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近期，隨著歷史話題在互聯網持續升溫，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趙構成為網友熱議的焦點。圍繞其“殺岳飛”“向金稱臣”“一路南逃”等歷史行為，網絡輿論掀起一波“罵趙構”的聲浪。我認為：今人罵趙構，并非單純罵一個八百年前的古人，而是他所代表的偏安、軟弱與謀害忠良的行徑，以古鑒今。
趙構在歷史上形象不高，根源在于其執政路線的底色。靖康之變后，趙構以康王身份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室。然而面對金軍追擊，他一路南逃，經鎮江、杭州、明州（今寧波），甚至入海避敵，被后人戲稱為“逃跑皇帝”。據《宋史》記載，趙構即位前曾慷慨請行赴金營議和，意氣閑暇，頗具膽色。然而登基后性情大變，對金政策始終以“和議”為優先。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揮師北伐取得郾城、潁昌大捷，進軍至朱仙鎮之際，趙構一日內連發十二道金字牌命令班師，使這次北伐功敗垂成。岳飛悲嘆“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隨后被以“莫須有”罪名冤殺。
在節節勝利之際退而求和，這是常人難以理解的。所以，趙構的偏安一隅不是被動無奈，而是傾向于主動選擇。元朝史臣在《宋史·岳飛傳》中的論斷一針見血：“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放棄中原與殺害岳飛，邏輯上目標上都是一致的，就是為了求得“偏安式和平”，答應金國的一切條件。趙構是做決策者，秦檜是執行者，君臣狼狽為奸。所以八百年后的世人既罵秦檜又罵趙構，互聯網上對趙構的批評并非單純的歷史考古，而是因為趙構的“人設”觸碰了當代公眾的多重敏感點：
第一，他是偏安路線的象征。在渴望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時代情緒下，一個坐擁半壁江山卻甘愿稱臣納貢的君主，天然與主流價值相悖。即便有學者認為趙構在南宋內政上“功大于過”——守住了江南半壁、延續了華夏文明、推動了經濟文化發展——但“偏安”的政治定性始終難以翻案。
第二，他是軟弱妥協的代名詞。有歷史學者指出，趙構畏金如虎，患上了“恐金病”，在其位謀其政卻缺乏收復故土的氣魄與能力。與漢高祖劉邦面對項羽欲烹其父時尚能說出“分一杯羹”的狠話相比，趙構的應對顯得畏縮而缺乏帝王氣度。
第三，他是謀害忠良的直接責任人。這或許是趙構最不可饒恕的“罪狀”。史學界普遍認定，秦檜雖為具體執行者，但岳飛之死真正的決策者是趙構本人。明代文征明在憑吊岳飛墓時寫道：“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一語道破秦檜不過是迎合了皇帝的心思。這并不是為秦檜翻案，而是進一步揪出岳飛冤案幕后的真兇。
我不認為“罵趙構”背后有什么陰謀論，是什么敵對勢力所為。“罵趙構”之所以成為持續的文化現象，背后是中國民間歷史觀中一條清晰的價值底線：忠奸分明，善惡有報。趙構與岳飛之間的君臣沖突，本質上是兩種“國”的觀念的碰撞。岳飛心中的“國”是完整的神州河山與百姓社稷；而趙構心中的“國”，更多是“家天下”——朕即國家，半壁江山亦足矣。這種錯位注定了岳飛的悲劇：趙構用岳飛抵御外敵以護皇位，一旦和議達成、皇位穩固，擁兵自重的武將便從“工具”變成了“威脅”，兔死狗烹卸磨殺驢便成為必然。
岳飛墓前之所以有秦檜等奸臣的跪像卻沒有趙構的跪像，是因為在封建禮法之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永遠不會被問責的歷史定位。但現在時代不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新中國成立更是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接受新時代文明熏陶的公眾心中有一桿秤，可以對歷史重新進行評價了，網上“罵趙構”，罵的正是這種“皇帝永遠正確”邏輯下的權力傲慢與枉殺忠良。
當然，歷史評價從未一面倒。也有學者主張將趙構置于特定歷史情境下考察，認為他在南宋初創、內外交困的危局中，確實做到了穩住政權、延續國祚，“紹祚中興”并非毫無依據。但這種“功過相抵”式的評價，在網絡輿論場往往難以引起共鳴。因為岳飛之死的悲劇性太過強烈，足以覆蓋一切內政功績。今人“罵趙構”，本質上是用當代的價值尺度去審視歷史人物。只要“偏安”“軟弱”“害忠良”這三種行為被主流價值否定，趙構的歷史形象就難有翻案空間。這不是簡單的情緒宣泄，而是一種價值立場的表達：一個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往往折射出它如何定義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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