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孫殿英被俘，劉伯承言其曾助我軍，不可處死；孫殿英跪謝共產黨背后有何故事？
1947年4月初，豫北的夜風還帶著嶺上殘雪的寒意，劉鄧大軍悄然逼近湯陰。燈火零落的城墻上，駐防官兵打著寒噤，卻沒人敢松勁：他們的司令叫孫殿英，一位在北洋、偽政權和國民黨之間幾經周轉的老牌軍閥。
湯陰之所以成為焦點，緣于鐵路、公路在此交匯，像釘子一樣釘在華北的交通命脈上。蔣介石急需用它牽制華北解放區兵力，胡宗南則借機鞏固自己地盤。孫殿英看準這一點，花重金打通關節，將防區盤下。外人說他唯利是圖，他卻常拍著桌子辯解：“打仗也得講本錢。”話雖粗俗，卻道出舊軍閥式的算盤。
城防可謂下了功夫：老城墻加高壘厚，外加楔形火力點、反坦克溝、暗設地雷。孫殿英篤信硬殼子防御，甚至揚言“讓他們來吧，看誰啃得動”。可他沒料到劉伯承壓根不想在城墻上做文章，而是選擇了更擅長的“圍而打援”。
為切斷外援，解放軍先在湯陰外圍擺開口袋，專盯著救兵。4月中旬，新八軍、四十軍先后被截擊于彰德、安陽一線，僅余殘兵敗逃。城里守軍驚惶，孫殿英仍鎮靜，調高空中呼號，但國民黨空投的彈藥多數掉進了解放區，甚至有箱子墜入護城河——諷刺得像一出啞劇。
此時不少老兵回憶起抗戰歲月：當年太行深處，129師轉移需要通過孫殿英控制的公路，他默許了一晚“封路”，還私下送出數十支輕機槍。是交易還是情分，當事人不肯明說，但那層薄薄的舊誼，卻在今天悄悄發酵。
5月1日晚，大雨掩護下總攻開始。炮火持續不到兩個時辰，最外層碉堡便被撕開口子。天色尚暗，城門已亂，孫殿英被部下簇擁著逃向北隅，卻被早埋伏的連隊攔腰截住。5月2日拂曉，孫殿英舉起手臂，結束了自己最后一次“固守”。
俘虜被押往臨時指揮所。警衛悄聲詢問：“劉總，這人留還是處決？”劉伯承抬眼看向那位滿頭白發的軍閥，聲音低卻清晰：“他給過我們一條活路，不能殺。”孫殿英聞言，膝蓋一軟，撲通跪下，“老劉，舊賬難還，共產黨大恩，大哥我認了！”
戰俘營里沒有想象中的鞭笞，首先到來的竟是一支醫療小組。多年鴉片把孫殿英折磨得骨瘦形銷，醫護給他送去稀粥和限量鴉片替代品，隨后逐日減量。他疼得滿身冷汗，卻仍忍不住感嘆，“真沒想到還能有人管我的死活。”
為什么要寬待？除了那段并肩抗日的余溫，更重要的是解放軍的政策——“瓦解國民黨軍心，首要是不殺俘”。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贏得民心、削弱對手的現實策略。孫殿英的例子剛好提供了現場教材：昔日混跡諸侯、陰晴不定的軍閥，一旦得見區別待遇，舊日部下也隨之心思動搖。
休養期間，劉伯承只同他見過兩次。一次是解開繩索當晚，另一次是七月酷暑，為的僅是問一句身體好些沒有。兩人談到昔日太行之事，氣氛甚至帶著幾分唏噓。臨別時孫殿英說：“人若沒有立場，就像浮萍，風一吹就飄。”劉伯承沒有接話，只是點頭。
可是戒毒談何容易。長期的依賴，再加年近花甲，讓孫殿英的身體很快垮塌。9月30日傍晚，他在病榻上停止呼吸，享年63歲。整理遺物時，只找到一支殘缺的象牙煙槍和一張折疊多次的家信，信上寫著：“世事如棋，悔不當初。”這幾字模糊不清，卻像給那個橫跨三個政權的傳奇打上了收尾符號。
豫北秋風起，戰役早已結束。孫殿英被簡樸下葬，墓碑上僅刻姓名與日期，未提生平功過。于大軍而言，他不過是一個被歷史裹挾的過客；但對俘虜政策的執行者來說，此案卻證明：在槍火紛飛的年代，一點舊情加上制度化的人道處置，足以撬開對方一座城，更能撬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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