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納粹帝國二號人物戈林元帥，在戰敗后的紐倫堡審判中，曾經發出這樣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慨之言：“蘇芬戰爭是人類戰略歷史上最大陷阱。”
戈林的意思是，蘇聯紅軍在1940年蘇芬戰爭中的笨拙表現，使得第三帝國的領袖們深信俄國不堪一擊，并由此下定決心發起入侵蘇聯的戰爭，但結果卻遭遇了毀滅性的災難。
對于美國的對手，今天的伊朗戰爭同樣可能產生這樣的幻覺，尤其是因為戰爭結果而輕率低估美國的軍事實力。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美國在伊朗的戰敗，不是基于軍事能力，而是基于政治潰敗，即特朗普不顧國內政治現實，在完全不理解伊朗政權的韌性前提下，發起了一場政治上必敗的戰爭。
這種戰爭，不僅僅是當今世界任何大國都打不贏，實際上也是冷戰后最巔峰的美國也不能打贏。
美國入侵伊朗的必然失敗從來都是一種殘酷的現實，戰爭進程受無法克服的地理環境和非戰政治的嚴厲約束，其結果絕不是單純的軍事技術優勢所能改變的。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美國軍隊和以色列軍隊在這場戰爭中的戰術表現事實上相當優秀。
美軍戰損只有十三名士兵，損失飛機二十多架，其中大多數損失都是事故或自損而非伊朗的打擊，以色列軍隊的表現更加優異，與伊朗交戰幾乎沒有大型戰機和人員戰損，當然固定設備的損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客觀而言，這些在美方準備完全不足的入侵戰爭中是根本無法有效保護的。
與之相應的是，美軍和以色列軍隊展現出極其恐怖的動態感知和信息捕捉能力，能夠極短時間內鎖定關鍵目標，以致于幾乎殺光了伊朗軍政的所有高層，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成就——這種驚人的戰術成就，并不能轉化為戰略成功。
相比阿富汗戰爭期間，美軍在信息戰和動態捕捉中的優勢實際上是大大增強的，這是這場戰爭帶給我們不可忽視的客觀現實。
最重要的是，此戰過后，美軍一定會痛定思痛，從中吸取經驗，并在下一場戰爭中變得更加強大。
眾所周知，烏東沖突的挫折，迫使烏克蘭軍隊做出了徹底的改革，大大增強了烏克蘭軍隊的組織和實力；2025年十二日戰爭，讓伊朗軍隊進行了分散化改革，并締造了今天相對低成本的伊朗勝利。
而美軍在經歷伊朗戰場的挫折之后，一定也會從中學習到很多極為具體的新型戰爭教訓，并變得更有適應性，尤其是涉及大型艦艇、無人機和導彈等問題，這些都是未來遠東戰場可能遭遇的重大考驗。
對此，這兩年的幾次戰爭都是有著深刻借鑒的：
當俄國人懷著2016年的烏克蘭軍隊印象、美國人懷著2025年的伊朗軍隊形象發起戰爭時，他們迎面遇到的卻是一支與過去完全不一樣的敵人，這其實就是過往“失敗”陷阱之所致，即失敗反而加強了他們的對手——如同蘇芬戰爭反過來加強了蘇聯軍隊一樣。
的確，美國在伊朗的重大失敗，相對乃是我們的巨大戰略勝利，這點毫無疑問，勝利本身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一種致命的詛咒。
《呂氏春秋》曾有一則偉大的對話展示其中的危險：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
勝利容易讓我們低估危險，勝利容易讓我們輕視敵人，勝利容易讓我們忽略最值得警惕的細節和變化。
回想今天俄羅斯人在烏克蘭和特朗普在伊朗的困局，這何嘗不是他們之前不斷“驟戰而驟勝”的結果所致？
所以，對于我們來說，伊朗的勝利固然偉大，但如何利用這種勝利而不為其誤，顯然更是我們應該從俄國和美國身上吸取的教訓，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在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考驗中取得千年難遇的重大勝利。
慕容垂對苻堅說：
“弱并于強，小并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圣心足矣，何必廣詢朝眾！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眾之言，豈有混壹之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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