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被調任副總長后堅守原則不串門，與老首長相約看電影也拒絕，是否真的不近人情？
1967年冬天，北京西郊某處，兩尺高的晉升花名冊在煤爐旁晾著水汽。凡是總參副總長空缺，慣例都輪到中將、少將，軍齡三十年以上者幾乎板上釘釘。紙面上卻多了一份大校檔案，這行字在昏黃燈泡下格外顯眼。
那份檔案寫著：閻仲川，一九六零年授大校，時任廣州軍區參謀長。履歷并不耀眼，抗戰時跟過呂正操，解放后沒當過軍以上主官，更沒有在京長期任職。照當時的評語，這樣的干部“干練有余，聲望不足”，很難擠進副總長序列。
轉折出現在一九六九年春。李天佑病逝，總參作戰口突然缺位，黃永勝需要一個對接人。一番權衡后，名單上那位大校被圈了紅圈，五月就坐上副總長兼作戰部長的椅子，成為軍銜體系恢復后首位以大校職務跨入副總長序列的人。
初到北京，他把行李往干部休養所一放，隨即關起門研究作戰計劃。有人敲門送炭火，他只開縫遞出文件夾，道聲“辛苦”，隨即回到地圖前。老同事有些摸不著頭腦。
“老閻，今晚一塊去放映室？《突破烏江》的首場。”
“多謝首長，好意心領，我還沒校對完兵棋推演。”
房門輕輕合上，走廊里只剩尷尬腳步聲。
總參大院的氣氛原本就繃得緊，派系林立，誰跟誰握手都要權衡角度、時機、順序。閻仲川認準了“少接觸即少風險”，把自己藏在圖表、情報電文和兵棋沙盤后。會務散場，他總是第一個起身走人；節假日，他在三樓辦公室熬夜畫等高線；就連昔日東北老首長呂正操來訪，他也只遠遠鞠一躬。
“老弟，來我這兒幫忙如何？咱們并肩打過仗。”
“組織安排還沒定下來，先等等吧。”他微微一笑，仍是那句四兩撥千斤的推辭。
這種不合時宜的寡交，漸漸演變成議論的焦點。“不近人情”“擺架子”之說滿天飛，一些在京多年的老將對這位新來的“大校副總長”興趣寡然，更有人揣摩他背后究竟靠了哪股風。
然而，風向說變就變。一九七一年秋，形勢驟變，黃永勝被點名批判，緊接著是大規模的軍內清查。閻仲川也沒能例外，被通知“談話調查”后，行李再次被收拾，只是這回換成一間封閉的招待所。
“你同黃某人共事多年，總該知道點情況吧？”
“所有業務往來都在檔案里，其他的，我確實不掌握。”
審查員把本子合上，抄錄下這句話。
長達數年的隔離期里，他的名字從公開文件里消失。作戰部幾經易人，外界訛傳不斷，他卻始終沒有寫下一紙“揭發材料”去自證清白，也沒有人見過他當年的詳細口供。
等到一九八二年落實政策，他已接近花甲，悄悄在北京西郊掛靴。沒有歡迎會，沒有哺乳鯨般的禮炮，只有老戰友送來一盒他最喜歡的“中南”牌茶葉。他看了看扉頁，又把茶葉推回去：“自己留著喝，我這把年紀，茶太濃反而睡不著。”
那以后，大院茶余飯后的話題轉瞬即逝。有人感慨，他若肯多走動幾步，或許仕途截然不同；也有人說，正因他不站隊，才能安度風浪。三十年過去，關于“閻副總長”的檔案仍寥寥數頁，冷冷清清，卻暗暗映照出那段歲月里權力與生存的微妙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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