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6月21日晚，“甲酰胺紙尿褲事件”記者王文志再度發文——《致相關監管部門的公開信：我只為那些體內檢出甲酰胺的孩子！ 》。
公開信指出，參與本次調查報道的記者在專業人士指導下，將紙尿褲捆綁在手臂皮膚較薄處模擬嬰幼兒貼身接觸場景，10小時后血液中甲酰胺濃度飆升近一倍，停用10小時后數值便下降了三分之二。檢測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原始圖譜、操作記錄和人員簽字，絕非別有用心之人污蔑的“民科實驗”“造假數據”。
公開信還說，涉事企業拿出的所謂“第三方檢測合格報告”，均為企業自行挑選送檢樣本，全程自主把控送樣流程，送檢的并非市場流通環節消費者隨機購買的普通產品，而很可能是專門準備的“特供樣”，這種自導自演的檢測結果從根源上就不具備公信力。
王記者在致監管部門的公開信中提出的兩大問題，都無懈可擊。一方面，自己參與調查報道的檢測和試驗，不一定可以作為法律證據，但完全可以成為監管依據，要求監管部門依法對相關產品實施抽檢，從而得出產品是否對消費者產生傷害的結論。
眼下比較尷尬的是，由于監管滯后，對紙尿褲中的甲酰胺含量沒有標準，即便檢測結果證明記者的報道沒有任何問題，也可能難以對相關企業實施處罰。但是，能夠避免甲酰胺含量過高的產品繼續損害消費者利益、傷害孩子身體。
更重要的，監管方可以依據此次出現的問題，抓緊制定相關的標準，包括甲酰胺的含量標準、檢測標準、檢測方法、檢測要求等，以便于今后在遇到類似問題時，能夠做到有法可依、有規可循、有據可查。
而對于企業方自行組織的檢測，即便是委托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的檢測，也只能是當作企業自身的質量監控手段，而無法作為法律和監管方面的依據，不具有公信力，也不能采信。否則，還如何監管，如何確保產品質量。
“紙尿褲事件”出現幾次反轉，且中國造紙學會也下場護頭，確實讓人意想不到。而最核心的問題，就在于監管的滯后，在于監管部門沒有能夠做好事中事后監管，沒有對紙尿褲的質量制定規范而有效的標準，導致企業可以鉆空子。
事實也是，雖然按照行政審批制度的要求，監管工作應當從事前審批轉向事中事后監管，但是，監管部門并沒有真正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一定程度上，還是比較擅長于事前審批，擅長于搞一些虛頭巴腦的活動。
前幾年，某省搞了一個所謂的質量提升行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年搞五、六次質量提升的大活動，要求相關地區組織企業參加，其他地區派員參加，媒體組織報道，一次活動至少百萬元以上的投入，當地政府領導也在百忙中參加活動。結果，啥效果也沒有，活動結束，一切歸零。
相反，如果把這些投入用于產品質量抽檢，能夠帶來多少實實在在的監管效益，可以讓多少可能存在質量問題的產品被查出。可是，監管部門就是愛搞這樣的活動，而不重視產品抽檢工作，甚至一個地級市的抽檢經費只有幾十萬元，又如何去做好監管工作呢？
活動要搞，需要通過活動增強全社會的質量意識，但是，虛頭巴腦的活動搞得再多，企業和居民的質量意識也難以提升。如果加大市場的抽檢力度，讓不合格的產品、存在安全隱患的產品被及時發現，產品質量自然而然會提升。用搞活動的方式進行質量提升，哪有市場抽檢帶來的效果好呢？
也正因為如此，王記者致信監管部門，真正是找準了靶心，擊中了監管軟肋。目前的監管工作，確實存在比較大的漏洞，也在很多方面嚴重滯后。所謂的事中事后監管，在監管部門的心里，并沒有真正確立。很多產品質量、產品安全等方面的問題，還在靠媒體監督，而沒有有效傳遞到每個監管部門、監管者身上。
所以，希望監管部門抓緊介入、抓緊發聲，不能再讓媒體和企業糾纏下去了，也不要讓輿論和公眾沒有目標的議論和爭論。所有的議論，一切的爭論，都必須依靠監管部門的權威聲音。這場有關甲酰胺的紛爭，不能讓真相越來越遠，而要讓消費者越來越安靜、越來越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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