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中午，任弼時因突發腦出血在北京逝世，終年四十六歲。

毛澤東聞訊沉默良久，揮筆寫下"任弼時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這是他一生中為數不多親筆題寫的挽詞。

可七十五年過去，提起"五大書記"，人人記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唯獨不熟悉任弼時的名字。

這個四十六歲就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黨的駱駝"，如今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他做過什么？

一個被歷史記住名字卻忘了貢獻的人，到底有多厲害？

任弼時第一次展現出"國士"級別的判斷力，是在1934年。

那年8月，他以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和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從湘贛突圍西征，七十八天后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師。

會師時紅三軍正面臨嚴重危機。

時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推行一系列錯誤政策，紅三軍人數銳減干部損失尤其嚴重，大家非常不滿可夏曦是中央代表職務比賀龍還高，是湘鄂西的一把手，大家敢怒不敢言。

單靠紅三軍自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任弼時來了，大家歡欣雀躍，紅三軍終于有救了。

任弼時到紅三軍后充分了解了各方意見，召開原紅三軍積極分子會議對夏曦的錯誤給予深入批評和糾正，隨后與蕭克、王震聯名向中央報告，建議撤銷夏曦中央分局書記及分革軍委會主席職務，提議賀龍為分革軍委會主席。

中央回電肯定了任弼時的意見，從此紅二、六軍團有了正確路線指導。

接下來任弼時做了一件極為精妙的事。

他分析紅二軍團物資裝備充足但優秀干部匱乏，紅六軍團恰好相反，于是建議紅二軍團在物資上支援紅六軍團、紅六軍團在干部上充實紅二軍團。

這個互補調配讓兩個軍團緊密團結在一起，部隊面貌和戰斗力大幅提高，一掃夏曦時期的陰霾。

正因為這次整合，兩個軍團才能在日后長征中不斷勝利，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

沒有任弼時這次出手，紅二方面軍可能根本不存在。

第二次出手更驚心動魄。

1936年6月紅二、六軍團長征到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此時草地分兵已經發生。

張國燾另立中央，控制著與中央聯系的密碼，任弼時無法直接跟中央取得聯系。

張國燾立刻派人送來各種材料宣揚錯誤路線攻擊黨中央，還建議兩軍召開干部聯席會議在政治上"達成一致"。

說白了就是想用人數優勢壓服紅二、六軍團站在他那邊。

任弼時的應對堪稱教科書級別。

他給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寫信，要求張國燾送來的材料一律不得下發，阻斷錯誤信息傳播。

他質問張國燾"開什么會？報告誰做？發生爭論誰作結論？你是不是想以多數壓少數？二、四方面軍意見不統一形成矛盾，責任誰來負？"幾個問題把張國燾頂了回去。

另外他沒有跟紅二方面軍一起行動，而是留在紅四方面軍總部跟朱德站在一起維持團結。

他清楚如果自己也走了，那么紅四方面軍內部的同志就徹底孤立了。

在紅四方面軍期間，任弼時一直在做干部工作，找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傅鐘、李卓然等人逐一談話。

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后來回憶，他曾和任弼時有過好幾天的徹夜長談，當任弼時得知中央在毛兒蓋會議就達成了北上決議后說了一段讓傅鐘豁然開朗的話：

"既然有決議為什么不執行？并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而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而在你們，責任全在張國燾，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們誰管得了？"

短短幾句話理清了盤踞在傅鐘心頭很久的疑云，傅鐘把意見轉告政治部其他同志大家一致贊同。

任弼時還兩次致電黨中央建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產生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成立軍委主席團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

這個建議直接推動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最終會師。毛主席對任弼時這段時間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一個三十二歲的政委，在草地分兵最危險的時刻孤身深入，化解了可能導致紅軍徹底分裂的危機。

1938年3月，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

這次莫斯科之行的分量，在當時可能被低估了。

任弼時到莫斯科后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書面報告大綱，隨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作說明和補充。

報告的核心內容是系統闡述中共在抗戰中的路線方針，以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這次匯報的結果是共產國際明確表態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承認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

這對當時還在跟王明爭奪路線主導權的毛澤東來說，是一份決定性的背書。

王明當時背后站著共產國際，很多人認為王明才是"正統"，任弼時這趟莫斯科之行用翔實的事實和嚴密的邏輯說服了共產國際，讓王明的"正統"地位不攻自破。

這恰恰說明任弼時的能力是實力型的，放在什么位置就能在什么位置發光。

1940年初任弼時回到延安進入中央書記處工作擔任中央秘書長。

任弼時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辦公廳并親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

任弼時負責整體設計，李富春負責具體實施，在中辦建立了行政制度和工作制度，明確了各個機關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他的努力下，黨中央很快克服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現象，改變了自由散漫、各自為政、游擊習氣等不良作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中辦系統正規化后，他又把目光對準中央所屬各部委，到1943年前完成了將各部委領導集中到楊家嶺辦公的工作，各單位工作很快完成正規化。

這一系列舉措為日后黨的行政工作正規化打下了堅實基礎——今天黨中央辦公廳的運作框架，很大程度上還是任弼時當年搭建的。

延安時期任弼時還有一個極其重要卻極少被提及的貢獻，籌備七大。

早在1939年底我黨就計劃籌備七大，這項工作主要由任弼時負責。

按照最初計劃七大應在1940年春夏召開，但皖南事變等不可控因素使得形勢不斷惡化，七大拖了下去。可在這個過程中任弼時領導下的籌備工作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審查參加七大的代表資格。

這項工作他付出了極大心血，最終確保了七大這場具有極其重要歷史意義的大會的順利召開。

1945年七屆一中全會上任弼時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成為"五大書記"之一。

他還受中央委托主持《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

既要清算錯誤路線又不能傷害同志，既要總結教訓又要團結向前。

賀龍曾轉述過毛澤東的一個評價："有的人是向外發展，有的人是向內發展。康生這個人就是外向人物，他要名譽要地位要花里胡哨；弼時同志是內向人物，他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多，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不斷充實發展提高自己。"

這段話精準地概括了任弼時的特質。

這種人干的活別人看不見，可少了這種人整個機器就轉不動。

1945年任弼時被檢查出高血壓、腦血管硬化。

蘇聯醫生專門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一情況，認為他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隨時可能發生危險。

可此后的日子里包括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任弼時依舊堅持留在陜北帶病工作。

1946年后他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南北參與中央重大決策，在西柏坡簡陋的農村指揮所里協助毛澤東等指揮了三大戰役。

在延安棗園期間他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中央機關、組織、外事、農委、婦委、青委等工作，每天幾乎要工作十五個小時以上。

一個高血壓腦血管硬化患者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還在行軍打仗的環境，這不是拼命是什么？

可任弼時就是停不下來，因為他的那些工作沒人能替代。

中央辦公廳的運轉、各部委的協調、七大的籌備、《歷史決議》的起草、代表資格的審查，每一件都是他親自抓的，換了別人接不上手。

1950年10月25日凌晨任弼時突發腦出血，兩天后在北京逝世。

這時候新中國剛成立一年，還有很多重要工作等待完成。

他的過早離世讓很多同志認為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黨遭受的第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

四十六歲，放在今天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放在當時卻是被過度勞累奪走生命的年紀。

任弼時生前曾自比為"駱駝"，駱駝的特點是負重前行不聲不響，能忍饑耐渴連續行走二十多天一千多公里。

可駱駝再能扛也有倒下的一天，任弼時扛了二十六年革命生涯的重擔，從1922年入黨到1950年離世，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頭真正的駱駝，最后像駱駝一樣默默地倒在了路上。

為什么他做了這么多事，如今卻沒幾個人知道？

可恰恰是這些東西決定了一個政黨能不能正常運轉、一支軍隊能不能統一行動、一場大會能不能順利召開。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任弼時三者兼具。

任弼時四十六年的人生，馱的是中國共產黨從瑞金到延安到西柏坡到北京的全部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