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的領導”是立法的前提，同時也是執法司法等各項工作的前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記得第一次將“堅持黨的領導”明確寫入法律之中，是在2013年修改反間諜法時。“黨的領導，要堅定不移的堅持”，這是共同的認識。但是不是適宜在法律中明確寫入，曾有不同認識。有觀點認為，從更好堅持黨的領導角度看，不適宜明確寫入。主要理由有兩個：一個是，反間諜法是小法，小法寫了，而大法比如當時正在編纂的民法典不寫，會不會造成“黨只管小法不管大法的誤解”？另一個是，執法司法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不規范甚至錯誤的行為，由此才有了追責和國家賠償等方面的法律和規定。如果明確寫入“黨的領導”，會不會對社會傳達“這些行為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造成的錯誤認識”？所以，從對黨好的角度看，不明確寫入法律，充分發揮黨在幕后的“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更有利于維護黨的形象和堅持黨的領導。

我當時也是持這種觀點的。記得在立法機關的一次組織生活會上，我也表達過自己的理由。我說：“我們的社會矛盾化解機制，有一個明確的序位。第一層是先由政府部門和公檢法是去辦，確實化解不了的，再由第二層，也就是充分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組織各部門各司其職的共同解決。”“法律是直接面向社會矛盾的，主要規定的是是第一層。第二層的問題，通過工作機制協調更好。”“把黨的領導寫入法律，實際上是把黨推向矛盾的第一線，效果不見得好。”

這些觀點，都沒有在立法過程中被采納。2013年修改的反間諜法，第一次明確寫入了“反間諜工作應堅持黨的領導”。并進而在此之后，所有的法律修改時，都把“堅持黨的領導”明確寫入。

但在實踐中，并沒有發生當時立法過程中擔憂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堅持黨的領導寫在了法律的總則之中。分則內容仍是規定由政府執法機關、公檢法具體實施。這樣，一方面用總則的原則規定，宣示黨在法律中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用分則的具體規定，明確矛盾的具體負責機關和化解程序。沒有把矛盾在第一線上交。

這次修改律師法，延續了上述歷史做法，明確把“堅持黨的領導”，寫入了法律之中。

上面講的這是歷史淵源。下面，我重點談一談，對律師特別是刑辯律師來說，這種修改，有何啟示？

很多律師都有無力感，“我說的那么多、那么聲嘶力竭，他們就是不聽”。每當遇到這種情況，你就反過來想，坐在你對面的檢察官、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認識。“他們能不能完全依照個人意愿行事？”“肯定不能。”

任何事都是有組織程序的，“堅持黨的領導”而不是堅持“某個黨員干部的領導”。黨的決策程序和決策機制，本身就是一個嚴格的組織程序。在黨之下，政府、公安、檢察院、法院也都有各自的組織程序和議事制度，“綜合各方面意見”才能是更正確的。“任何個人，都不能凌駕于組織程序之上”，更何況是律師？

所以，律師的意見只是一個方面，能納入組織研究程序已是你的貢獻。

對于為什么只有通過嚴格的組織程序，才能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我舉一個例子：

上周，我去山西省檢察院參加一個聽證會。主持會議的，是省檢察院一位專職委員，省公安廳、市公安局、檢察院等單位的同志，總共3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上，專委說：“對法律的理解可能有不同，不能說誰對誰錯。”我笑著對她說：“如果對法律的規定存在不同理解，那一定就是有一個對的，有一個是錯的。”“為什么要有組織程序和共同的議事機構，就是因為從個人角度可能理解不同，但上會研究后，蓋上公章，理解就相同了。”“事實認定可能各有側面和不同，但法律的規定只有一種正確的理解。”“如果法律可以有不同解釋，事實又可以有模糊認識。這就相當于賣布的，尺子也不準，布也不準。價錢怎么定出來的？”“法律也有不同理解，事實更有不同認識，你們的量刑建議，還是明確的量刑建議是怎么出來的？”

她好像在思考，也好像想反駁。但最終，她選擇了不搭理我。

這都是正常的溝通，但從中反映了依托組織程序，正確理解和適用法律，以及依靠組織程序進行有效辯護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