家就能換一段人生。可陸小曼的答案永遠是：“我是場面上的人，省不出。”
為了求人，徐志摩不得不再當(dāng)“空中飛人”。那年月鐵路慢，飛機雖貴卻省時，他給民航寫過《想飛》，得了幾張免費票。當(dāng)時的民機多是木殼雙翼，安全系數(shù)低得嚇人，他心知肚明，卻別無選擇。1931年早春，他已經(jīng)往返京滬七次，腰帶一再抽緊，北平街頭的西裝也被他穿成了廓形。
六月十四日，他熬夜給陸小曼寫信。燈油搖曳，稿紙堆在木桌，他寫下：“自陽歷三月，已寄去二千零五十元，還欠四百五十元。”末了又補上一句：“眉眉，連五百都不夠，我還能怎樣？”字跡潦草，墨色深淺不一，仿佛能聽見他的長嘆。
財務(wù)焦灼，情感亦搖擺。入夏后，兩地分居讓爭吵愈演愈烈。一次回滬，他勸妻子北上：“我獨在北平，像個和尚。”陸小曼冷笑，“你身邊不是還有那位病著的？”話鋒直指林徽因。氣氛瞬間凝固，徐志摩的眼鏡被煙槍擊落，鏡片裂成蛛網(wǎng)。
挫敗感包圍他。北平的講臺不能給詩人帶來詩意，反倒逼他去籌辦《詩刊》、出《猛虎集》補貼負債。那年盛夏，他站在西長安街郵局排隊寄稿，身上的白褂經(jīng)反復(fù)搓洗已薄至半透明，風(fēng)一吹貼在瘦削的肩胛，旁人皆以為他是穿了雪紡衫。
10月，上海到北平的航線增加了徐州經(jīng)停。11月19日清晨，他背上那只舊皮箱，忘了從枕頭下取走早已停擺的懷表，只帶著日記和幾封未寄出的信。登機前，他給林徽因拍電報：“午后三時，南苑候君。”這是他對時間的最后一次預(yù)約。
飛機飛到徐州加油，他在貨車板上寫信：“頭痛欲裂，不想再飛，只盼回去枕你手臂。”短短幾十字，是他給陸小曼的告別。大霧壓境，氣壓驟降，下午兩點四十七分，飛機在濟寧北郊觸山起火，機上三人無一生還。徐志摩終年三十四歲。
消息傳到北平，胡適木然半日，只嘆“飛得太早”。陸小曼痛絕，聲稱“志摩之死，死于情”，而世人多指責(zé)她揮霍成災(zāi)。冰心寫道：“他像蝴蝶，不采蜜，卻為香氣折翼。”語言鋒利，卻也道出了無奈的宿命。
葬禮上，三位女子各獻挽聯(lián)。陸小曼字字血淚，長卷幾乎拖地；林徽因只落一行署名，寂靜無聲勝似萬語；張幼儀讓人提筆：“萬里快鵬飛，獨撼翳云遂失路。”旁人說她最冷淡，可往后十幾年，是她替徐家照拂高堂，撫養(yǎng)阿歡，還幫前夫整理全集。若無她，《徐志摩全集》未必能面世。
從1930年胡宅的暖炕，到1931年濟寧的荒山，十四個月間，徐志摩寫下了上百首詩，也遞出了數(shù)以百計的求助信。他自稱“風(fēng)裹篷帆”，一句話貼切至今。詩人的羽翼能托起浪漫，卻撐不起日常的柴米；愛情可燃亮夜色，卻難抵債主清晨的敲門。詩行留在人間，白褂灰去，世事俱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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