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國迎來自1962年以來首個人口負增長年份。所謂人口負增長，即年度死亡人數首次超過新生人口數量。

這一趨勢并未止步，2023年與2024年連續兩年延續負增長態勢——去年全國新出生嬰兒為954萬人，同期死亡人口則高達1093萬人。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張震教授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強研究員共同指出：我國正步入一段史無前例的死亡集中期，而推動這一現象的核心動因，可歸結為三大結構性變量。

這三大變量具體指向哪些深層現實？

“嬰兒潮”一代人集體邁入高齡階段

首要變量需回溯至二十世紀中葉爆發的兩輪大規模生育高峰。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起至1959年，我國迎來第一波“嬰兒潮”。

彼時戰事平息，社會秩序逐步重建，加之養育成本遠低于當下，無論鄉村農戶還是城市工薪家庭，普遍抱持積極生育意愿。

在廣袤農村，“多子多?！庇^念深入人心，孩子不僅是情感寄托，更是現實生產力——放學后能拾柴喂豬、農忙時節可插秧拔草，年底工分簿上也多添幾筆收入。

城市職工家庭同樣傾向多育，因單位按人口分配住房、糧油等基本生活物資，孩子數量直接關聯生存保障水平。

這十年間，年均新生兒規模穩定突破2000萬大關，其中1954年達峰值2232萬人。

當年街巷之間，幾乎每戶都有三至四名孩童；放學鈴響，胡同里躍動著跳皮筋、踢毽子、滾鐵環的身影，喧鬧聲如節慶市集般此起彼伏。

1962年，在經歷三年經濟調整期后，糧食供應趨于穩定，第二波“嬰兒潮”應勢而起。

此次浪潮更為強勁，持續時間長達十五年，直至1976年方漸趨平緩。

據國家統計局回溯測算，該階段年均出生人口達2500余萬，1963年單年出生數更沖至3000萬人的歷史極值。

如今社區中那些六旬上下、仍能嫻熟照看孫輩的長者，絕大多數便誕生于這一時期。

兩輪“嬰兒潮”疊加，使1949—1976年間全國累計出生人口接近6億人。

時光流轉數十載，首批“嬰兒潮”人群今已步入七八十歲高齡，第二批亦普遍跨過六十歲門檻，正陸續抵達生命自然衰減的關鍵區間。

過去老齡人口基數小，個體離世難以引發宏觀波動。

而今近6億同代人群同步進入高危生命周期，這場規模空前的“生命退潮”，使人口總量收縮態勢愈發顯著。

青年群體持續萎縮，生育觀念深刻轉型

與老年規模急劇擴張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青年人口的加速縮減與婚育意愿的系統性弱化。

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計劃生育政策，“一孩家庭”模式施行逾三十年，其政策影響下的獨生子女群體如今已步入而立與不惑之年。

他們組建家庭后，普遍呈現“421”結構——四位長輩、一對中年夫妻、一名未成年子女。在城市區域，兩個獨生子女結合的比例已達34%。

“上有四老需奉養，下有一幼待撫育”的雙重責任，已成為多數核心家庭的日常圖景，時間與精力常被擠壓至極限。

本就承壓的青年基數，疊加主動生育意愿的持續走低，進一步加劇了代際更替缺口。

除家庭照護負擔外，經濟重壓成為抑制生育決策的決定性因素。

育媧人口研究中心發布的測算數據顯示：將一名子女撫養至本科畢業，全國平均支出約68.2萬元；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則普遍突破百萬元門檻。

僅0—3歲階段，單日尿不濕消耗量常達五六片，單價數十元的整包產品數日即罄；進口奶粉單罐售價超三百元，半月內飲盡，年均育兒開銷輕松突破5萬元。

入園階段壓力更甚：普通民辦幼兒園月收費動輒三四千元，若疊加早教課程、藝術培訓及體能拓展項目，教育支出如潮水般涌出。

與此同時，房貸車貸構成剛性支出——一線城市場景下，月供常在三千至五千元區間，車貸亦需承擔一兩千固定扣款。

工資到賬當日，大額還款即刻劃轉；日常還需預留燃油費、維修保養金；一旦家中成員突發疾病，財務防線極易瞬間失守。

若祖輩因健康原因無法協助育兒，年輕父母處境更為艱難。

一方辭職專職帶娃，意味著家庭收入銳減，生活質量明顯下滑；若選擇聘請專業照護人員，月薪支出再增數千元，且需耗費大量心力甄別服務可靠性。

職場壓力亦不容忽視。

加班常態化、通勤耗時長、任務節奏快，令許多青年下班后仍需處理家務、照料幼兒、輔導課業，甚至深夜伏案批改作業。

身體疲乏尚可調適，精神長期緊繃卻悄然透支意志，周而復始的高強度運轉，極大削弱了再生育的心理動能與生理準備。

盡管國家層面已密集出臺支持舉措：四川對普惠托育機構按在托嬰幼兒每人每月發放200元運營補貼；海南依據兒童月齡梯度發放托育消費券；北京部分行政區更提供最高達每月1000元的育兒補助。

但相較動輒數十萬元的全周期養育成本，現有政策支持力度仍顯薄弱；普惠性托位資源亦存在嚴重供需錯配，排隊輪候周期普遍長達半年以上。

短期內，青年群體所承受的綜合壓力難以實質性緩解。

新生兒數量連年下行，2024年出生人口僅為954萬人，2025年預計將進一步滑落至不足800萬人；而同年死亡人口已升至1093萬人。

一邊是“嬰兒潮”世代加速步入高齡死亡風險區，死亡率持續攀升；另一邊是新生代供給嚴重不足，出生率低位徘徊。

雙向擠壓之下，人口結構失衡日益凸顯，死亡高峰期的統計表征因而愈發醒目。

慢性疾病蔓延——死亡高峰背后的隱性加速器

公眾或會追問：除人口結構變化外，是否還有其他關鍵推力？

答案聚焦于一點：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大范圍流行。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合發布的權威報告顯示，當前我國居民死亡原因中，88.5%與慢性病直接相關。

換言之，每十位逝者中，近九人最終由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病變或惡性腫瘤等慢性疾病引發的并發癥所致。

對老年群體而言，隨年齡增長，免疫功能衰退、器官儲備能力下降，使得“三高”等基礎慢病高發易感。若管理失當，極易誘發急性心梗、腦卒中或轉移性癌變，成為壓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年輕人群體同樣面臨嚴峻挑戰。高強度工作節奏、頻繁夜間加班、飲食結構失衡、含糖飲料與高鹽外賣攝入過量，正悄然侵蝕健康根基。

臨床數據顯示，30—35歲人群中確診高血壓、2型糖尿病者比例逐年上升，部分患者甚至因急性并發癥驟然離世，慢性病年輕化趨勢已成不可忽視的公共衛生信號。

面對這場結構性死亡集中期，無需陷入恐慌式焦慮。

它本質上是人口發展規律演進的客觀映射，理性認知與從容接納方為應有姿態。

家庭生活中，宜增加陪伴頻次，傾聽長輩心聲，定期陪同體檢問診，助力其平穩度過晚年歲月。

社會系統層面，亟需加快構建多層次社區養老服務體系，擴大優質普惠托育服務供給覆蓋面，切實為青年家庭松綁減負。

每位個體亦當珍視自身健康資本，堅持規律作息、科學膳食、適度運動，筑牢生命質量的第一道防線。

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