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之死：奉公錦江四十六年后，她倒在一場感冒里，身后卻留下兩樣特別交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北京。

那個把錦江一手辦起來、又在一九五一年把它奉公的人，走完了九十八歲的一生。她不是倒在什么驚天動地的大病上，最后拖垮她的，偏偏是一場老人最怕的小感冒。

小病入院，沒再出來。

她這一生，最不缺的就是硬仗。

幼年生在上海貧苦人家，十三歲被賣入青樓。后來碰見夏之時，她給這門婚事開過三個條件：不做小、要讀書、要一同辦家也辦事。這個女子，一開口就不是認命的路數。

婚后不久，她隨夏之時東渡日本，在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讀書。那時她年紀輕，眼界卻已打開。她后來最看重的“女子要先經濟獨立”，種子就是那幾年埋下的。

可日子沒按她設想的路走。

回到四川后，她一點點看清，丈夫并不是她早先以為的那種新式人物。家里舊規矩重，重男輕女也重。等到矛盾逼到孩子身上，她終于帶著四個女兒離開四川，回到上海，和夏之時分居，后來正式離婚。

她把尊嚴保住了。

上海的路，更難。

她辦過工廠，也遭過戰亂和破產。一九三五年前后，錦江川菜館、錦江茶室先后辦起來。做生意只是表面，里頭還藏著另一層身份：接待進步人士，掩護地下工作，傳遞消息，印刷材料。錦江后來能成名，不只因為菜好、地方體面，還因為它在風雨里站過隊。

新中國成立后，她把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產業交了出來。一九五一年，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室并入新組建的錦江飯店。她后來回憶那時的心思，很直白：革命成功了，還有很多事可做，不怕沒事做，就怕做不來。

這就是她的脾氣。

可到了晚年，她最放不下的，還是兩樣東西：舊人，和舊事。

她和鄧穎超相識于艱難年月。往后許多年，遇到事，能說上話、能懂她心思的人，越來越少。鄧穎超去世后，董竹君受的打擊很深。家里人發現，她發呆的時候多了，話少了，人也慢慢沉下去。

她手邊常留著幾樣紀念物。那不是普通擺件，是舊交情留下的痕跡。舊人一個個走了，她像站在原地，目送一個時代退場。

她更安靜了。

一九九七年，她的自傳《我的一個世紀》出版。四十多萬字，寫完了，像把一生的賬都理完了。那一年，香港回歸，她在電視上看見那個場面，心里是亮過一下的?？闪吝^之后，又慢慢靜下來。

這一年春天，她接受電視采訪，談得最多的還是婦女問題。

她說自己是苦出身，從小住在貧民區，見慣了窮苦。她不是后來才裝出關心婦女的樣子，而是從早年受過的苦里，一步一步長出來的認識。她對人生也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話：隨遇而安。

可白天說得再平靜，夜里卻未必真能安穩。她晚年睡得越來越少，常常半夜醒來。燈一亮，舊事就一件件回來：青樓、東渡、離家、創業、牢獄、孩子們，還有夏之時。

這個人，她到老也沒忘凈。

他們年輕時喜歡一支外國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多年以后，人散了，事盡了，她偏偏把這支曲子留到了身后。這個安排，不是臨時起意。那里面有她年輕時逃出火坑的影子，也有她一生最深的一段糾葛。

入冬后，她患了感冒。家里人不敢大意，趕緊送醫。老人感冒，最怕反復。住院期間，她見到了《我的一個世紀》的樣書。那本書捧在手里，分量很沉。她摸著封面，看著圍在床邊的子孫，臉上還是有光。

像是終于交卷了。

十二月六日，她沒能再挺過去。

幾天后，報上登出消息：政協第二至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著名民主愛國人士、我國早期女企業家董竹君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九十八歲。

她身后留下兩樣特別交代。

一是墓碑上寫三句話：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不因冷落而懷疑信念，亦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

二是追悼會上放《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這三句話，像把她一生釘死了。

十三歲被賣，她沒低頭；婚姻走不下去，她轉身就走；事業毀過，她再起；錦江奉公，她不戀財；晚年為恢復錦江舊史奔走，她九十多歲還不肯停。別人求圓滿，她求的是不改。

追悼會那天，樂聲響起。

那支《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在廳里一遍遍回旋。她一生送走了太多人，到了最后，連自己也像那朵留到最后的花。可她不是被風吹落的，她是把該做的事做完了，自己把門關上了。

北京冬天的風，從靈堂門口掠過去。曲子還在放，黑白照片里的董竹君微微側著臉，像又把那一生硬硬地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