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觀魚 阮佳琪】

一部中國電影，“重啟了新加坡一項根本性政策議題”——推行近50年的方言限制政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公共審視。

隨著《給阿嬤的情書》潮汕方言版一票難求、本地觀眾呼吁原聲放映的聲量持續走高，當年輕一代爭相涌入影院聆聽祖輩鄉音時，新加坡媒體與社會各界不由得陷入深思：在多元文化的今天，那條語言“紅線”，是否已不合時宜？

“潮州話電影引發了一場遠超電影本身的討論”

自6月18日在新加坡上映，《給阿嬤的情書》（后簡稱為《阿嬤》）潮汕方言版已經三度加場。

社交媒體上，甚至有買不到票的影迷，計劃專程前往鄰國馬來西亞觀影。在一向對公開放映方言電影有著嚴格限制的新加坡，這一盛況堪稱“史無前例”。

在“壓倒性”需求的催動下，新加坡數字發展與信息部（MDDI）上周表態，稱愿意為增加潮州話放映場次提供便利和支持，同時“適時檢討現有方針，支持在新加坡對方言的欣賞和使用”。

6月29日下午3時，第三次加增的40場潮語原音版《阿嬤》開售，1.4萬張票在三小時內幾乎售罄。本地片商透露將向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再度申請加映100場原音版。

新加坡媒體MSNEWS看到，怡豐城的Golden Village影院外排起長龍，人頭攢動的隊伍里不乏滿頭白發的中老年觀眾，大家專程趕來等候該片潮語原聲場次，但門票很快便宣告售罄。

MSNEWS

在研究方言的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Tan Ying Ying看來，這一幕其實是有些“心酸”的。

“電影票售罄，不代表一種語言仍然鮮活。《阿嬤》所引發的狂熱，非但不能證明方言依然興盛，反而恰恰證明了這些語言已經奄奄一息。”

她在亞洲新聞臺（CNA）發布的評論文難掩惋惜之意，“我們不會為唾手可得的東西排上兩個小時的隊。我們排隊，是因為我們害怕即將永遠失去某樣東西，或者是事實上已經失去的東西。《阿嬤》給了我們兩個小時，來好好坐下來思考這件事。”

而這場討論的維度，早已遠超電影本身。MSNEWS指出：“最初這確實只是一部電影，但如今已迅速演變為一場關于語言、身份認同，以及新加坡長期以來對待方言的政策是否仍契合當下國情的更廣泛討論。”

曾經，在新加坡占人口70%以上的華人社群中，各種中國方言極為普遍。

但在1980年代之后，隨著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鼓勵華人“多講華語，少說方言”，以建立共同身份認同后，這些方言逐漸從公共頻道淡出。

據“新加坡華族文化百科”等資料記載，當年甚至有學校會對講方言的學生施以嚴厲懲罰，讓他們反復抄寫數百遍“我不說方言”，還出現了“講華語，孩子的未來靠你今天的努力”等口號，進一步強化了華語與方言之間的對立關系。

“講華語運動”宣傳冊 新加坡國家遺產委員會

在這一背景下，新加坡大眾媒體的方言內容長期受到嚴格限制：電視與廣播電臺不得常規播出方言節目；若影片全程采用漢語方言拍攝，除非獲得特別批準，否則無法在商業院線公映。

1979年10月，香港電視劇《倚天屠龍記》成為首部須經華語配音后方獲準在新播出的劇集。直至2024年，中文方言節目在新加坡主流電視和廣播中仍然受到限制。

這一語言工程的成績很漂亮：在“講華語運動”剛啟動時，近70%的新加坡人在家使用某種中文方言；到了2020年，這個數字已驟降至8.7%。

也有新媒統計稱，以方言為主要家庭用語的華裔家庭比例，已從1980年的76%下降至2020年的12%。

在方言傳承日漸式微的當下，與之相反的是，十年一次的新加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本地華裔居民人口在2020年達到3006769人，比10年前增加7.6%。

按照籍貫分，福建、潮州、廣東、客家、海南的人排名前五，占華裔居民人口約87.7%。最大方言群福建人，在2020年增加了5.5%，達1180599人。

新加坡統計局的數據還顯示，過去10年來，新加坡主要九個方言群體為：福建、潮州、廣東、客家、海南、福州、興化、上海、福清，人口皆有所增長，增幅介于2.0%至11.3%。

1881年至2020年期間新加坡人口中各漢語方言群體的比例，依次為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海南話、客家話以及其他

各籍貫人口的絕對數字隨總人口同步增長，但會說這些方言的年輕面孔，卻在成比例地消失。在許多人看來，方言的衰落是以犧牲文化傳統和家庭紐帶為代價的。

2020年數據表明，60歲及以上新加坡華人中仍有31.6%在家中使用方言，而在5至34歲的年輕群體中，這一比例僅為1.4%。

祖輩講方言，講英語的孫輩聽不懂。福建話和潮州話的新加坡變體，可能在這一代就消失了。

這種文化斷層的焦慮，在《阿嬤》上映時爆發了：這部中國電影最初僅有華語配音版本，在公眾強烈反對下，新加坡有關部門才像“擠牙膏”似的，“史無前例”地陸續批準了幾十場潮州話原聲版本的加映。

“政府這次如此通情達理，有點出人意料。”《聯合早報》如此評價。報道指出，政府的聲明措辭“小心翼翼”，其既要照顧本地電影觀眾的期望，又要表達新加坡語言政策的一貫立場。

新加坡發行商Clover Films的董事總經理Lim Teck告訴ScreenDaily，“我們就潮州話版本的發行事宜與IMDA分類部門進行了多次溝通。鑒于公眾反響熱烈，前16場潮州話版本公開放映很快售罄，我們隨即申請了額外50場放映。”

Lim Teck認為，這一成功反映了新加坡觀眾對以原汁原味方言放映內容的強烈需求，并希望《阿嬤》能為更多影片以原聲語言上映鋪平道路，例如粵語電影。

他直指，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已經過時，不再符合消費者的觀看習慣，“觀眾越來越多地在各類平臺上觀看多語言和方言內容，但同樣的內容在電影院卻仍然受限。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現有政策，以更好地適應當前的媒體環境和消費者期望。”

面對爭議，新加坡政府支持的語言推廣機構“新加坡推廣華語理事會”也開始“端水”。

其聲明稱，“圍繞《阿嬤》產生的種種討論，或許帶來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喜愛華語與珍視祖輩的潮汕鄉音，二者并不沖突。”

該理事會還補充稱，這場熱議也體現新加坡人深深眷戀自身文化根源。

“民眾為講述祖輩下南洋故事的潮汕話場次排隊等候的這份熱忱，同樣也會、且永遠會推動華語持續傳承發展。”

“中國小成本電影竟能引起如此分量的議題”

在新加坡，《阿嬤》不是近兩年唯一受到矚目的方言電影。

2024年，來自中國香港的電影《破·地獄》在新加坡上映時，除了作為“香港電影巡禮”開幕電影的場次以粵語原音播出，也曾被觀眾要求增加至少10個原音場次。更有不少影迷因一票難求，專程趕往馬來西亞新山觀影。

新加坡社科大學中文系教授Luo Futeng指出，在近幾十年來所有華語配音上映的電影中，圍繞《阿嬤》的討論是“最為激烈”的。

他同時表示，批準原聲放映很可能只是新加坡政府對公眾強烈反響作出的臨時性回應，“在我看來，這只是政府傾聽民意后的一次性舉措，而非政策轉向。”

BBC認為，《阿嬤》“無心插柳”，意外點燃了新加坡長期推行華語、限制方言的語言政策爭議，同時也掀起了一場關于“搶救方言”的空前討論。

“方言對我來說更多是關于家庭，而非經濟利益。”在新加坡經營方言教育學院的李慶耀近日在接受《海峽時報》節目采訪時，如此闡述方言在他心中的意義。

在長輩影響下，李慶耀熟練掌握潮州話、閩南話和廣東話，多年來致力于新加坡方言教育。在他看來，“華語能讓你與整個中國建立聯系，但說方言則是你連接自己家族根源的方式。”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Lee Cher Leng也表示，“方言一直是新加坡華人的根。相比之下，我會說，華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疊加上去’的語言，是我們在學校學來的。”

“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么一部小成本電影，居然能引出這么有份量的議題。”

據新加坡媒體報道，當《阿嬤》最初僅以華語版本上映時，引發了新加坡民眾和本地電影行業的強烈不滿。

有人在《聯合早報》的Facebook憤怒留言，“何苦為難老人？我們只不過想看一場戲。”

在Reddit的熱帖中，也不乏質疑聲：“這部電影的核心，就在于講述華人移民在異國他鄉依然堅守自身文化、不忘故土。給這部電影配音，實在是一個令人費解的選擇。”

還有人公開質疑，“我們大量引進放映韓國、日本、法國影片，難道有整整一代人因此改說韓語或法語嗎？認為一部潮汕話電影就會讓新加坡人舍棄華語，這種想法純粹是不動腦子、機械盲從規定。”

“電影院可以放映泰米爾語、印地語、泰盧固語、馬拉雅拉姆語電影及其他外語，唯獨中文方言卻不行。”

最初的八場潮州話特別場，吳思琳搶到了其中一場的門票。

作為一名潮汕人，她在電影中最受觸動的一幕，是一個她再熟悉不過的儀式——潮州話稱之為“出花園”。那是她15歲時，父母依照傳統為她準備的成年禮。

銀幕上的場景，幾乎是當年自己的翻版。然而，去年她的外甥女年滿15歲時，這個儀式已經沒有了。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人不會講方言了，”吳思琳說，“我覺得是時候重新檢視這項政策。如果政府真心想保留我們的一些文化，那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讓這場討論真正發酵的，是一封來自新加坡電影界頂層的聯名信。知名導演邱金海與梁智強通過《海峽時報》公開喊話，批評現行的電影方言政策落后，不利于本土電影行業發展。

“如今，放映方言電影與放映法語或馬來語電影并無不同。方言電影在家庭媒體和流媒體平臺上早已不是問題，甚至在飛機上也已普遍接受，那么電影院為何還要繼續承受這一過時政策帶來的負擔呢？”

信中公開呼吁，“考慮到電影院在競爭激烈的娛樂市場中吸引觀眾的難度，政府應考慮一切可能的途徑，為本地運營商和發行商減輕負擔。”

兩人還進一步發問：“如果要證明‘講華語運動’的成功，有什么比徹底放寬這條規定更好的方式呢？……這樣做，也可以展現新加坡華人在處理文化多樣性問題上，已經非常成熟。”

接下來的一周，聲援浪潮從影壇蔓延至政壇。繼多名新加坡導演加入討論后，在野黨工人黨議員陳立峰也在臉書公開表態，稱方言是“我們祖輩旅程、習俗與身份的有機、鮮活載體”。

工人黨票倉后港區以潮州人居多。陳立峰在臉書發文指出，他堅信方言跟傳統習俗一樣，是本地華人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工人黨阿裕尼集選區議員張文杰也在社媒發文稱，“講華語運動”推行以來，方言家庭比率已大幅下降，方言“不會對華語構成威脅”。

他質疑，地鐵站已增設福建話和潮州話的安全廣播，政府也制作了方言版宣傳視頻，新加坡人不應出國才能觀看原汁原味的方言電影。

這場討論的熱度仍在攀升。已有兩名新加坡國會議員表示，已向當局詢問能否讓電影以原方言版本放映。

碧山—大巴窯集選區議員蔡引舟在社交媒體透露，將在7月7日國會復會時向部長提出相關提問。他希望了解MDDI做出這項決定的具體考量，以及IMDA在未來評估中會否更重視傳統文化的保護。

《海峽時報》的評論文則更為直接：新加坡，你要自信。

文章指出，“從雙語到多語自信，《阿嬤》引發的爭議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在繼續投入母語教育的同時，承認方言和傳承語言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值得擁有更顯著的位置。一部電影，重新打開了新加坡一個根本性的政策議題。”

來自南洋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Luke Lu同樣認為，《阿嬤》的商業上映，“其意義已遠不止一部華語電影本身。”

“我們早就應該審視這些政策了。”他直言，當初推廣華語是為了改善溝通、幫助多元華人方言群體實現社會凝聚，但今天的現實已截然不同。

“必須從語言學角度強調，沒有任何實證證據表明接觸漢語方言會妨礙一個人學習華語。任何持相反觀點的說法都是出于意識形態信念，而非實際的語言學研究。”

Luke Lu進一步指出，對當今的新加坡年輕人而言，英語更可能干擾他們的華語學習，而非方言。方言在新加坡實際上屬于“瀕危語言”，且這一趨勢已不可逆轉。

相反，允許公眾消費方言文化產品，“很可能有助于提升和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這也完全符合新加坡的雙語政策和“講華語運動”推廣中華文化的目標，“尤其是當華人社群真正的文化遺產，與來自中國南方祖輩們多元的語言和族群習俗息息相關之時。”

Luke Lu在評論中還揭示了一個極具反諷意味的現實：對今天許多新加坡年輕人來說，潮州話聽起來已經和韓語一樣陌生。然而，“我們卻面臨一個荒謬的局面：K-pop（韓國流行音樂）可以在本地中文電臺播放，而粵語流行歌卻仍受到限制”。

Luke Lu透露，他在采訪華人社群知名人士的研究中發現，許多人仍然認為“講華語運動”過于極端。

他認為，“放棄方言是他們在建國名義下做出的犧牲。允許方言在公共媒體中更自由地使用這一小步，將大大有助于彌合這些創傷，讓年長者重新與一種他們曾經自由使用的語言建立聯系。”

但他也強調，這“并不是在呼吁推廣方言或將方言引入新加坡公共教育體系，而是主張不再將方言視為需要特別審批的對象”，將這些語言與韓語等其他外語放在同等地位上對待。

Tan Ying Ying在CNA的社評中寫道，圍繞《阿嬤》的熱潮，還包含著“對一種瀕危語言的哀悼”。在她看來，新加坡方言政策所折射出的，其實是“過去某種焦慮的幽靈”。

“1979年限制方言的那些理由，已經不再適用于2026年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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