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華東軍區軍需生產管理局第一副局長鄭重

新四軍的后勤軍需工作

鄭 重

（一）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蘇區紅軍在湖北紅安七里坪集中，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第四支隊。上級派我擔任支隊軍需處長，并發給綴有少校軍銜的胸章配戴。從這以后，我就一直從事后勤軍需工作。

當時，新四軍是按國民黨軍隊編制改編的，軍部設立供給部，部長是宋裕如同志，副部長是葉建明同志；支隊設軍需處，下分會計、糧秣、軍需、軍械四個科，各科配科員三、四人；團設軍需處，配正副處長，直接領導會計、糧秣、軍需、軍械四個工作員；營里設軍需員一到二人，直屬營首長領導。支隊軍需處屬支隊司令部序列，業務上屬軍部供給部領導，具體工作屬支隊司令部參謀處長管。四支隊參謀處長是林維先同志，我在工作上經常向他請示。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后，重建的新四軍，整個部隊機構都作了改變。軍部原供給部改為后方勤務部，正副部長仍由宋裕如、葉建明二同志擔任。全軍改為七個師，師下設旅。我們江北部隊改編為第二師，轄四、五、六三個旅，各旅轄三個團。師、旅兩級機關均設供給部，下按業務分設四個科。團設供給處，供給處由正副處長領導，分管業務工作員。營配供管員一二人，分抓后勤軍需業務。

后勤軍需包括部隊的衣、食、住、行，武器裝備，醫療衛生，等等。物資保障直接關系著部隊的建設和部隊戰斗力的提高。要建設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堅強部隊，就必須建設一支打不爛、拖不垮的后勤軍需班子。“人是鐵，飯是鋼，武器要彈裝。”再英勇善戰的部隊，離掉后勤物資保障，彈盡糧絕，也是不行的。由此可見后勤軍需工作的重要性。

可是，在那戰火紛飛的艱苦歲月里，辦后勤軍需真是困難重重啊！那時，四支隊下屬七、八、九三個步兵團和一個留守處（轄被服廠、醫院、修械所），加上支隊機關，共有二千多人，每天光吃糧就要三四千斤。國共合作，明文規定我們新四軍的供給由國民黨撥款，但國民黨由于心懷反共的鬼胎，不按規定辦事，每月撥款不僅不按時，而且多方剋扣，只撥給我們支隊三萬元法幣，平均每人攤不到十五元。除去軍需被服、醫藥衛生、文化經費和撥給地方少量民運經費外，每人每天伙食費只夠吃上一干兩稀，一個禮拜都很難吃上次把肉。連支隊領導同志也和戰士吃著一樣伙食，偶爾加個把菜，也不過是炒幾只雞蛋罷了。因為經費開支不過來，從支隊領導人到士兵都沒有津貼費，只是每月結算一次伙食帳，有時每人可以分到幾角錢的伙食尾子，別的一文錢也沒有。

在經費如此緊張、又要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情況下怎樣辦好后勤軍需，確實使我費盡了腦汁。為了堅決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我們認真地抓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抓后勤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進一步提高大家對后勤軍需工作的認識，端正工作態度，增強工作積極性；二是，狠抓節約，處處精打細算，不該開支的堅決不開支，嚴格經費報銷申核，堵塞一切漏洞；三是，抓好稅收，對進出敵占區的貨物一律要收道稅；四是，組織部隊利用戰斗間隙，搞農副業生產，改善生活；五是，通過各種途徑，找國民黨政府搞些物資和款子。

一九三八年，四支隊東進抗日，轉戰舒城、桐城、廬江、無為一帶。支隊司令部駐在舒城曹家河，政治部和軍需處駐在心開嶺腳下的烏沙集。這時，部隊發展很快，支隊組建了許多抗日游擊隊。部隊擴大了，但國民黨的供給撥款卻一點沒有增加，經費更不夠開支，部隊生活非常艱苦。正在我們后勤軍需工作處于極端困難的時候，黨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和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親臨支隊，了解部隊的生活情況。我把情況向首長作了匯報，兩位首長非常關心。兩位首長來到部隊后非常注意影響，他們一再叮囑說，現在部隊生活很苦，吃、住一定要從簡，不能搞什么特殊照顧，不能亂花一分錢。次日，董必武、葉劍英專程赴立煌，找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廖磊交涉，要他給我們支隊批撥兩萬元的米金。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間的一天，支隊司令部接到地下黨的一份情報，說國民黨桐城縣政府在安慶保存一批大米、食鹽，南京淪陷后已運回桐城，叫我們火速派人去商撥。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敬亭同志看過情報，高興得不得了，馬上指派我去執行這一任務。我和科員鄭智惠（鄭位三同志的弟弟）帶著一班人立即出發，星夜趕到桐城，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找到姓潘的縣長，說明來意。這個潘縣長由于地下黨同志曾對他做過一些工作，還算開明，同意批撥三百麻包大米（每包二百斤）和二百麻包食鹽。我們抓緊組織勞力把大米、食鹽運回，支隊從領導到戰士，大家都非常高興。在那艱難的環境里，一下能搞到這些東西是很不容易的。

（二）

一九三八年底，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面目大暴露。他們公開鬧分裂，制造磨擦。為了在經濟上卡死我們，竟然停止我軍的軍餉供給撥款。這時，部隊發展得比較快，戰斗成員一天天增加。部隊生活本來就夠苦的了，國民黨又來這么一著子，那就更加艱難。這樣艱難的環境，迫使我們做后勤軍需的人學會了辦外交，學會了做群眾工作。我們發動群眾幫助出點子、找竅門，籌集糧、款、布匹、醫藥等。我們創建根據地，自己動手籌款，加上軍部撥給少量款子，盡管生活苦些，還是堅持下來了。

一九三九年春，四支隊奉命開到路西，駐在滁縣太平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駐在安子集。這時，劉少奇同志（化名胡服）來到路西，領導根據地的工作。少奇傳達了中央關于堅持抗戰，必須建設根據地的指示，他說，目前形勢決定了抗戰的持久性。我軍要堅持持久抗戰，沒有地盤是不行的，寄人籬下當流寇怎能生活？我們有了地盤，擴軍休整，給養供給，醫療養傷，軍械修理，彈藥制造，等等，一切問題都好辦了。在少奇同志的領導下，路東、路西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擴大得很快。隨著根據地的擴大，財經有了好轉，后勤軍需工作也就好做多了。

一九四0年元旦后的一天，剛吃罷早飯，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同志打來電話，叫我馬上去一趟。聽他的口氣很急切，我放下電話，就飛身上馬，直奔指揮部。安子集與太平集相隔十來里路，很快就趕到了。鄧子恢同志笑著握住我的手，向少奇介紹說： “這是四支隊軍需處長鄭如星（我的原名）同志，要他來匯報一下部隊的供給工作情況。”

“好啊！”少奇微笑著點點頭，“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軍需處長是部隊的先行官啊！”

少奇和藹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心里熱呼呼的，緊張情緒很快就消失了。我將支隊后勤供給工作做了簡要匯報，少奇認真仔細地聽后，關切地問，部隊的衣服是怎樣解決的？我說，眼下部隊衣服問題最大，還有許多新兵沒有換裝，主要是款子困難。少奇同志皺皺眉頭說，當兵的總不能老穿老百姓衣服，要設法解決新兵的服裝問題。少頃，少奇語重心長地說：“老鄭啊，要多想想法子啊！現在我們要靠自己籌款，靠國民黨是靠不住了，靠人家吃飯怎么行呢？過去我們打游擊，自己籌款，不是搞得很好嘛。現在，我們有廣大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往后解決部隊吃穿就不成問題了。”

我回到支隊，把少奇的指示向軍需處的全體同志傳達了，大家歡欣鼓舞，更增添了搞好后勤軍需工作的信心和干勁。

一九四0年九月，我調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金庫工作，主要負責財經收付。當時，來安、嘉山、天長、定遠、六合、盱眙、高郵、儀征等八個縣已經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我跑八個縣抓稅收，工作開展得很順利。廣大民眾通過教育，熱愛抗日民主政府，自覺遵守政府稅務章程。工商界的營業稅、農民出售牲畜稅、行商貨物出口稅（即將內地貨物販到敵占區），都主動繳納。那時，八個縣的稅收是相當可觀的，旺季要收一百多萬元法幣，淡季也要收幾十萬元法幣。江北指揮部下屬幾千人，經費問題解決了，后勤軍需工作也就輕松多了。我每次外出收稅回來，少奇和賴傳珠參謀長總要來了解稅收情況，檢查庫存款子。少奇工作非常認真扎實，每一個問題，都要細致的詢問，有時還掏出小本子記下來。他對我們的工作極為關懷，常常指示我們，要發揚我黨我軍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嚴格財經制度，堅持勤儉節約，學會管家理財，辦好后勤軍需。他說，做后勤工作的就是個內當家，部隊衣、食、住、行等等搞得怎么樣，與內當家有很大關系。少奇的指示既具體又實際，對我們教育很大。

根據地擴大了，部隊吃糧由根據地供給，食鹽根據地也有，蘇北阜寧是我們的根據地，那里設有鹽務局，食鹽就不要從外地搞了。根據地織的土布可以做棉被、棉衣里子用，棉衣面子用的洋布（即平布）和西藥以及制造槍械的無縫鋼管、鋼鐵，則是通過內地商人到敵占區販運來的。

為了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我們積極組織部隊、機關在駐地開展生產，種糧食、種蔬菜、養肥豬。土地來源：一是征收地主、富農的土地；二是借用和尚廟宇周圍的閑地；三是開墾荒地。盱眙、嘉山等縣有許多丘陵和小山，我們把它開墾出來，種上麥子、棉花、黃豆、芝麻、花生等作物，收獲量很大，解決了部隊的部分吃糧、被服和食油的供給。

（三）

一九四三年，我調到新四軍二師政治部任總務科長。這時，延安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大生產運動，我們全師上下也積極行動起來。

羅炳輝師長大力支持后勤工作。他多次在大會上動員，要求全師指戰員，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學習南泥灣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開展勞動大競賽。羅師長以身作則帶頭干，他把住房周圍都開成菜地，利用休息時間澆水上糞。他栽的辣椒、西紅柿長得又紅又大，掛的一嘟嚕、一嘟嚕的，真是喜煞人，我們還特地組織參觀哩。記得，那時《淮南報》還刊登了羅師長揮鍬干活的照片。師政治部主任肖望東和副主任余立金同志也是這樣，除參加集體生產外，還興種自己的小菜地，都超額完成了蔬菜生產任務（規定每人每月要生產蔬菜五十到六十斤）。

領導帶頭干，戰士們干得更歡了。機關、部隊的干部戰士自覺地利用作戰、做群眾工作的間隙抓生產，把駐地的邊邊角角、田頭地埴的都開墾出來，種上蔬菜。

一天，肖主任和余副主任在地里轉了一圈子，回來后把我找去。肖主任笑著對我說，地里雜草長起來了，要趕快抓緊組織鋤草；并說，現在白天烈日炎炎，干活吃不消，是否晚上在月光下打個鋤草保苗的殲滅仗。首長這么支持我們后勤工作，我當然滿口答應。回來，我召集全科同志一齊動手，下通知，找工具。晚飯后，肖主任、余副主任、政治部和文工團的男男女女都下地鋤草。這天，正好是月半，皓月當空，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晝。同志們揮舞鍬鋤，銀光閃爍，歌聲笑語，四野沸騰。約莫個把小時，二十多畝地的棉花、黃豆、花生就全部鋤好了。

我們政治部辦了一個小飼養場，養雞幾百只、鴨子二三百只、鵝七十多只、生豬二十幾頭。整個師直機關，除了抓農副業生產外，師部還在天長銅城鎮辦了一個煙廠，生產“飛馬”牌香煙。生產的香煙還有部分對外出售。對外名為“飛馬公司”，公司經理是溫宗林同志，廠長是李光巢同志。這個煙廠每年盈利很多，也有力地彌補了部隊的經費。

生產搞起來了，生活得到了改善。蔬菜旺季可自給，肉食也解決了一部分。那時，政治部機關早上不但可吃到白面饅頭，還常常可以吃到油條、豆腐漿，每周可吃到三四次葷菜。由于部隊開展大生產運動，生活得到了保障，干部戰士身強力壯，斗志旺盛，掀起練兵熱潮，大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這時，我們后勤軍需工作者的心情是多么舒暢啊！（牛廣進 吳劍青整理）（選自《新四軍在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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