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丁雅梔】編者的話：“我只是想要他們的忠誠。”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與北約秘書長呂特會面時這樣說道。他點名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這幾位北約盟友，稱對其未能在對伊戰爭中給美國提供協助感到失望，并強調“我們對他們那么忠誠，總是為他們而戰”。近來，美方越發明顯地在國際事務中采取單邊主義和“叢林法則”做法，頻繁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國家施壓，這種擾亂國際秩序的行為侵蝕了其盟友的信任并損害了其國際聲譽。今天，在“獨立250周年，美國的變與不變”系列的最后一篇報道中，我們將講述美國外交戰略在歷史上的幾次重大調整，并剖析當下美國外交手段變化的背后，它那依舊沒變的追求全球霸權、維護自身獨尊地位的野心。

美國慶祝獨立，盟友謀求自立

“美國下個月將慶祝《獨立宣言》發表250周年，屆時其伙伴與盟友也將加入慶典。然而在幕后，這其中多國正努力謀求對美獨立性。”英國記者吉迪恩·拉克曼6月24日在《金融時報》撰文稱。他認為，從去年4月美國政府宣布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多國加征所謂“對等關稅”，到今年早些時候特朗普威脅“奪取”格陵蘭島，再到本月美國政府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外國主體使用Anthropic公司最新人工智能模型，美國與傳統盟友之間的關系氛圍正發生變化。昔日伙伴正逐漸意識到，與美國的長期密切聯系，不僅無法讓他們免受美方施壓，反而可能成為自身潛在弱點。歐洲各國政府越來越多地談論“經濟主權”，希望擺脫對美國企業、產品、武器裝備等的依賴。

美國對盟友的施壓遠不止在經濟領域。去年2月，美國副總統萬斯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時發表“刀刃向內”的演講，令歐洲盟友既意外又憤怒。他直接批評歐洲國家“正遠離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正是美國與歐洲共享的基礎”。去年12月，白宮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寫入“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將西半球界定為美國的“核心利益區”，從關注全球事務轉向聚焦美國本土及周邊安全。行動上，美國對一系列國際機制選擇性參與，在應對氣候變化、對外提供援助等方面減少公共產品供給，大幅減少在非核心利益區的軍事與外交投入，要求盟友為地區安全承擔更多責任。

今年1月，五角大樓發布《國家防務戰略》，開篇直言：“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忽視甚至拒絕將美國人及其切身利益放在首位。”文件直接批評歐洲和亞洲盟友多年來依賴美國補貼防務。上個月，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走上香格里拉對話會的演講臺，開門見山地說：“美國為富裕國家承擔防務開支的時代已經落幕。我們需要的是伙伴，而非被保護國。”赫格塞思逐一點評了幾乎所有主要太平洋伙伴的防務投入，點名表揚韓國、菲律賓等國，又特別對西歐盟友表示“西歐或許可以從亞洲伙伴身上借鑒一些東西”，諷刺與施壓意味不言自明。

對全球霸權的“精細化維護”

事實上，美國在建國初期曾奉行孤立主義，后經過幾次重大外交戰略調整，才逐步搭建起全球盟伴體系，完成從區域擴張到全球霸權構建的蛻變。回顧這一歷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龔婷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外交戰略的演進可大致分為6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至19世紀初的起步階段，尤其“門羅主義”的出臺為美國獨霸美洲、在美洲大陸開展地緣擴張奠定了核心思想基礎。

“門羅主義”由美國時任總統門羅于1823年12月提出，當時他向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發出警告“不要干涉那些剛剛擺脫歐洲統治、獲得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形成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號。約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賈里德·帕克將其評價為美國外交史上“最重要的宣言”，稱其同時具備孤立主義、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三重色彩。

“19世紀末的美西戰爭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轉折點。”龔婷表示，美國憑借此戰勝利鞏固了在美洲的主導權，對外戰略由此實現重大升級，告別了單一深耕美洲本土的區域擴張模式，開啟了第二階段的兩洋拓展進程，逐步向大西洋與太平洋兩大戰略方向延伸勢力范圍，完成了從美洲區域強國向跨兩洋擴張型國家的轉型。

第三階段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是美國蓄積實力、搭建全球地位根基的關鍵階段。在前期，美國總體秉持外交中立立場，充當各國的物資與軍備供給方，借助戰爭積累經濟、工業與綜合國力，成長為全球頭號經濟強國。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正式參戰，通過大力援助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深度參與戰后國際秩序構建，同時依托戰時合作紐帶，初步搭建起以自身為核心的盟友體系，尤其鞏固了歐洲方向的盟友合作基礎。

1944年，當各國代表聚集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小鎮時，美國已是唯一有能力為戰后世界“立規矩”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相繼誕生，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與此同時，1948年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1949年成立的北約，為滿目瘡痍的西歐提供了經濟輸血與軍事護盾。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斯泰爾寫道，歐盟、北約、世貿組織等如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秩序基石，無一不是在美國領導下設立的。

第四階段是冷戰時期，也是美國全球霸權體系成型的核心階段。這一時期，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陣營核心強國，長期針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實施遏制戰略。美國持續強化對盟伴的控制，分別構建起跨大西洋歐洲盟伴體系與亞太盟伴體系，最終形成全球盟伴格局，確立了自身霸權體系框架。

冷戰結束后，美國進入單極霸權擴張的第五階段。這一階段，憑借遠超其他國家的綜合實力優勢，美國自詡為“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引領者”，在全球范圍內大肆推行單極霸權主義，同時持續鞏固、細化全球盟伴體系，進一步擴張自身的全球影響力與控制力。

然而，這也給美國帶來過度擴張的風險。在2001年“9·11”恐襲事件后，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發動了長時間的戰爭。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將當時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政策稱為“一場外交政策災難”，兩場漫長戰爭的泥淖最終成為透支美國信譽與財力的賬單。

此外，冷戰后，失去蘇聯這一共同威脅作為“黏合劑”，北約盟友也開始各打各的算盤。布魯金斯學會分析認為，隨著世界走向碎片化與多極化，美歐之間的合作將越來越呈現“議題專項化”特征——只在利益恰好契合時才攜手。昔日的“鐵桿盟友”關系，就這樣悄然變成了一單一單“生意”。

2026財年，美國國防預算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盡管美國已于2021年從阿富汗撤軍，但軍費和國防支出仍持續攀升，并未因戰爭結束而回落。當下，美國民眾對海外軍事承諾的耐心正在耗盡，相關民調顯示，支持為盟國動用軍事力量的人只占少數。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分析則揭示出這種民間情緒如何為當下美國“戰略收縮”提供了政治基礎：特朗普將“反全球主義”包裝成“為美國人服務而非為全球利益買單”的政治敘事，在選民中引發強烈共鳴。

龔婷表示，當下，美國進入外交戰略調整的第六階段。此輪調整發軔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其第二任期逐步定型，核心導向是“美國優先”，本質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精細化維護”。調整的核心邏輯是重新界定美國核心國家利益，優先保障美國本土與在西半球的利益，優化美國全球霸權運營的成本與收益結構，摒棄在其看來低效、高成本的戰略投入。具體體現為兩方面：一是重構全球戰略優先級，將本土、西半球列為戰略重心，同時聚焦所謂“印太”地區，重新排序全球戰略布局重點；二是主動卸載其所認為的“包袱”，規避部分全球治理和多邊義務，壓迫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義務，直接導致近年來美國與諸多盟友的分歧加劇、矛盾激化。

美對外擴張已到瓶頸

今年5月，對外關系委員會發表題為“收縮與過度擴張”的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美國的所謂“戰略收縮”只是外交風格上的調整，從來不意味著“放棄全球影響力”。文章警告稱，歷史上每當外界認為美國的收縮政策“未能應對某種增長中的挑戰”時，美國就會迅速重返激進主義。換句話說，“收縮”是臨時姿態，擴張才是美國的本能。

“美國維護甚至強化全球單極霸權的核心訴求從未改變。”龔婷表示，無論外交手段如何變化，美國始終保留著霸權護持的武力本能。當下，美國動輒使用武力，已對全球秩序與國際關系造成了顯著負面影響。此舉加劇了國際關系中“叢林法則”回潮，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持續沖擊、破壞二戰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此外，美國單邊利己的戰略導向，導致其與全球多數國家的關系持續惡化。其與歐洲盟友在安全布局、經貿合作、意識形態協作等多個領域的裂痕不斷擴大就是例證。近期多項民調也清晰印證，美國的國際形象正持續下滑，國際信譽不斷流失。

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說，美國自獨立以來始終帶有強烈的擴張屬性。19世紀主要表現為北美大陸擴張，20世紀則演變為全球范圍的力量投射。即便被視為偏離傳統建制路線的特朗普政府，在擴張訴求上仍與美國主流建制派思維無根本區別。無論是對格陵蘭島等外國領土的覬覦，還是謀劃購島作為其海外據點，都反映出美國擴張慣性的延續。李海東認為，當下美國的處境是其對外擴張已逐漸到了瓶頸，面臨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所論述的“帝國過度擴張導致其衰退”的困境，美國海外擴張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失衡正在加劇，擴張行動不斷遭遇挫折，已很難像過去那樣持續推進。

結語：在美國獨立250周年之際，本系列報道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維度重新審視了這一大國兩個多世紀的演變邏輯。從年輕共和國到全球霸權，從“熔爐社會”到身份政治，從“門羅主義”到“美國優先”……美國的形態始終在變化。但在其背后，美國的深層基因始終沒變：對權力的爭奪、對資本的依賴、對擴張的沖動、對“美國例外論”的執念、對維護霸權的渴望。“變”塑造了美國的時代面貌，“不變”則決定了美國循環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