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最近，我和同事與一群剛完成大學一年級學業的學生交流，話題是如何把人工智能作為研究工具使用。這些學生都很有才華，也很有想法。
我問了一個看上去似乎無關的問題：“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在高中時作弊過？”大多數學生都舉起了手。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并不孤單，他們看起來既不尷尬，也不羞愧。
這并不是我第一次向學生提出這個問題。每一次，結果都大致相同。等學生走進大學課堂時，許多人早已接觸過作弊，并且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有道理”，比如在成功壓力之下。
需要說清楚的是：人工智能并沒有制造這一代學生的學術不端問題。遺憾的是，這個問題早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就已存在，而且根源更深。
許多大學生誠實且勤奮。但也有一些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已經習慣了美國高中里的學術不端行為。教育心理學學者埃里克·安德曼2018年寫道：“學術作弊在美國各類高中都很普遍。一項大型全國性研究的數據顯示，51%的高中生承認自己在考試中作弊過。”
而在賓夕法尼亞州一所高中，2018年一項校內調查的100名受訪者中，有90人“承認至少有一次在某種學校作業上作弊”。
他們也可能知道作弊是錯的，卻用“別人都這么做”或“老師沒有盡責”來為自己辯解。還有一些學生可能并不完全明白，在不同情境下什么才算作弊，或者并不認為自己的做法屬于作弊。
這種思維方式會讓那些偶爾作弊的學生不把自己視為“作弊者”。社會學家格雷沙姆·賽克斯和戴維·馬察把這種傾向稱為“中和技術”。也就是說，人們會借助自己內化的世界觀，為明知錯誤的行為尋找正當性。
2020年一項針對840名大學本科生的研究發現，其中32%的人曾以某種方式在考試中作弊。像我這樣的大學教授，如果懷疑學生作弊，可能會傾向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者試圖通過改變評價學生的方式來解決作弊問題。
例如，《華爾街日報》2025年報道稱，全國各地的教師正在放棄寫作作業，因為學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完成這些作業，轉而恢復課堂測驗和考試。
在哈佛以及其他學校，違反作弊規定的學生可能面臨從課程不及格到被開除的后果。但許多教師并不會把作弊事件上報給負責執行這些規定并作出處罰的管理人員。
很少有高校建立起系統的學術誠信課程，把作弊視為一種習慣，并在學生四年的大學教育中持續加以矯正。作弊和其他壞習慣一樣，只能通過長期、漸進的方式來戒除：既要有支持性項目，也要在學生被發現時施加明確而嚴厲的后果。
2014年至2018年間，俄亥俄州立大學上報的學術不端案件增加了57%。這很可能仍是低估，因為大多數相關案件并未被上報或調查。
麥克勞克林寫道：“改變這項政策，清楚表明這所學校并不信任我們能夠學會做一個有誠信的成年人。這很令人難過。也許，這也合乎情理。也許，我們并不配得到這種信任。這就更令人難過了。”普林斯頓大學最近也放棄了實施133年的考試不監考禁令。
我并不把自己的學生看作作弊者，也不愿用那種會把教學變成執法活動的懷疑眼光看待他們。但我和我任教的學院都有責任承認，學生在養成良好學術習慣方面需要大量幫助。
除非高校承認這些事實，否則幾乎不可能遏制作弊的普遍蔓延。教師可以先從在課程中持續引入學術誠信討論做起，并引導學生思考：他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是否愿意靠走捷徑、鉆制度空子來生活。只有這樣，高校才有希望建立起托賓所說的學生“對學術誠信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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