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的家庭生活中，“懼內”成為一種較為普泛的現象。懼內，俗稱“怕老婆”，是指男性在家庭生活甚至公共生活中都受制于妻子，不敢擅作主張，唯妻命是從。盡管在隋唐之前就存在懼內現象，但到了隋唐之時這一現象才十分普遍，廣泛存在于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之家。在這一時期，懼內已不再被視為一件丟臉的事情，而是成為可以被仿效的風尚。這在素有“男尊女卑”傳統的中國古代社會，確實是一種頗為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

《武則天》劇中的武媚娘和李治

隋唐的許多帝王都是“夫綱不振”的典型，表現出明顯的懼內傾向。隋文帝楊堅在政治上頗有作為，但對他的皇后獨孤氏卻十分敬畏。他的生活幾乎都處于獨孤氏的監視之中，后宮嬪妃幾乎成了擺設。他偶爾一次與尉遲氏偷歡，獨孤氏便砍掉了尉遲氏的頭送給他，對此隋文帝敢怒不敢言，最后以離家出走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唐代帝王中，懼內者更是大有人在。唐高宗對皇后武則天的忍讓和懼怕在歷史上更加著名，他不僅在后宮事務上全部順從皇后，而且朝堂上的事務也對武則天言聽計從，不論遇到什么問題，僅拱手而已。后來的唐中宗對他的皇后韋氏也十分懼怕。韋皇后不僅在朝堂上擅權，而且在后宮大肆淫亂。唐中宗的懼內在當時盡人皆知，甚至被譜成曲子在宮內外傳唱：

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回波詞》。有優人詞曰：“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里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太平廣記》卷二四九）

這里的“李老”指的就是唐中宗。貴為人君的皇帝被編入歌謠遭受這種奚落，足見唐代懼內風氣的流行和普遍。此外，唐肅宗對他的皇后張氏也敬畏如虎，張皇后不僅干預朝政，還拉幫結派，勾結宦官，唐肅宗最后氣死在龍床上。

在隋唐的公卿大臣和文人士大夫之間，懼內現象也層出不窮，“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酉陽雜俎》卷八）言外之意，在中唐之前的士大夫中普遍存在懼內傾向。房玄齡是初唐名相，智能高超，運籌帷幄，深得唐太宗器重。但就是這樣一位有濟世安邦之才的名相，在歷史上卻是出了名的怕老婆：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鴆。”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于玄齡！”（《隋唐嘉話》卷中）

所幸的是，唐太宗給盧夫人喝的是一杯醋，而非毒酒。“吃醋”也自此成為女人嫉妒的代名詞。太宗朝的桂陽令阮嵩也十分怕老婆，并因此而丟掉官職。據《朝野僉載》卷四記載，有一次阮嵩在客廳宴請客人，召女奴前來唱歌助興，不想他的老婆閻氏妒性大發，“披發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狽而奔”。后來，刺史崔邈對阮嵩作考評，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在其考評中給了最下級，阮嵩也因此丟了官職。高宗朝的司戎少常伯楊弘武甚至因為懼內，聽從老婆吩咐將官職隨意授給他人：

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受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昨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隋唐嘉話》卷中）

楊弘武寧可觸犯朝廷律法，也不敢得罪妻子，可見其懼內的程度。對于楊的瀆職，唐高宗不僅沒有降罪，反而笑而遣之，似乎很能體諒楊弘武的難處。懼內成為免責的理由，正說明畏妻如虎的懼內之風在社會上十分普遍，悍婦給男性所帶來的痛苦遠比國法的懲處還難以忍受。

中唐之后的懼內之風盡管有所減弱，但相關事跡也層出不窮。中唐時代曾官至吏部尚書的張裼也十分懼怕老婆。他曾包養過一名營妓并生有一子。但他的老婆嫉妒成性，他不敢將營妓和私生子領回家，只好將兒子托付給一個好朋友收養。（《北夢瑣言》卷八）唐末宰相王鐸雖官高位顯，但對妻子的畏懼也成為一時趣談。時值黃巢起兵犯唐，王鐸奉命率兵去抵抗，其小妾跟隨。不想，他的妻子聞訊追來，王鐸頓時六神無主，“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北夢瑣言》卷三）雖然“不如降黃巢”僅是一句戲言，但也能反映出王鐸懼內的事實。

隋唐的懼內之風也不完全是男性懦弱的表現，在不少情況下懼內也包含他們對妻子的敬重和欣賞，傳遞著忠貞專一的愛情意識。初唐名相房玄齡對妻子的敬畏，還包含對妻子誓死忠于自己的感佩。據《朝野僉載》卷六記載，在房玄齡貧賤時，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垂垂將死，他囑咐妻子在他死后要擇人另嫁，不可寡居。讓他想不到的是，“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據同書卷三記載，太宗朝的兵部尚書任瑰也有悍妻柳氏，這位妻子對太宗賜給任瑰的兩位美女大加折磨。太宗知道后，賜以假毒酒，告訴她如果此后不再嫉妒，就可以不喝。讓人想不到的是，柳氏回曰：“妾與瑰結發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說罷一飲而盡。從柳氏所言可見，任瑰懼內也應包含對夫妻共患難、同甘苦這份情意的珍重。除此之外，無論是隋文帝對獨孤氏的敬畏，還是唐太宗對長孫皇后的敬重，甚至唐中宗對韋皇后的敬畏都包含著對患難之妻的珍重。唐中宗在被武則天流放房州時，與韋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因此發誓說：“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資治通鑒》卷二○八）可見，唐中宗對韋皇后的忍讓不僅僅是其性格的懦弱。只可惜韋皇后權力欲望過于膨脹，最終毒死了皇帝丈夫。

隋唐懼內之風的盛行與女性在社會家庭生活中較高的地位直接相關。唐代有較為自由的離婚制度和較為淡薄的貞節觀念。在婚姻制度上，唐代盡管承襲了先前的“七出三不出”制度，但又增添了不少新內容，如《唐律疏議》卷一四中就明文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即可離婚，這在前代是未曾有過的。從歷史記載來看，唐代就有不少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理由也五花八門。有的因為丈夫獲罪，有的要回家照顧病父，有的則苦于丈夫長年在外不堪獨守，還有的因為家貧而索書求離，等等。此外，唐律中也沒有限制改嫁的條款，再加上貞節觀念的相對淡薄，唐代女性就有了再嫁風氣。在唐代之前，尤其是衣冠士族之家，女性要從一而終，一般不能改嫁。但到了唐代，朝廷卻一再鼓勵女性再嫁，其中盡管有增加戶口的考慮，但也更加符合人性需要。在改嫁風潮中，唐代公主尤為引人注目。據統計，在唐代結過婚的130位公主中，二嫁者有27人，三嫁者3人，占已婚公主總數的五分之一還要多。再嫁意味著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有了更多權利，這就在制度上為“河東獅吼”提供了條件基礎。

唐代男性懼內還與女性素養及其活動能力的提高有關系。在唐代社會，女性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有很多女性通曉音律、嫻習詩賦，受到士人尊重。這些才女遍布社會各個階層，《唐才子傳》中就列舉了劉媛、劉云、楊月華、劉瑤等人。在社會活動能力上，唐代女性也巾幗不讓須眉。平陽公主在父親李淵剛剛于太原起兵時，就在長安一帶開始招募兵勇，組建軍隊，遙相呼應，軍隊規模一度達到7萬余人，時稱“娘子兵”。（《隋唐嘉話》卷一）另一位女英雄是高宗年間的陳碩真。因不滿苛捐雜稅，她率眾起義，自封女王。盡管不到一個月起義就失敗，但她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著實讓人敬慕。與上述兩位相比，武則天、太平公主和韋皇后等人，對唐代歷史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她們能沖破男權的網絡，縱橫捭闔，將自以為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玩弄于股掌之間。這必然會給所有的女性以精神鼓舞，也會迫使唐代男性對女性重新加以認識。在咄咄逼人的女皇及其追隨者面前，男性無論是作為朝臣還是丈夫，都不可避免地染上畏懼情緒，患有“閹割情結”。

唐代的懼內風尚在更深刻的層面上乃是受到胡人母系社會遺風的影響。鮮卑、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在社會形態上還帶有鮮明的母系社會特征，女性在家族中占有重要位置。安祿山在得到寵幸后，每次入宮先拜見楊貴妃，后拜見唐玄宗，唐玄宗感到奇怪便問他，他以番人“先母后父”作答。（《安祿山事跡》卷上）“先母后父”正是母系社會特征的表現，這也意味著在婚姻關系中女性將處于主導地位。在胡人主導的北朝，“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為婦德，以能妒為女工”。（《北齊書》卷二八）如果說南朝女性以恭順溫婉為婦德，那么北朝則以妒忌、制夫為光榮，而且成為一種社會風習。北魏一位婆婆在教訓兒媳婦應嚴格管教丈夫時就曾說：“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妒，獨不妒也！”（《魏書》卷二一上）很顯然，隋唐懼內之風應該受到母系文化的深刻影響。

隋唐的懼內之風到中唐之后有所減弱。在遭經“安史之亂”后，上至皇帝將相，下至文人士大夫，越來越認識到儒家倫理規范的重要性，開始重新振興儒學，恢復各種禮儀規范。社會上對女性有了越來越嚴格的要求，她們在婚姻、交游上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中唐時期宋若莘姊妹寫了一部《女論語》，這本書所強調的就是女性應恪守婦道，勤侍公婆，溫良清貞。男性在妻子面前的權威開始重新被樹立起來。此外，歷經“安史之亂”后，唐社會對胡人也高度警惕，開始抵制胡人風習。隨著女性地位的下降，男性的地位自然也就升高。到了宋代，社會上的懼內風氣已大大減弱。但無論如何，出現于隋唐時期的這股懼內之風，讓人看到了重構男女關系的可能性。

（本文摘自李紅春、劉漢林著《國風（隋唐五代宋遼夏金）》，北京大學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李紅春、劉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