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高考之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七日中午，

我騎車去三中參加高考。

天氣很熱，柏油路曬得發燙，

經過濰德路，路口被一面

由工人圍成的人墻堵住了。

事后才知道，連續發不出工資

工人們堵住工廠大門和路口，

這時，離開考還有一個鐘頭。

我小心推車到工人旁邊說，

“叔叔，我考試，能讓我過去嗎？”

有位工人聽到了，和身邊人打個招呼，

“放他過去，別耽誤孩子考試。”

密匝匝的人群讓開一個口子，

我連聲道著謝謝，沒再上車，

從藍色工裝的叔叔們身邊推過。

第二天下午，我早到教室候考。

那是九七年，香港回歸必考，

同時，也是國企改革關鍵之年，

那是時政必考的關鍵內容。

題答到一半，場外傳來口號聲。

后來才知是工人徒步去市府討說法，

沿途他們喊著口號：我們要吃飯，

我們要工作，我們要生活。

而那時的我，正坐在考場寫下

“減員增效，下崗分流。”

我是鋼廠子弟，從小眼見

火紅軋鋼車間里沸騰的鋼水

飛濺的鋼花和熱氣蒸騰的冷卻池。

我的胳膊被電爐的鋼渣崩過，

腳踝曾踏入暗紅的盤條。

放學后到鋼廠機修車間洗澡，

厚著臉皮到轉爐找叔叔要汽水。

煉鋼的叔叔們熱情、樂天，

先用胡子扎疼我，再嘻嘻笑著

從藍色工裝褲里掏出大白兔。

我不知道那時出了什么問題，

但試圖找出解決它的答案，

試圖振興工廠，夢想著把那些

叔叔、阿姨們都找回來，

讓煉鋼爐在夜色中再次沸騰起來。

成績發榜、填報志愿的第一天

我報了山大企業管理專業。

差七分，我沒有被錄取，

被調劑去一個師范院校，

讀了中文系專業，畢業后

坐了辦公室，一去近三十年。

那天，我從鋼廠舊址路過，

那里已建成整齊的安順小區，

大多居民曾把青春獻給這里，

濰德路也已改名安順路。

父親、母親那一輩人已經老去，

他們的故事正淹沒于煙塵。

但還有我，一個改行的鋼廠子弟

一名不成氣候的無名詩人，

仍記得叔叔們那天讓出的那條路，

讓我有機會站在這里，有機會

寫下這一首獻給父輩們的詩。

我誕生的地方

寫在后面：

我讀書的中學建在鋼廠對面。

晚自習時，能看到軋鋼車間火光沖天，還有夜色中巨大煙囪的濃煙，其中夾雜粉塵，一摸窗臺都是臟的。

為什么要晚上生產？一個說法是環保局白天上班，晚上沒人管。

所以，在我腦海里，對于鋼廠的記憶并非都是好的。我不想故意突出那個時代的純真、美好，腦子沒毛病的，大概沒有一個人真的想穿越回去過落后、受苦的日子。

上世紀九十年代，國有企業開始集體破產，沒錯，集體破產。

一條街的廠子，鎖廠，毛紡廠，橡膠廠，鑄鍋廠，像一串引線上的炮仗一個接一個爆了。

在此之前，這些工廠的情況都還不錯。我們當地看一個人的能力和社會地位，首先看他戶口，是農業還是非農，其次看他的工作是正式工還是臨時工，國營企業有非農戶口的正式工人是腰板挺得最直的。

那時一個廠子就是一個大型社區，里面有幼兒園、圖書館、醫務室、活動中心，逢年過節除了分發年貨還會組織晚會。至今還記得有位叔叔在晚會上表演吉他彈唱，我當時的心情和現場看春晚一樣激動。

這樣的日子后來開始發生變化，最直接的表現是發不出工資。

為什么發不出工資？效益不好，賬上沒錢。那怎么辦？找銀行貸款。貸款要拿資產來抵押，還要承擔利息，到下個月鋼材還是賣不出去，只好繼續找銀行貸款。所以，每到要發工資的時候，財務的人就要跑銀行，銀行不行再找市府。

當時的廠子里的人也在想辦法。

廠長帶著班子到歐洲考察，回來分析鋼材滯銷的原因是因為技術、工藝落后，貸款上百萬買了德國的一個煉鋼爐，這個爐卻因為技術瓶頸或者配套設備問題直到破產都沒有上馬，擺在機修車間后面，每逢下雨有師傅專門上漆，說怕生銹。

后來又組織集資，讓職工把存的錢掏出來給廠子用，給比銀行高的利息。當時大家還挺積極。一是那時的人們是真愛廠，一個人往往在一個廠從青春年少干到白首老翁，一家人都指望著它。二是還有一絲僥幸，如果廠子緩過來，連本帶利比存銀行強。但結果是泥牛入海，沒了下落。

那次圍堵廠門，便是因為風傳廠長和會計知道賬上沒錢了，把自己集資的錢取了出來，工人們這才上街討要說法。事后，這件事情的真偽無從查考。

寫到這里，我記起廠子的廠長姓傅，戴一副角質眼鏡，略禿頂，個子挺高。我上小學時，因為學區劃片兒歸屬問題入學困難，是他到小學找校長溝通才得以正常上學。所以，我對他一直心懷感念，也覺得他不像是那種人。但那個時候，不僅一家廠，整個城市，包括更大區域都亂哄哄的，誰還管得了這些。

工人多是踏實肯干能吃苦的職工，管理者也不乏干事情的負責人，那這破產是誰出了問題呢，或者說，到底該怪誰？

后來陸續讀了一些關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破產潮的相關材料，包括當時一些名人回憶錄，作為一個親歷者，大體可以理解為，那是時代的車輪在轉向，原有體制因阻礙生產而必須被打破代之以新體制，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炫暈、陣痛。從這個角度上這一切是必然的，不破產、不重組，舊體制里只有死路一條，新的組織和生產關系無法建立，但結果便是其成本由產業工人們來承擔，一代人因此經歷從主人翁到如喪家的心路歷程。

破產后的工人一般三個去向。一種是選擇留守，負責完成破產重組事宜，最后在原廠（一般會被一些大型企業集團收購剩余資產）退休，待遇不高。一種選擇分流，去其他同類型工廠，待遇可能差一些，但確保有工作。一種選擇提前退休，領到一筆補償，然后自謀生路。

我父親選擇第一條，我母親選擇了第二條。破產潮之后，不少人下海經商成為那時的萬元戶、弄潮兒，回來請大家吃飯、聚會，看著著實讓人羨慕。但也有人因此陷入困頓，不少當年宿舍樓里仍著舊職工，既無門路、技能，又年老多病，生活甚至不如往日。具體到我父母，有幾年確實過得挺艱辛，但等他們到齡退休，退休金連年增長，過的日子其實并不差，但提起當年之事，恍若隔世覺。

至今，我仍很懷念放學后到機修車間澡堂子泡澡，然后鉆進軋鋼車間旁邊的小樹林捉知了、天牛、銅克郎的時光。如果是夏天，還能到倉庫那邊跟管理員阿姨軟磨硬泡，討幾瓶廠子做的汽水喝。到了下班，坐在爸爸大金鹿后座跟著叔叔、伯伯們一起回家。出門時，會看見工廠大門兩側各有一條標語，白底紅字，左邊是：高高興興上班來，右邊是：平平安安回家去。

但我也知道，從前那種成千上萬人同時開工熱火朝天的場景再也不復現了，或者那本來就是虛幻。

現在嘛，大家喜歡在門口擺石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