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丨鄧飛
太古城早前發生一宗母女相繼墮樓身亡的倫常悲劇。涉事12歲女童在與母親爭執后，親眼目睹至親生死永訣。這種極端的現場沖擊與隨之而來的深度自責，已遠超一個兒童的心理承受極限。然而，即便經過多方專業評估后，女童依舊按常規流程由家人陪同回家，最終連鎖悲劇依然發生。這起事件反映出，常規的篩查機制在面對此類極端、沖動的精神創傷時，存在著結構性的局限和盲區。
現今香港社會“大人有大人壓力，小朋友有小朋友壓力”。雖然本港設有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熱線及“情緒通”等專業支援服務，但在面對突發的巨大打擊時，高風險人士的情緒往往來得極其隱蔽和突然，現行的求助渠道很難及時發現這些隱藏的危機。為了防止悲劇重演，當局必須在黃金高風險期內進行更積極的主動干預。針對目擊至親自殺等超高風險個案，應考慮優化醫療指引，增加留院觀察的時間，并強制阻止個案在短時間內回到事發的第一現場，以阻斷創傷記憶的直接刺激。此外，學校、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警方以及醫院之間，需要建立完善的資訊聯動平臺，以捕捉那些極易被忽視的隱性創傷反應，以及在個案出院的第一時間共同“補位”，為家庭提供實質的專業支撐。
回到事件的核心，身故的48歲母親本身是一名公立醫院的醫務社工。本是點燃自己、照亮他人的“助人者”，最終卻未能自救，反映出前線專業人員的精神健康或長期未得到充分的照料。在競爭與壓力與日俱增的香港，社工雖然擁有比常人更多的心理疏導知識與技巧，但“醫者難自醫”。更現實的是，受制于社會對專業角色的社會期許，或是前線人員在群體中不愿示弱的隱形心理包袱，他們在自身情緒瀕臨臨界點時，往往傾向獨自承受，錯失了及早介入的契機。政府須為社工及前線醫護建立獨立的第三方互助小組，將行業內的心理督導制度化，讓助人者在需要扶持時，能夠毫無后顧之憂地尋求專業協助。
悲劇過后，殘酷的現實全落在了這位頓失妻女的父親身上，其心理重建將是一個極其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受制于傳統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形象，父親往往傾向隱藏痛苦、不表達創傷，這反而令其面臨更高的隱性風險。對于此類重大家庭創傷的家屬，當局必須設定即時且長期的專業動態追蹤機制，提供實質的精神與生活支援。
此外，從社會層面來看，太古城作為全港最密集的中產屋苑之一，相關消息在業主群組及通訊軟件內廣泛傳播。這種悲劇若缺乏即時的社區介入，極易在鄰里、特別是屋苑內的同齡兒童之間引發“創傷傳染”或模仿效應。雖然政府通常第一時間在涉事大廈和學校設立支援，發放專業的情緒疏導指引，但未來要更主動地篩查因聽聞或目擊而出現急性應激反應的居民，及時為社區筑起一道心理防線。
太古城的雙重悲劇用最沉重的代價提醒我們，現行的情緒支援機制必須走出常規流程的結構性盲區。重新檢視體制、革新干預流程、卸下照顧者重擔、關懷助人者群體，是整個社會在面對這場集體創傷時，必須共同承擔并馬上付諸行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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