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開春，王老栓蹲在自家地頭，手里攥著一把去年留的麥種，半天沒撒下去。倒不是他不想種麥子，是隔壁村李二狗那張臉，這半年一直在他眼前晃。

李二狗家的地比他還差，又干又貧的沙土地，種麥子一畝打不了一石。前年李二狗一狠心，十畝地全改了，種上一種開紫紅花的東西。秋后那花謝了，結的果子劃開一道口子，流出白漿，曬干了刮下，黑乎乎一坨。就這一坨，販子上門，論錢稱，一畝地的進項，頂他王老栓種三年麥子。

李二狗去年蓋了新瓦房。

這事不用算太細，一畝罌粟的利，是一畝麥子的幾十倍，這賬平陽府的農民人人會算。曾國荃后來在奏折里寫，山西農民“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谷反置諸磽瘠之區”。最好的水澆地拿去種大煙，麥子高粱趕到最次的坡地上湊合。張之洞接任山西巡撫，情況更嚴重，“幾于無縣無之”，一個縣挨一個縣，沒有不種的。

王老栓那把麥種，最后沒撒下去。他把十二畝里最肥的十畝，種了罌粟。剩下二畝坡地留著種麥，他想，夠一家口糧就行。

那年地里的花開得是真好看，整個平陽府，放眼望去，一片連一片的紫紅，風一吹，跟海浪似的。城里來的文人路過，還寫詩夸，說什么“十里香雪”，其實罌粟花不香，文人不管這個，好看就行。

那是山西最后一個好看的春天。

罌粟這鬼玩意兒，中國本來不種。鴉片戰爭之后，英國人的印度鴉片論船往里灌，后來種罌粟熬大煙的法子也傳進來了。朝廷一開始是禁的，三令五申地禁，可越禁種的越多，為啥？

因為朝廷自己也饞這口。

清廷那時候窮瘋了，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西邊回亂又鬧了十幾年，賠款一筆接一筆，國庫早就見了底。本土種的大煙，叫土藥，朝廷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然后伸手收稅，這稅成了財政的救命錢。

王老栓改種罌粟，是一整套東西在他耳朵邊上勸他。販子的高價在勸他，李二狗的新瓦房在勸他，連衙門的稅吏都在變相勸他，你種這個，我好收錢。一個農民，蹲在地頭，整個市場和整個朝廷，合起伙來勸他別種麥子了。

光緒二年，旱了。

一開始沒人當回事，山西十年九旱，莊稼人扛旱扛慣了。王老栓還有那二畝麥地的指望，心想再壞能壞到哪去。

壞到了沒人見過的地步。

光緒三年，旱到了底。山西巡撫曾國荃給朝廷上折子，說“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問村里的老人，老人說，這是二百多年沒見過的災。

王老栓那二畝麥地，絕收了。

到這一步，按理說，餓肚子的應該是所有人。可災難從來不公平，有糧囤的鄉紳扛過去了。王老栓扛不過去，他手里有甚？有去年熬的大煙，黑乎乎的，值錢的，曾經能換三年麥子的。

可大煙不能飽肚子。

旱災一來，他囤著一手的大煙，滿世界找不著糧食買。糧價一天漲三回，河津那地方有個清澗灣，水運碼頭，十三家糧行，商人串通好了，糧價一日三漲。農民變賣家產，湊夠買一斗糧的錢，趕到碼頭，只夠買五升。

王老栓湊不出錢，他能賣的，是大煙。可大煙這東西，災年里賤得跟土一樣，誰還買這個，能吃的才值錢。

講到這，得請一個印度人出場，他叫阿馬蒂亞·森，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人小時候在印度，親眼見過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餓死三百萬人。他長大后想不通一件事，就一輩子研究這個事兒。

他研究出來一個反所有人直覺的結論，那年孟加拉，糧食產量比前幾年還高，糧根本沒少。那三百萬人，是怎么餓死的？

森說，人能不能吃上飯，不看市場上有沒有糧，看你手里拿著什么能換糧的東西。農民拿著收成，工人握著工錢，手藝人攥著手藝。饑荒殺人，殺的不是糧食總量，是這些人手里能換糧的籌碼。

孟加拉那年戰時通脹，城里有錢人把糧價頂上天，鄉下賣苦力的工錢沒漲，他那點籌碼突然換不來一口飯，糧就堆在倉里，但他們買不起。森結論是，人是被價格餓死的。

可光緒年間山西這事，比森講的還要再陰森一點。

森說的是，災年來了，你手里換糧籌碼作廢了。山西是在豐年，在風調雨順誰都沒想到會有災的那兩三年，市場就提前下手了。它用那個幾十倍的價差，一點一點地勸著王老栓，勸著李二狗，勸著平陽府每一個蹲在地頭的莊稼人，把口糧田，親手改成了毒品田。

等于說森講的那個“籌碼作廢”的時刻，在山西，被提前到了災難發生的三年前。市場是在豐年，把刀磨好，塞進了王老栓自己手里，讓他親手割了自己三年后的喉嚨。連續三年大旱，加上山西封閉地形，漕運進不來，加之沒有百姓改罌粟無存糧，地獄時刻就這么來了。

王老栓家是怎么沒的，沒人記下來。那年頭，平陽府這樣的人家太多了，《申報》上倒是記了山西的事，說災民餓急了，“取小石子磨粉，和面為食”，吃下去幾天，“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再后來，到了光緒三年冬天，重災區開始人吃人。

這場災，后來有個名字，“丁戊奇荒”。死了多少人，到今天也沒個準數，通常說九百五十萬到一千三百萬，一個村一個村地絕了人煙。

光緒元年那個春天，平陽府的罌粟花開得滿地都是，紫紅一片，風一吹像海浪，城里的文人路過，寫詩夸它好看。

但他們想不到，那最好看的花下，將埋下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