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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蒂·埃勒揚（Misty Eleryan）是洛杉磯地區的一名皮膚科醫生和莫氏顯微外科醫生。亞當·弗里德曼（Adam Friedman）是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與健康科學學院皮膚科主任。

每年，一份“安全防曬產品指南”都會引發不必要的擔憂。

每年夏初，一個熟悉的循環都會重復上演。非營利組織環境工作組發布年度防曬產品指南，重新點燃人們圍繞防曬產品安全性的恐懼。該指南傳遞的信息可以預料：既安全又有效的防曬產品很少。消費者應當保持警惕。

今年的相關報道，包括 CNN 上個月的報道，延續了健康新聞報道中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把理論性擔憂與已證實的臨床危害混為一談，同時淡化紫外線輻射已經得到充分確認的危險。這種失衡正在越來越多地塑造患者行為，而作為皮膚科醫生，這讓我們感到擔憂。

皮膚癌是美國最常見的癌癥。每日進行廣譜防曬保護，包括使用防曬產品、尋找陰涼處和穿戴防護性衣物，是最有證據支持的預防措施之一。然而，只有少數美國成年人表示自己會堅持使用防曬產品。削弱人們對防曬產品信任的信息傳播，并不會有所幫助。

我們已經在臨床上看到了這種后續影響。越來越多患者開始抵觸使用防曬產品，因為他們被引導著相信防曬產品有毒。有些人正在放棄防曬產品，轉而使用社交媒體上推廣的替代品，例如牛脂或椰子油。與此同時，黑色素瘤發病率仍在繼續上升，尤其是在較年輕人群中。

需要說清楚的是，環境工作組提出的批評并非全無道理。該組織正確地提出了有關監管現代化和允許防曬產品創新的問題。但這份指南的問題在于它呈現風險的方式。它把不確定性呈現為危險，把理論上的危害呈現為已經成立的損害，而這兩者并不相同。

例如，這份指南繼續強調某些有機紫外線過濾劑能夠經皮吸收。科學家確實可以在一個人涂抹這些成分后，在其血液中檢測到它們。但僅僅檢測到，并不能證明存在生物學危害。現代分析檢測方法能夠在極低濃度下檢測到物質，而這些濃度往往遠低于具有任何臨床意義的閾值。即便是在防曬產品安全性討論中經常被引用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研究，也明確表示，僅僅發生吸收并不意味著產品不安全，這一區別卻常常在媒體報道中被忽略。

同樣，環境工作組呈現其防曬產品排名時，仿佛這些排名反映的是被廣泛接受的科學標準。現實情況是，這些排名基于一套評分體系，而該體系并未獲得主要皮膚病學組織、腫瘤學組織或監管機構的批準或采納。

與此同時，紫外線輻射的危險既不是理論上的，也不是不確定的。紫外線暴露是已知致癌因素，幾十年來的臨床數據和流行病學數據都將其與黑色素瘤和非黑色素瘤皮膚癌聯系起來，也將其與色素異常、過早老化等皮膚問題聯系起來。

在關于防曬產品有效性的說法上，該組織同樣忽視了重要信息。環境工作組批評過更高 SPF，也就是防曬系數配方具有誤導性，并指出在實驗室條件下，SPF 100 提供的保護并不是 SPF 50 的兩倍。這在技術上是正確的，但實驗室并不反映現實中的使用方式。大多數患者涂抹的防曬產品遠少于推薦用量，還會漏涂某些部位，也不能及時補涂。更高 SPF 的產品可以提供有意義的容錯空間，有助于彌補涂抹量不足和使用不規范的問題。

美國在批準更新型紫外線過濾劑方面確實落后，原因在于長期存在的監管限制。皮膚科醫生和研究人員多年來一直提出這一擔憂。但過時并不等于無效。現有防曬產品仍然是安全、有效且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減少與紫外線相關的傷害。當健康新聞記者或非營利組織在缺少適當背景的情況下發布預防性提示時，建議就可能滑向危言聳聽，削弱公眾對已知能夠挽救生命的干預措施的信任。

最好的防曬產品，并不是環境工作組認為完美的那一款，而是人們能夠在整體光防護策略中持續使用的那一款。使用 SPF 防曬產品，配合穿著防曬衣物和尋找陰涼處，仍然是降低皮膚癌發生風險的基礎性做法。這個信息也許不如近期那些標題聳動，卻遠更符合現有證據。

環境工作組這樣的組織以及主要媒體機構，對公眾如何理解風險具有重大影響。有這種影響力，就有相應的責任。關于不斷發展的科學進行報道時，應當包含適當背景、平衡的風險呈現方式，并納入每天管理皮膚癌患者的臨床醫生的意見。

制造恐慌的標題也許能吸引注意力。但當有關防曬產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報道在沒有充分說明紫外線暴露風險的情況下，削弱人們使用防曬產品的意愿時，這些新聞報道就在助長一個本可預防的公共衛生問題，也就是皮膚癌的增加。公眾應當得到的是以科學為基礎、以證據為依據的寫作，而不是聳人聽聞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