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人們就曾夢想過“黑綠聯盟”，但它始終未能在聯邦層面成形。其實，這樣的組合未必沒有可能——前提是，雙方把這種聯盟理解為一種互補關系。

熟悉那段歷史的嬰兒潮一代都知道，所謂“披薩連線”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德國聯邦政府還在波恩。年輕政治人物杰姆·厄茲德米爾、彼得·阿爾特邁爾、阿明·拉舍特，后來還有奧米德·努里普爾和延斯·施潘，常常一起在意大利餐館聚會。

媒體當年把這件事報道得仿佛世界奇觀：綠黨和基民盟一起吃披薩，這怎么可能？當時還有人煞有介事地談什么“公民父母”和“公民子女”的和解。只是那時人們似乎也沒有別的更大煩惱。這些年過去了，當年的“年輕叛逆者”如今都已在高位上老去，但綠黑聯盟或黑綠聯盟至今仍未在聯邦層面出現。

好幾次機會都被錯過了。2013年，是因為于爾根·特里廷推動左轉路線；2017年，“牙買加聯盟”因克里斯蒂安·林德納而告吹；2021年，則是因為阿明·拉舍特和安娜萊娜·貝爾伯克都沒能拿到多數。如今，綠黨與保守派組成聯邦政府的時代看上去似乎已經過去，但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況下，這種組合突然又被視為傳統政黨民主制最后的一顆子彈。只是，這到底是真子彈，還是空包彈？

任務其實很明確：要證明，出于理性考慮，立場從左翼解放主義到右翼保守主義的人，也可以聯合起來推動關鍵的未來議題，包括維護地球生態基礎、地緣政治、歐洲、經濟和國防。這些問題如果真想解決，就不是靠輕松貼上“左”或“右”的標簽就能回答的。

如今，“左”和“右”這兩個詞在媒體社會里，更多是被賦予戰略和情緒意義，而很少真正用于政治討論。它們往往只是為了在道德上貶低某個人。比如，杰姆·厄茲德米爾會被黨內一些人稱作“右”；而基民盟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則會被右翼民粹主義鼓動者說成“左”。“綠色”這個詞也早已被戰略性、道德化地濫用；保守派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就曾指責前總理默克爾“太綠”，仿佛這本身就是嚴重問題。

如果把這一點放到綠黑聯盟的前景上來看，聯盟黨人物索德爾和施潘長期培植對綠黨的敵意，這讓體面的合作顯得不太可能，至少在這兩人擔任主角的情況下是如此。另一邊，綠黨青年組織和綠黨內部一部分人，也在不斷把保守派道德化地貶為“右翼”、種族主義者、反女權主義者等等。這兩種做法都該停止。

但如果綠黨和保守派真的想推進嚴肅而且在經濟上站得住腳的未來政策，在經濟不增長、財政赤字持續的情況下，局面又會怎樣？舉個例子：如果一位經濟與氣候部長著手推動后化石時代轉型，落實《巴黎氣候協定》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提出的要求，會發生什么？

路易莎·諾伊鮑爾很可能會在社交平臺直播財政部前的抗議營地，因為在她看來，綠黑聯盟所能達成的共識遠遠不夠。施普林格媒體和民粹主義游說代表，則會把這種在多數支持下推進的經濟轉型渲染成“德國的末日”。左翼反對黨和左翼媒體又會指責這是一種達到新程度的“社會冷酷”，是一種“蔑視人”的精英政治。諸如此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這一點必須心里有數。

聯盟必須有能力應對這些局面，相關政黨及其所依托的社會群體也必須為此做好準備。要想真正有所作為，雙方都得承認，過去各自設想的那一套行不通。不能像綠黨想的那樣那么快，也不能像基民盟想的那樣那么慢。聯盟黨至少要允許氣候政策存在；綠黨則必須承受多布林特式的內政路線，以及那些“末日論”和“種族主義者”的喧囂，而且不能再跟著附和。

雙方必須達成一種強硬的互補型聯盟安排：我們做這一部分，你們做那一部分。然后，兩位執政伙伴都必須堅定站在一起。

這可能嗎？只要想想杰姆·厄茲德米爾當選巴登—符騰堡州州長時的情形就知道了。起初，基民盟主席曼努埃爾·哈格爾承諾，基民盟會“整齊一致”地投票支持厄茲德米爾，因為這個綠黑聯盟代表著“穩定和可靠”。但最終，在雙方各有56票的情況下，卻有19票沒有投給他。這里同樣可以看到，兩黨邊緣派都對現實感到不滿，甚至痛苦——而在民主光譜內部，其實并沒有別的選擇。

接下來要看的是，中間層的負責人能否把這種局面平衡住。更重要的是，最終能否由此形成一種真正改善國家經濟和財政嚴峻處境的政策，而不是淪為相互推責和逃避現實。

說得天真一點，需要有兩位主角——一位來自綠黨，一位來自保守派——讓社會中間層以及兩黨內部相當一部分人都愿意信任。

他們要在選舉前就站出來說：各位，我們想一起做這件事。我們現在也告訴你們，大致會朝哪個方向走。現實就是這樣，我們準備這樣應對；如果明天又來了下一場危機，那我們也可能調整做法。但基本前提是：我們是認真的，而你們也得認真。這當然極不現實。但另一種選擇卻非常現實，那就是德國選擇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