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科學家的悲劇，這是人類的悲劇。”

廣島之后，物理學家們說出了“罪惡”這個詞。但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被困于恐懼、野心與道義的掙扎之中。

他是蘇聯最成功的原子彈間諜，情報足以改寫冷戰格局；他是納粹核項目的靈魂人物，戰后卻聲稱自己“拖延了希特勒的計劃”；他是“原子彈之父”，卻在聽證會上被昔日好友指證“判斷力糟糕”；他是“氫彈之父”，從此被科學界唾棄。

《物理學的第一次戰爭與原子彈秘史1939—1949》的譯者戴建平，在譯后記里寫下了一個個讓人后背發涼的名字和真相。這里沒有英雄與惡魔的簡單二分，只有一群絕頂聰明的人，在最黑暗的十年里，被迫做出無法回頭的選擇。

譯后記：原子彈競賽與改變歷史的物理學家們

文 | 戴建平

很高興把吉姆·巴戈特（Jim Baggott）的《物理學的第一次戰爭與原子彈秘史1939-1949》介紹給中國的廣大讀者。有些讀者不會對巴戈特的名字感到陌生，他的幾本書已被譯成中文出版。《物理學的第一次戰爭與原子彈秘史》記錄了一個史詩般的故事，敘述了二戰爆發后英、美、德、蘇等國科學家研制原子彈的歷程，這是在人類認知的極限地帶展開的一場生死競賽。

關于這一主題的著作早已不可計數，讀者們難免疑問，巴戈特這本書有什么獨特價值？我以為，至少有三點。

首先，本書以相關科學家為主線展開，說是物理學的戰爭，實際上是物理學家的競賽。因此，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許多物理學教科書上的名字，愛因斯坦、玻爾、邁特納、弗里施、海森堡、奧本海默、費米、勞倫斯、湯姆遜、查德威克、費曼、馮諾伊曼、哈恩，等等，也可以看到像福克斯、霍爾、納恩·梅、庫爾恰托夫等相對陌生的名字。他們在原子彈競賽中各自發揮了不同的作用，留下了不同的印記。我們在書中看到他們的困惑、興奮、恐懼、苦惱以及焦慮。我覺得，以人為主線的敘事，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其次，對于這一波瀾壯闊的偉大事件，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堪稱全景式的描繪。研制原子彈的過程極其復雜，想要完整清晰地呈現，絕非易事。從科學研究的逐步深化，到軍事、政治、技術等因素的多重影響，大到國際局勢變化及國家決策過程，小到人物心理活動和科學技術細節，作者都能生動、簡潔地講述。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作者有能力將德、英、美、蘇幾個國家的原子活動成功整合在一起，形成清晰、連貫的歷史描述。作者還在書末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時間表，對照列出了各國開展核計劃的時間節點，對我們整體了解這一歷史過程極有幫助。

第三，本書的敘事始終圍繞生死競賽這一主題展開。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認識和評價美國曼哈頓計劃的基點。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并不是主動研制這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是受對納粹原子項目的恐懼驅動。正是這一恐懼，讓愛因斯坦發出那封致羅斯福總統的信，也推動費米、貝特、泰勒、弗里施、佩爾斯等難民科學家以及奧本海默、查德威克、勞倫斯、康普頓、拉比等英美科學家投入原子武器的研制。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擁有雄厚的研發實力，且最早啟動核項目，如果率先制造出原子彈，無疑將會給整個世界帶來無法估量的災難。愛因斯坦在去世前幾個月對化學家萊納斯·鮑林說：“也許我能得到原諒。因為我們都覺得，有很大可能性德國人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他們會成功并使用原子彈，成為主宰種族。”這一歷史事實，是對參與科學家的道德赦免，也是我們認識和評價原子武器創造歷史的鑰匙。

就具體內容而言，有幾點格外引人注意。一是書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幾位蘇聯原子間諜的活動。如此重要、絕密的軍事研發項目，竟然潛伏著這么多的蘇聯間諜，且長期沒能發現，細想起來，令人倍感驚訝。如果不是后來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密碼員古岑科攜機密文件叛逃和美國軍方維諾那計劃成功破譯蘇聯電報，這些間諜的暴露恐怕還要很長時間。固然這一方面要歸功于蘇聯在英美長期大規模的意識形態和間諜滲透，但另一方面確實也反映了英美情報機構自身的無能和低效。

蘇聯針對曼哈頓工程專門啟動了一項間諜攻擊的計劃，代號“巨網”。巴戈特在書中提到了一些間諜，克勞斯·福克斯，戴維·格林格拉斯，西奧多·霍爾，莫里斯·科恩夫婦，朱利葉斯·羅森堡夫婦，龐特科爾沃，納恩·梅，哈里·戈爾德，等等。

顯然，克勞斯·福克斯最為重要，可以說，他一個人的重要性超過所有其他原子間諜的總和。1933年國會縱火案后，納粹開始大規模抓捕共產黨員。通過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共產黨網絡，福克斯逃往法國，再到英國，進入布里斯托大學，按照黨組織的指示繼續學習物理。福克斯獲得博士學位后，到愛丁堡大學做馬克斯·玻恩的助手。因戰爭爆發，英國將敵國僑民集中看押。但在玻恩的大力擔保下，1940年底，福克斯從拘留營中獲釋。1941年5月，他被伯明翰大學的德國難民科學家魯道夫·佩爾斯招為助手，參與英國研制原子彈的計劃。佩爾斯是英國啟動核計劃的重要推手，他和弗里施合作的備忘錄最早確定了臨界質量及核彈的可行性。成為佩爾斯的助手后，福克斯開始向蘇聯人傳遞情報。1943年英美簽署《魁北克協議》，合金管工程并入曼哈頓工程，福克斯隨佩爾斯等合金管項目科學家一起去往美國，他先在紐約研究氣體擴散，不久后加入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成為理論部的重要成員，在漢斯·貝特的領導下工作。戰后，福克斯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氫彈。1946年8月返回英國，擔任哈維爾原子能研究基地的理論物理部主任，直到1950年2月被捕。

曼哈頓工程負責人格羅夫斯將軍為防止泄密對整個項目施行分格化管理，這種管理方式或許對基層人員有些效果，但福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理論部工作，在項目中屬于核心中的核心，福克斯本人負責內爆及臨界質量的理論和計算工作，而且被奧本海默邀請參加協調委員會的會議，不受分格的限制，是少數可以掌握幾乎所有部門關鍵信息的人員之一。

因此，他提供的情報遠遠超過曼哈頓工程中其他任何一個蘇聯間諜所能傳遞信息的范圍。據福克斯本人交代，他交給蘇聯人的資料，包括鈾的氣體擴散工藝，钚-239和鈾-235的臨界質量計算，炸彈的理論、數據、組成部件的草圖和尺寸，中子源（起爆器）的詳細信息，钚同素異形體的冶金信息（通過與鎵形成合金來穩定钚的一種同素異形體），美國钚-239 和鈾-235 的大致生產率，復合芯設計方案，以及英美氫彈早期的設計思路，等等。

福克斯以違反英國《官方保密法》被捕。他沒有被判叛國罪（死罪），而是以間諜罪獲刑14年，實際服刑9年獲釋，1959年6月出獄后即移居東德，在后半生備享尊榮。其他間諜，除盧森堡夫婦因拒絕認罪被判死刑外，大都服刑數年至十多年，有幾位逃過了法律制裁，還有的叛逃到了蘇聯。福克斯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間諜”，“改變世界的間諜”，他“造成的破壞，遠超美國歷史以及世界史上所有其他間諜”。貝特說他是“唯一真正改變歷史的科學家”。

他向蘇聯傳遞了英美核工程幾乎所有的關鍵技術信息，如巴戈特書中所言，福克斯的情報加上公開發表的史密斯報告，就是曼哈頓核項目的全景圖，這是一份完整的指南，為蘇聯核計劃提供了巨大幫助。蘇聯在戰后不到五年時間就實現了核爆，一度讓英美核科學家震驚不已，他們原以為蘇聯人即使能成功，至少也要十年。他們當時并不知道，蘇聯人試爆的第一枚原子彈，幾乎就是美國第一枚钚彈的復制品。毫無疑問，福克斯厥功甚偉。

書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話題是與海森堡相關的爭論。包括海森堡在內的納粹德國鈾俱樂部的科學家們最終以失敗告終，到戰爭尾聲，他們甚至未能成功運行一個反應堆。

他們失敗的原因是什么？海森堡1941年9月的哥本哈根之行是歷史的一大謎團，他到底和玻爾討論了什么？

海森堡多年后的描述讓玻爾感到憤怒并引發爭議，爭議的本質是什么？

這些問題一度在學術界和公眾中引起廣泛討論，巴戈特吸收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以農場大廳的錄音為基礎，對上述問題做了相當透徹的介紹。在此，我稍作一些總結和補充。

德國核項目失敗的原因，粗略地說，可以從兩個層次上說明。

一是技術上的原因。1939年戰爭爆發后德國核科學家在迪布納的領導下成立了所謂“鈾俱樂部”，啟動了核項目。不久后，海森堡加入，他在玻爾、惠勒等人鈾裂變研究的基礎上，1939年12月向納粹軍方提交了第一份核項目評估報告。報告結論明確提出，可控裂變反應堆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而且，如果濃縮足夠數量的235U，“就可以制成爆炸威力超過現有最強炸藥幾個數量級的新型炸藥”。

正如杰里米·伯恩斯坦指出的，海森堡的結論在大方向上是對的，然而他在關鍵問題上犯了錯誤。他在原理上沒有弄清楚反應堆與炸彈之間的區別。他對裂變中子的擴散做了錯誤計算，并錯誤地以為核反應堆最后會達到一個平衡溫度，沒有認識到需要某種控制物質（控制棒）來操控鏈式反應以免熔毀。他錯誤地認為，隨著濃縮鈾數量增加溫度會不斷增加，直到某一臨界半徑時溫度達到平衡，一旦超過這個半徑就會瞬間釋放所有能量，反應堆會爆炸。這樣一個爆炸性235U反應堆的臨界質量高達上千公斤，與實際的50公斤臨界質量值相差甚遠。

我們要特別注意，巴戈特在第六章“一個小小的要求”介紹哈納克樓會議時提到，海森堡在回答陸軍元帥的問題時說，只需要一個菠蘿大小的爆炸物就可以摧毀一個城市。這一說法并沒有可靠來源。巴戈特的引文來自戴維·歐文（David Irving）的《病毒樓：德國的原子研究與盟軍的對策》（The Virus House: Germany’s Atomic Research and Allied Counter-measures）一書，而據歐文本人介紹，他的相關依據來自個別涉事人物多年后的回憶，沒有更可靠的證據。歐文的書出版于1967年，而農場大廳的錄音直到1992年才解密。另外一個關鍵錯誤與石墨作為慢化劑的可能性有關。海森堡在1940年2月向納粹軍方提交的第二份報告中指出石墨根本不適合作為慢化劑，決定采用稀缺的重水，而不是更容易獲得的石墨，這對項目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影響。有些錯誤，直到1945年他在農場大廳得知廣島原子彈爆炸之后才逐漸搞明白。

除了純粹技術上的原因，導致德國核項目失敗的還有更深層的人際、政治因素。最早深入思考德國核計劃失敗原因的是荷蘭-美國物理學家塞繆爾·古德斯密特（Samuel Abraham Goudsmit）。他在量子力學發展中做出過重要貢獻，與喬治·烏倫貝克（George Eugene Uhlenbeck）一起提出電子自旋概念，戰時在輻射實驗室研究雷達。如巴戈特在書中所述，戰爭尾聲，美軍實施了代號為“阿爾索斯”的專項行動，進入德國抓捕審訊鈾俱樂部科學家、搜集德軍核項目的情報和物資。在任務的第二階段，古德斯密特被任命為科學負責人。他看到海森堡等人取得的可憐成果，不但沒弄清楚反應堆和炸彈物理學的區別，連一個反應堆還沒有運行成功，想到曼哈頓項目的科學家們正在大張旗鼓地應對，不禁覺得“可悲又可笑”。在他的心目中，德國物理學的神話破碎了。這促使他開始思考德國人失敗的原因。1947年，他出版《阿爾索斯》（Alsos）一書，詳細記錄了德國核項目的狀況，深入討論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科學的失敗”，特別是核物理學的失敗。

古德斯密特看到，在五年時間里，德國科學家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重要進步；他認為，人際因素是德國人在科學上失敗的首要原因，特別是核心人物海森堡缺乏敏銳的判斷力。毫無疑問，海森堡是一位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但他在應用、實驗方面的能力相當有限，然而他和他的小圈子排斥迪布納的團隊，一度掌控、左右著項目的方向，占用了大部分的資源和資金。過于自信的海森堡和他的同伙一直以為自己處于領先地位。當海森堡被阿爾索斯小組捕獲后面對古德斯密特審訊時，他說自己可以為美國的核研究提供指導。這一點也可以從農場大廳錄音得到證明，如巴戈特在書中所述，當他們聽說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后，最初完全不信，后來無比震驚，然后沮喪懊惱、相互指責，最后為自己的失敗尋找借口。

在政治上，古德斯密特指出，法西斯統治下的科學，不僅事實上沒有達到，而且永遠絕無可能達到民主國家的科學水平。幾乎在所有層次上，教條式思維和納粹的干預，缺乏自由討論和批評質疑，資源配置低效、不合理，這些因素都阻滯了科學的進步，摧毀了德國科學。古德斯密特對納粹科學和海森堡等科學家的批評一度受到強烈質疑，但隨著農場大廳錄音和更多文件的解密，古德斯密特的大多數評論被證明是準確的。

另一個與海森堡有關的引起爭議的問題，是1941年秋他在哥本哈根與玻爾會面時究竟說了些什么。事情的來龍去脈，巴戈特在書中有詳細介紹。當時海森堡以占領者的身份回到哥本哈根為納粹作文化宣傳，其間與玻爾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討論核問題。海森堡對他說，德國勝利已不可阻擋，而且他們兩年來一直在研制新型炸彈，有可能在戰爭期間成功。海森堡的話讓玻爾感到憤怒和恐懼，兩人談話不歡而散。

爭議起源于1956年瑞士作家羅伯特·容克（Robert Jungk）出版的一本書。容克基于對海森堡、魏茨澤克等人的采訪，對納粹核計劃及其失敗以及海森堡的1941年哥本哈根之行做了全然不同的描述。書中公布了海森堡對容克書面采訪的回復中的一部分（p.102-104）。海森堡說，他們當時已經認識到原子武器是可行的，只是過高估計了技術難度，但如果德國全力以赴，也有可能在戰時實現。不過，他說道，技術上的困難給了他們這些科學家更多的借口和更大的影響力，可以暗中拖延納粹原子武器的研制。他在哥本哈根，主要和玻爾討論科學家研制原子武器的道德問題，但由于他顧忌自身安全，只能說得很隱晦，因此給玻爾造成了錯誤印象，似乎他們正在全力以赴為納粹研制核彈并已取得重大進展。他予以糾正，但玻爾不信。容克在書中說，不久后另有一位德國原子科學家去找玻爾，嘗試糾正他的錯誤印象，同樣無果。

容克的書以及海森堡的這封信試圖掩蓋鈾俱樂部的科學家們為納粹研制原子彈這一事實，并謊稱他們暗中進行了拖延阻撓，因此，不是他們不能成功，而是他們不想成功。同時，在道德上攻擊了取得成功的曼哈頓科學家。所以，容克說：“看起來很矛盾，德國核物理學家生活在獨裁者的屠刀之下，他們聽從良知的呼喚，試圖阻止原子彈的制造，而他們在民主國家的專業同行們卻在毫無威脅的情況下，除了極少數例外，將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新武器的生產上。”

顯然，最尷尬的當屬玻爾。如巴戈特在書中所述，尼克叔叔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意義，就在于1941年秋季哥本哈根與海森堡的那次令他不快的會面，讓他為參與曼哈頓工程的科學家們解除了道德上的顧慮，他還為洛斯阿拉莫斯帶去了海森堡在哥本哈根為他草擬的“反應堆炸彈”的草圖。順便說一下，海森堡在哥本哈根給玻爾看的“反應堆炸彈”，符合他當時對核彈的認知。容克的書以及特別是海森堡這封信被容克宣稱為“現存最可靠的資料”，讓玻爾感到憤怒，從1957年《比一千顆太陽更亮》的丹麥譯本出版，到1962年去世，玻爾先后給海森堡寫了十一封信進行駁斥，但或許是擔心自己的言辭過于嚴厲，這些信都沒有寄出，但在2002年玻爾去世四十年后被玻爾檔案館公布，原計劃于2012年公布。我想，玻爾家族在那時公布這些信件，也許是迫于形勢，與弗雷恩的戲劇《哥本哈根》及其電視、電影版本在全球巡演、熱播，已造成巨大影響，有很大關系。該劇基于海森堡、容克等人提供的版本，描繪了1941年秋季的那次會面，而且對玻爾進行了攻擊：

海森堡：此時你正在從瑞典趕往洛斯阿拉莫斯。

玻爾：為十萬人的死亡盡綿薄之力。

玻爾：而你，我親愛的海森堡，你一生從未參與殺害任何一個人。

海森堡：……天堂里會有我的一個位子。

其實，特別受到海森堡困擾的不僅是活著的玻爾，連故去的愛因斯坦也遭到海森堡的類似攻擊。1955 年愛因斯坦去世后不久，海森堡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先是高度贊頌了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但話鋒一轉，指出愛因斯坦有一個嚴重過錯，即“向來憎惡戰爭的愛因斯坦，一定是被納粹的惡行激怒，于1939年致信羅斯福總統，敦促美國全力著手研制原子彈”，最終“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婦女和兒童。”。1974年6月，在烏爾姆，愛因斯坦的故居，海森堡第二次對愛因斯坦進行了更為細致的攻擊。與1955 年一樣，他首先對愛因斯坦在相對論方面的工作進行了慷慨評估。隨后，“為了使愛因斯坦的肖像不至于太不完整”，海森堡補充說，愛因斯坦確信，為了反抗希特勒，“使用最可怕的手段也是正確和適當的”，因此，愛因斯坦“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三封信，為美國啟動原子彈項目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偶爾，他還會積極參與這個項目的工作。”

海森堡對愛因斯坦的上述攻擊顯然歪曲了事實。首先，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信并不是“被納粹的惡行激怒”，更不是認為反抗希特勒可以不擇手段，而是出自對海森堡等人參與的納粹原子武器項目的恐懼；其次，愛因斯坦并沒有參與原子彈研制，更談不上“積極參與”，當然，即使參與了，也是與其他科學家同仇敵愾，與海森堡參與的納粹核項目競賽；再次，原子彈轟炸日本，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美軍無需登陸日本本土作戰，付出數十萬至上百萬美國士兵生命的代價，同時也可以挽救數百萬甚至上千萬日本兵、民的生命！ 海森堡不反思自己為納粹服務，卻反過來對愛因斯坦進行這種顛倒黑白的道德攻擊，實在不是高尚的行為！

海森堡、魏茨澤克等人與納粹做了浮士德式的交易，又在納粹失敗后極力洗刷自己，并為自己的失敗尋找借口。不得不說，他們的策略一度相當成功，通過文章和采訪以及容克、帕沃斯和弗雷恩之類作家的通俗作品，他們提供的故事被當成真實的歷史，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直到農場大廳錄音以及更多文件的陸續解密，人們才真正看清了真相。難能可貴的是，巴戈特沒有受到此類虛假歷史敘事的影響。

此外，關于羅伯特·奧本海默和愛德華·泰勒，物理學戰爭中的兩位核心人物，二人的關系也是特別值得深思的話題，我也想做些補充。一位“原子彈之父”，一位“氫彈之父”，是核時代的兩個標志，可以說，兩人的命運及其決裂是核時代最具象征性的個人悲劇。他們帶著各自的人性特點以及創造和毀滅的力量，在個人理想和國家安全、科學與政治的漩渦中，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前進，兩位價值觀迥異但一直惺惺相惜的好友，最終在聽證會上走向無法避免的決裂。科學抱負與政治追求在二人身上復雜地混合。他們都是很有天賦的科學家，但都沒能登上科學巔峰，做出最高水平的成就；他們積極投身政治，取得偉大成就，成為時代的標志，卻都以悲劇性的方式收場。聽證會結束后，奧本海默的政治生涯被摧毀，而泰勒遭到科學界的唾棄。

不過，奧本海默的悲劇，不只是時代對他的報復，也是他的人性釀成的苦果。戰后的幾年，帶著“原子彈之父”這一巨大光環，奧本海默風光無限，萬眾矚目，一躍成為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學家，不停地穿梭于國內、國際各種學術論壇和委員會會議之間，頻繁地出現在電視、電臺和報紙上。

然而，正如巴戈特在書中提到的，盡管奧本海默魅力依舊，但他的性格缺陷同樣絲毫未減。他經常以看似漫不經心的傲慢，不加掩飾地蔑視那些他認為智力低下或頭腦不清的人，并加以尖酸刻薄的貶損，以顯示自己在智力上的優越。最終，他為自己制造了一位真正強大的敵人。

圍獵奧本海默的關鍵人物劉易斯·斯特勞斯曾經算是奧本海默的伯樂，1946年底，斯特勞斯作為普林斯頓高研院董事會聘任委員會主席，力主聘請奧本海默作為下一任院長的人選，把奧本海默從西岸的伯克利帶到東岸距華盛頓更近的普林斯頓。而且，面對針對奧本海默的各種不利流言，斯特勞斯不為所動，并采取了保護的態度，確保奧本海默順利得到這一待遇極為優厚的職位。

此后數年，二人的來往一直比較密切。然而，奧本海默的自大和傲慢突然改變了這一切。斯特勞斯是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成員，而奧本海默是總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在1949年6月一次原子能聯合會議上，劉易斯·斯特勞斯提出理由反對出口同位素，而主張出口的奧本海默在反駁斯特勞斯時毫不掩飾自己的傲慢和輕蔑，還賣弄機巧，當眾取笑、羞辱了他，使現場的觀眾哄堂大笑。本來兩人只是在政治上立場不同，沒有私人仇恨，但這次羞辱，奧本海默把自己變成了斯特勞斯的私敵！

而泰勒走到聽證會上做出使他后來背負“背叛”惡名的證詞，卻并非出自私人恩怨。眾所周知，奧本海默與泰勒在氫彈研制問題上長期持有尖銳對立的立場，但在聽證會上，泰勒的發言相當謹慎和克制。他不認為奧本海默不忠于美國，也不認為奧本海默是間諜，更不認為奧本海默會在知情的情況下傷害美國。但他認為，奧本海默在事關國家安全的政策上屢屢“判斷失誤”，因此，“如果問題在于智慧和判斷力，如他1945年以來的行為證明的，我會說不給他安全許可會更明智。”

除了泰勒，還有一位重量級科學家，路易斯·阿爾瓦雷茲，在聽證會上提出了對奧本海默類似的指控。 阿爾瓦雷茲是歐內斯特·勞倫斯的助手，也是一名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和奧本海默有長期的共事經驗，196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曾說“奧本海默玩政治是4B，大學畢業水平，而我只是大學一年級水平”。在聽證會上，阿爾瓦雷茲拿出自己的日記，指證奧本海默勸說許多科學家反對美國研制氫彈，而且，他認為，“奧本海默的判斷力極為糟糕”。

實際上，在聽證會之前，檢察官羅杰爾·羅伯和助手曾專程前往伯克利訪談勞倫斯和阿爾瓦雷茲。談起奧本海默這位以前的同事和曾經的好友，勞倫斯情緒有點激動。他告訴羅伯，他和同事們都被奧本海默“蒙騙”了，“我愿意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但他認為“奧本海默所做的一切確實出自很糟糕的判斷”，他很嚴肅地對羅伯說，他的這位曾經的朋友，“永遠不應該再參與任何決策了”。

阿爾瓦雷茲的反應更加激烈，在控訴了奧本海默的一些行為之后，他甚至對羅伯透露，英國情報機構的領導曾告訴他，“奧本海默是一名蘇聯間諜，比福克斯還壞”。二人本來答應按照約談的內容在聽證會上作證。但勞倫斯被貝特、拉比等人勸阻，擔心如果執意參加，自己的實驗室日后申請項目時會遭拉比等人報復，加上突發危及生命的腸炎，勞倫斯決定不出席作證，并電話叮囑阿爾瓦雷茲也不要作證。阿爾瓦雷茲猶豫再三最終還是出席了，但在作證時相當克制。可以想見，如果勞倫斯出現在聽證會上，對奧本海默的殺傷力將超過泰勒。

不管怎么說，奧本海默和泰勒是長期的朋友和同事，他們走向對立，既是各自的信念驅使的，也是時代推動的，奧本海默要拯救人類，泰勒想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們都做了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他們的悲劇，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人性的結果。奧本海默是悲情英雄，泰勒也不是妖魔。1987年，泰勒發表了一封給貝特的公開信，懇請貝特以及科學家們支持里根政府發起的戰略防御計劃(SDI)，在“洛斯阿拉莫斯”一節中有一段：

關于原子彈，我的一個遺憾是，我們失去了通過向日本人展示炸彈而無需摧毀城市來結束戰爭的機會。我記得，在1945年夏初……奧本海默勸我，物理學家不應該對這些決策的事提建議。我太容易被說服了。后來，我得知，奧本海默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建議，他提出，確實應該投擲原子彈。然后，沒多久，奧本海默就說出了他那句名言，“物理學家們已經認識到罪惡了”。我想說，物理學家們已經認識到力量了。

不論是奧本海默看到了罪惡，還是泰勒看到了力量，物理學的戰爭，都是物理學家的戰爭，那么物理學家要為戰爭負責嗎？

關于這個問題，書中布羅諾斯基轉述西拉德的一句話給出了答案。布羅諾斯基從廣島回來不久，無意中聽到有人當著西拉德的面說，科學家的發現被用于毀滅，是科學家的悲劇，西拉德回答說，這不是科學家的悲劇：“這是人類的悲劇。”因此，物理學的第一次戰爭，其實不是物理學家的戰爭：這是人類的戰爭。確切地說，是人類反抗魔鬼的戰爭。而科學家面臨的選擇是，與魔鬼共舞，還是站在人性一邊。

最后，感謝廣西師大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翻譯這本書；感謝梁鑫磊編輯在翻譯的過程中不斷給與支持和鼓勵。由于本人學識和能力有限，譯文可能有不少錯誤，懇請讀者原諒并指正。

戴建平

2026年1月9日于南大和園

BOOK

推薦圖書

《物理學的第一次戰爭與原子彈秘史1939—1949》

[英] 吉姆·巴戈特 著 戴建平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4月

一場橫跨十年、席卷全球的物理學戰爭，一部解讀首枚原子彈研發歷程的入門作品。本書以1939—1949年為軸心，利用英國軍情六處的解密檔案、美國密碼專家破譯的蘇聯密電等，全景式展現了美、蘇、德三國原子彈研制的殊死競賽。從挪威突擊隊炸毀納粹重水工廠、福克斯向蘇聯輸送核心圖紙，到三位一體核試驗、廣島長崎蘑菇云升起，完整還原十年核競賽真相。作者以專業功底通俗拆解硬核科學知識，鮮活刻畫愛因斯坦、奧本海默、海森堡等科學天才的掙扎與抉擇。全書節奏緊湊，將科學原理、間諜暗戰、人性掙扎熔于一爐，道盡天才、野心與陰謀如何改寫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