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本來應該討論如何保護戰爭中受害者的紀念日會議上,兩句話響徹會場:“你給我閉嘴”,“給我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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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的不是哪位憤怒的民間人士,而是以色列的常駐代表,對著聯合國體系里的高級官員說的。
以色列先是在東耶路撒冷把聯合國難民機構的總部推平,又在被列入涉及性暴力的“黑名單”后,宣布和聯合國秘書長的辦公室“互刪好友”。
等到那天會一開,積累的火氣終于集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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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怨已久,以國與聯合國矛盾持續升級
這場會議上的對峙,是以色列與聯合國一系列對抗的最新一幕。在此之前,雙方的關系就已經走到冰點,幾乎沒有任何緩和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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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在巴以沖突問題上多次出臺報告和決議,其中相當一部分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提出批評,這讓以色列方面越來越不滿。
以方堅持認為,聯合國在巴以問題上一直存在系統性偏見,一些機構和官員習慣于從單方面視角出發,對以色列進行道德審判,刻意忽略以色列面臨的安全威脅,甚至給以色列軍隊和國家形象貼上負面標簽。
過去幾年里,以色列不再僅局限于口頭抗議,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來回擊。其中最具沖擊力的一件事,是以色列推平了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位于東耶路撒冷的總部所在地。
這個機構是聯合國在中東地區運營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人道主義救助體系之一,為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教育、醫療和糧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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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此舉直接切斷了該機構在當地長期運行的實體根基,在外界看來,這不僅是對一個聯合國機構的打擊,更是以色列公開向聯合國系統發出對抗信號。自此以后,以色列與聯合國之間的表面和氣也基本蕩然無存。
真正讓矛盾被引爆的,是聯合國將以色列列入與沖突中性暴力相關的“黑名單”。
這份由帕滕主導的調查報告,基于大量實地信息和交叉驗證,指出在巴以沖突過程中,存在針對平民的性暴力行為,而且部分行為具有模式化、系統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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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報告也同時提及了其他沖突方的侵權行為,但把以色列這個自視民主法治的國家放入這樣一個負面清單,在以色列政府看來是難以接受的。
以色列官方迅速作出反應,全盤否定了報告的結論,聲稱調查依據不實,充滿政治偏見,完全是對以色列的誹謗。
以方認為,這份“黑名單”不僅抹黑了國家形象,更是對以色列軍隊和安全機構的惡意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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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進一步的抗議措施,以色列宣布暫停與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的一切官方溝通,這相當于在國際外交場上直接“斷聯”。
矛盾被一層層壓實,只差一個爆發點,而6月19日的紀念會議正好成了那個導火索。
會議現場:從質疑升級為當面怒斥
6月19日當天,聯合國總部召開了紀念“消除沖突中性暴力行為國際日”的專題會議。
這樣的會議本意是紀念在戰亂中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呼吁國際社會完善保護機制。按照慣例,各國代表通常會發表相對克制、帶有一定外交辭令色彩的發言,表達對人道價值的支持。
但達農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循規蹈矩。他拿到發言機會后,直接將矛頭對準了帕滕,質疑她所主導的沖突中性暴力調查報告。
達農說,帕滕的報告存在嚴重的取向偏差,刻意迎合某些國家的政治立場,硬是將以色列拉入負面清單,而完全不顧以方的解釋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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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一步指責稱,帕滕身為聯合國高級官員,本應堅持客觀中立,現在卻憑借一份存在偏見的報告對以色列橫加指責,嚴重損害了以色列的國家聲譽。
達農的發言越說越激動,甚至要求帕滕應該為這份不公正的報告辭職,說寫出這種報告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擔任相關職務。
他還指責帕滕是在故意配合聯合國秘書長,配合那些長期以來想針對以色列的力量,專門制造對以色列不利的國際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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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達農對帕滕持續猛烈開火的時候,同樣坐在主席臺區域的弗雷澤出聲打斷了達農。
弗雷澤所領導的團隊此前也公布了另一份報告,將以色列列入了涉及兒童武裝沖突侵權的名單。
她當場提醒達農,他的發言已經偏離了會議主題,從對報告的質疑演變成針對帕滕的人身攻擊,違反了聯合國會議的規則,要求他立即停止不當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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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澤還特別強調,她所公布的結論不是憑空得出,每一處指控背后都有經過反復核實的確鑿證據,完全經得起檢驗。這一句“核實過的證據”,直接刺激到了已經處在憤怒狀態的達農。
達農隨即回擊稱,以色列是聯合國的正式成員國,擁有合法發言和申辯的權利,而弗雷澤只是聯合國雇員,無權打斷成員國代表的正式發言,更不該對以色列的行為橫加評判。話說到情緒最激化的時候,達農直接對弗雷澤吼出了那兩句令全場嘩然的話:“你給我閉嘴!”“給我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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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會場出現了短暫的寂靜。一些在現場的外交官后來形容,那種直白、毫無修飾的呵斥,在聯合國會議中幾乎聞所未聞。
一場關于保護戰亂中性暴力受害者的莊重會議,就這樣變成了以色列代表對聯合國官員的當面炮轟,現場氣氛瞬間從人道關懷切換到外交對抗。
鬧劇背后折射的是深層次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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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會議上的失態和個人沖突,實際上折射的卻是以色列與聯合國部分機構之間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以及圍繞巴以沖突敘事權的長期爭奪。
核心問題在于:聯合國針對巴以沖突所發布的各種報告,到底存不存在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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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堅持認為,相關機構只盯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方面以及其他武裝團體的問題有意淡化,這使得聯合國在巴以問題上的角色,從一個中立調解者,徹底淪為被個別國家和利益集團利用的政治工具。
在這種敘事下,所有針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調查,都被解讀成帶有政治目的的輿論圍剿,而不是事實基礎上的客觀監督。
而在聯合國及許多成員國看來,發布這些經過核實的報告,恰恰是在履行保護平民、維護國際人道法的基本職責。任何沖突方只要有侵害平民的事實,就應該被記錄、被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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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色列僅僅因為被列入名單就攻擊調查機制和調查人員,甚至以拆除機構、斷絕溝通的方式回應,這不僅是對聯合國機制的打擊,更是在拒絕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
弗雷澤在會議上所強調的“核實過的證據”,實際上點出了這種根本分歧:以色列不信任聯合國的核實體系,認為相關調查從一開始就抱有偏見;聯合國則認為自己的調查方法、數據來源經得起檢驗,以色列的激烈反應本身就是逃避責任的體現。
在這一根本認知差面前,任何一份報告、任何一次會議,都可能成為新的沖突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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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沖突發生后,國際社會的反應也呈現出明顯的分野。一部分與以色列關系緊密的國家公開表達理解,認為聯合國部分報告確實存在不公平之處,對待以色列的標準明顯苛刻,對以色列承受的安全壓力和安全威脅關注不夠。
而大多數國家,包括阿拉伯國家和許多中立國,則認為以色列代表當眾呵斥聯合國官員的做法突破了底線,是在公然挑戰聯合國會議的基本秩序,體現出一種有權勢國家就可以無視規則的霸道作風。
持續僵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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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來看,達農在會場上發飆所引發的震蕩,并不會很快平息。以色列與聯合國之間的關系已經降至多年來的最低點,多層面的溝通合作幾乎陷入停滯狀態。
聯合國在中東地區開展的人道監督、沖突調解工作,也因為這種對立而變得更加困難。一些國家的外交官私下表示,這場對峙讓聯合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無力感暴露得更加徹底。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次事件讓人們清晰看到,圍繞巴以沖突的國際監督和評價體系本身,也正被大國博弈和地區對抗所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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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都試圖利用人權敘事來為自己的政策背書,受害者保護、事實核查這些基本原則,在激烈的地緣對抗中,反而變得難以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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