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

違禁農藥因為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構成無法接受的高風險而被禁止使用，我國在這方面構建了嚴密嚴格的管控體系。然而，據第一財經報道，今年上半年各地公布的農產品抽檢結果顯示，多種已禁用多年（最長19年）的高毒農藥依然被檢出。在這背后，是某些部門對違法生產、銷售、使用違禁農藥行為的長期監管缺位。

例如，毒死蜱在浙江、新疆、湖北、云南、山東、河北、河南、廣東、山西、內蒙古、江蘇、湖南、貴州等至少13個省份被檢出，涉及土豆、各類辣椒、蜜薯、荷蘭豆、芹菜、油麥菜等多個品類。甲胺磷在廣東汕尾某公司銷售的紅肉火龍果、海南澄邁某攤點銷售的韭菜中被檢出。涕滅威在浙江湖州沃爾瑪門店某批次山藥中檢出。甲拌磷在湖南、云南等地的蔬菜監測中出現陽性樣品。這些早已被禁止在農產品中使用，甚至禁止生產的劇毒農藥頻頻現身，令人不寒而栗。

為何會這樣，究竟是哪些環節出了問題？沿著帶毒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流通路徑反向追溯，一條隱秘而瘋狂的鏈條清晰可辨。

從流通環節來看，農業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雖然都有檢測要求，但由于只是抽檢，難以攔截所有帶毒農產品；絕大多數銷售終端都能提供進貨憑證、履行查驗義務，但部分檢測證書存在造假可能，同時少數商戶不重視產品溯源；運輸環節為了保鮮和改善外觀，也會因違規使用保鮮藥劑而導致農殘超標，而該環節存在監管盲區。

從生產環節來看，在一些地方，農民為了減少病蟲害、提高產量，使用違禁農藥是通行做法。有長期從事種子經營者坦言：“地下害蟲泛濫，秸稈還田加重蟲害，低毒農藥殺蟲效果差，不用呋喃丹、辛硫磷這類禁藥，花生、地瓜根本長不出苗。”因此，種土豆、山藥、紅薯、花生等使用違禁農藥，幾乎已成為行業公開的秘密。

此外，雖然全國已推廣實施食用農產品合格證制度，要求生產經營主體需承諾自己銷售的農產品未使用禁用農藥，且常規農藥殘留不超標，但制度覆蓋范圍和執行效果均有限。這是因為，一方面制度僅針對農產品生產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化主體，未能覆蓋散戶；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對合格證管理松散，有的僅憑口頭承諾便可開具合格證，同時，部分地區的抽樣檢測存在人為造假。

可見，是種植、收購、運輸、分銷、零售等多個環節的“密切配合”，共同把帶毒農產品送到了人們的餐桌上。那么，問題來了：這一鏈條如此之長，按理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點“紕漏”，帶毒農產品就走不到餐桌上，為何問題長期未能暴露，逐漸發展到近乎泛濫的地步？在此過程中，監管去哪了？對于這個問題，第一財經的報道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首先是違禁農藥的生產銷售環節，堪稱監管真空。報道說，雖然貨架上沒有，但農民總能買得到，因為經銷商和種植戶之間有條“熟人交易”渠道，并且這是延續多年的常態。這說明，有關部門對生產、銷售違禁農藥的事情要么睜只眼閉只眼，要么完全沒察覺。

其次是違禁農藥的使用環節，監管力度聊勝于無。從報道來看，農業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在檢測上都談不上嚴格，對違法行為的處罰也不痛不癢。例如，今年6月，浙江舟山市查獲某店銷售的土豆毒死蜱超標4.7倍，市場監管部門僅對當事人處以罰款500元、沒收違法所得3.79元。如此處罰力度，注定難以形成威懾力。此外，前文也已說到，運輸環節使用違禁農藥存在監管盲區。

我國已先后淘汰 61 種高毒農藥。其中，甲胺磷從2007年起就禁止在農業上使用，2008年1月9日起全面停產停用；毒死蜱從2016年12月31日起禁止在蔬菜上使用；甲拌磷于2024年9月起禁用；涕滅威等于2024年6月1日起禁止生產，今年6月1日起禁止使用。為什么市場上還能買到這些高毒違禁農藥，以及殘留這些農藥的農產品？這種情況既令人憂慮，又讓人深思。

究竟有哪些漏洞存在，應該怎么堵上，這些問題不能再等，不能對老百姓被“喂毒藥”熟視無睹。今年4月，農業農村部已部署開展禁限用農藥集中整治，要求“查辦一案、震懾一片”。但運動式整治能否根治頑疾，仍需觀察。必須從源頭抓起，加大對非法生產、銷售違禁農藥的打擊力度；必須改變檢查、處罰不力的監管現狀，強化從田間到餐桌的全鏈條監管。

另外，報道中提到農民為了增產鋌而走險，為了節約成本不愿接受檢測的情況，這反映了農民的現實困難，也值得重視。對違法行為不能姑息，對民生疾苦更不能漠視。要想方設法幫助農民增收，同時推廣低毒高效替代農藥，從源頭上消除違法行為滋生的土壤，真正守護餐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