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滇軍將領楊朝綸起義后叛變被捕，陳賡當即詢問潘朔端：我們應如何處理？
1950年春，昆明翠湖的柳絮剛剛飄起，一份急電從軍管會送到陳賡手里。電文只有幾句：楊朝綸再次落網，請示處置。就在十七個月前，這位出身云南講武堂、在滇軍里摸爬滾打二十余年的副師長曾被視作起義的“功臣”，而今成了反復無常的典型，這種轉折讓整個會議室氣氛陡然緊張。
滇軍的復雜處境，需要追溯到1946年他們被派往東北。北風凜冽，南方口音在陣地上顯得格格不入，語言與地域文化的隔閡，使這些云南兵始終被其他國民黨部隊輕看。潘朔端帶著一個師輾轉哈爾濱，他看出大勢已去，決定率部倒向共產黨，但部下并非人人心悅誠服。楊朝綸那時只是副師長，面對舊上級的命令與新政權的承諾，他沉默得像雪地里一塊凍結的石頭，既不拒絕，也不點頭。起義槍聲響過后，他才跟著部隊換上新的臂章，卻始終覺得這徽記有些灼手。
1949年初夏，三大戰役塵埃落定，國民黨戰線全面崩潰，云南境內的起義序幕此起彼伏。楊朝綸隨潘朔端在滇西宣布“徹底擁護人民政府”，并領取了改編后的番號。可半個月不到，他悄然出走，攜數十名親兵翻山越嶺投向滇西殘余的國民黨部隊。舊同僚對此并不真心歡迎，補給匱乏、指揮混亂，他們更需要糧彈而非搖擺的軍官。楊朝綸這才意識到自己被推向尷尬的邊緣：返回昆明或許還有生路，繼續游走則前途盡失。
有人回憶，在他第二次被俘的途中，一名押送戰士忍不住問：“副師長，你到底想站在哪邊？”楊朝綸沉吟半晌，只回了一句：“哪邊能讓兄弟們活下去，我就去哪邊。”這句頗具無奈的話，道出了不少舊軍官的共同心理：政治忠誠與保命、保家難以兩全，隨風轉舵似乎成了唯一的現實策略。
新中國成立后，昆明軍管會要面對成百上千類似的舊軍人。陳賡早年在黃埔、北伐和抗戰中見慣了兵變與策反，對“舊將改造”有自己的考量。他對工作人員說：“只要他沒血債，還想活命，我們先給一次機會。”于是楊朝綸被軟禁在翠湖旁的小樓，每天有專人談話、交代經歷、學習政策。會議記錄顯示，前三周他配合尚可，但一聽到可能被安排到西南邊防部隊任職，他眼神閃動，又出現拖延與試探。
1950年2月，情報部門掌握到他與外逃特務暗中通信的證據。陳賡拍案而起，卻仍壓下了執行槍決的提議，轉而召集原滇軍系統干部座談。會上，潘朔端表態沉穩：“朝綸跟我多年，優柔寡斷是老毛病，可再優柔，也是成年人做下的決定，總要擔起后果。”陳賡點頭：“軍紀必須立得住，部隊才能穩。”
公審大會設在昆明舊體育場，座位臨時加到了看臺頂端。一萬多名軍民靜候裁決。開庭前，楊朝綸被帶到等候室，他的軍裝扣子已掉了幾顆，神情木然。潘朔端走進來，輕聲說：“還有什么要解釋？”楊苦笑：“我沒臉說。”兩人對視良久，無言以對。有意思的是，這對昔日主將與副手的短暫對話，被記錄在案——成為后來軍校政治課的警示教材。
大會用了整整兩個小時。審判員列舉他在東北、滇西兩度反水的經過，數次詢問其動機。楊朝綸承認動搖，辯稱自己“只想保全舊部”。現場嘩然。最終，依據當時關于戰犯與嚴重違紀軍官的相關規定，他被判處長期監禁，剝奪軍銜和政治權利，立即執行。至此，這位在各色軍服間來回更換肩章的滇人徹底告別了軍旅生涯。
回望這場審判，不難發現軍管會所面對的困窘：一面是必須嚴明的制度，一面是數量龐大的舊軍官現實存在，兩者沖突尖銳。楊朝綸成為被選擇用以立規矩的例證，而更多曾在迷霧中搖擺的軍人，則在嚴格審查和政治教育后分流到工程、農墾或邊防崗位繼續服務。正因如此，西南地區大規模改編得以在較短時間內落地，部隊迅速恢復了凝聚力。
楊朝綸的個人命運就此封存，他的卷宗被標注“反復，警示”。對戰史研究者來說，這不只是一位軍官的沉浮，背后還隱藏著軍人群體在政權更迭中的身份焦慮，以及新政權在維護穩定與爭取人心之間的精細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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