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溦萌（蔣立冬 繪）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聶溦萌副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漢魏南北朝史、歷史文獻學，著有《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合編《版本源流與正史校勘》。作為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修訂主持人，在修訂本《晉書》出版之際，她接受《上海書評》專訪，介紹了修撰、點校與修訂的基本情況。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冊，780.00元

先請您介紹一下《晉書》的修撰過程，現在的《晉書》是唐太宗晚年修成的。在此之前，實際上已經有很多種舊晉史，也有體例比較完備的紀傳體《晉書》流行于世，為什么唐太宗君臣還要再修撰一部《晉書》？

聶溦萌：唐初統治者很重視對前代史的修撰，貞觀前期，完成了北周、北齊、隋、梁、陳五代史的紀傳部分，貞觀后期，又修撰《五代史志》和《晉書》，《晉書》完成于貞觀二十二年。對于為什么要重修晉史，貞觀二十年《修晉書詔》給出的理由主要是諸家舊史不夠完善。詔書點名批評了十四家舊晉史，這些批評大體上有三類。一是文辭不佳，尤其是有虛浮繁冗之弊，二是沒有能完整包括東西兩晉，三是大量晉史采用編年體，相對闊略，也不符合這時候以紀傳體為正的普遍觀念。后兩項問題，南朝時其實已經解決，今天我們知道南朝時至少出現了臧榮緒、蕭子云、沈約三種包舉兩晉的紀傳體晉史。不過南朝的學風和唐代風氣不同，在唐人看來，舊晉史虛浮繁冗的問題還是很嚴重。不僅《修晉書詔》表明了尚簡惡繁的態度，劉知幾《史通·敘事》也說兩漢三國之史“日傷煩富”，晉代以后各史更是“流宕逾遠”。

在公開口徑上，唐太宗是基于上述考慮，在貞觀二十年決定令修國史所纂修《晉書》，并給予相應的人員、物資支持。不過，后人更喜歡從現實政治上去尋求唐初重修《晉書》的理由。陳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測》中提出一說：他認為李唐皇室乃冒認為隴西李氏十六國西涼主李歆的后裔，因而唐初重修《晉書》，把前涼、西涼兩國從載記抬入列傳，并寫下其祖先李歆之子李重耳奔于江左的事跡，用以“尊揚皇室，證明先世之淵源”。

唐太宗李世民

上世紀八十年代，李培棟先生結合唐太宗晚年的政治環境推測他重修《晉書》的意圖，得到了更廣泛的接受，也有不少學者沿此思路繼續推進。其中人們最津津樂道的一個觀點是唐太宗親自為《宣帝紀》和《武帝紀》作史論，是在立儲問題上借古諷今。晉武帝的嫡長子司馬衷據說是個白癡，而武帝的弟弟齊王司馬攸則頗具才望。晉武帝最終選擇立司馬衷為太子，也就是后來的晉惠帝。惠帝在位期間出現了八王之亂，繼以五胡入華，西晉滅亡。在西晉當時，就有很多反對以司馬衷為繼承人的聲音，東晉初干寶《晉紀總論》，更是直言西晉“戎羯稱制，二帝失尊”的慘痛結局首先歸咎于晉武帝“樹立失權，托付非才”。而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也始終貫穿著儲嗣之爭。他早年通過玄武門之變從父兄手中奪取權力，在下詔重修《晉書》不久前的貞觀十七年，他又經歷了自己的繼承人的廢立。如果歷史可以證明晉武帝立明顯不堪其任的嫡長子為嗣是錯誤的，那么這就可以成為唐太宗早年弒兄和晚年廢長立幼的有力辯護。《晉書·武帝紀》的史論反復批評晉武帝“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子不肖則家亡”，“惠帝可廢而不廢”，“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最后把晉武帝的一生總結為“雖則善始于初，而乖令終于末”，認為他對身后的安排非常失敗。而在《宣帝紀》的史論中，唐太宗直指司馬懿在魏朝兩受顧命，卻行欺偽奸回之事，痛斥“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最后給出“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后代”的評價。玄武門之變是否會成為自己在后世的污點，也是縈繞在唐太宗心中的一大問題，李培棟先生說，《宣帝紀》的史論“正反襯著太宗‘自敕直書’玄武門之變的自豪感”。雖然這種心境的揣度很難驗證，但我個人讀這段御制史論，也頗有同感。

除此之外，《武帝紀》和《宣帝紀》的史論還蘊含著對于“居治而忘危，則治無長治”的警惕，以及對當權重臣的規誡。《宣帝紀》史論反復討論“貞臣之體”“竭誠盡節”，最后說到若“背時而動”，即便是司馬懿也只能“雖則慶流后昆，而身終于北面”。這些話語折射出唐太宗的隱憂。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認識和關于晉武帝立儲失當的認識一樣，都不始于唐太宗，在東晉干寶的《晉紀》或唐以前人的其他論說中也可以看到，而又與唐太宗面臨的政治環境有所契合。如果我們認為唐太宗有意借古諷今，那么晉史確實是他可以取用的資源。

除了《宣帝記》和《武帝紀》的史論，唐太宗還親自撰寫了陸機、王羲之兩篇傳記的史論，這又是出于什么動機呢？

聶溦萌：除了兩篇帝紀的史論以外，《晉書》陸機、王羲之兩篇列傳（卷五四、八〇）的史論也由唐太宗“御制”。清代四庫館臣對此評論道：“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即認為御制陸機、王羲之列傳史論，反映了唐修《晉書》本身“略實行而獎浮華”的取向。二陸、二王分別以文章和書法名垂千古，但不是傳統史學意義上的“重要”人物；唐修《晉書》也不是一部符合傳統史學評價標準的史書，劉知幾就批評它“好采詭謬碎事”。四庫館臣的這個評價，把御制史論的人物選擇和人們對于本書的印象結合起來，看起來是很自然的。

不過，九十年代日本學者清水凱夫先生又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指出在唐代以前，陸機在文學上并沒有獲得絕對突出的地位，而是唐修《晉書》的史論中將他稱為“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愾，冠乎終古”，甚至是“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他還注重通過文獻的依據，了解唐人如何改編舊晉史的《陸機傳》。陸機作為文學名士，傳記中少不了收錄他的代表作品。清水凱夫發現唐修《晉書》對舊史《陸機傳》的選文多有替換，選入了合乎唐太宗統治思想的《辯亡論》《五等論》，而唐太宗對于陸機“百代文宗”的評價，正是在這種與政治密切關聯的語境中得出的。另外，對陸機文學成就的評價只是這篇史論前三分之一的內容，其后的內容主要著眼于反思二陸政治生涯的悲劇，說他們“奮力危邦，竭心庸主”，“覆宗絕祀，良可悲夫”，其中的鑒戒，則是“炫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由于二陸是積極投身于惠帝時的宗王斗爭中而慘遭滅族，這些議論似乎也有影射唐代現實、警示臣下的意味。

陸機

近來，又有一位學者王瑞先生注意到《晉書·王羲之傳》也有和《陸機傳》相似的情況。唐太宗對王羲之的偏愛眾所周知，甚至據說他要求死后把王羲之所書的《蘭亭序》帶入地下隨葬。在《王羲之傳》的史論中，唐太宗毫不吝嗇對王羲之的贊美，甚至捧高踩低，先花了不少篇幅批評鐘繇、王獻之、蕭子云的書法，然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說：“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王羲之）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但是，當我們回顧南朝時期的書論，會發現其中并沒有賦予王羲之的書法以獨步天下的位置。南朝初年，王獻之的書法比其父更獲推崇，到了梁武帝，則有意“尊鐘（鐘繇）貶王，尤賤小王”。梁武帝和唐太宗，都有意推動一種政治與學術合一的政治文化風氣：皇帝不僅要做政治上的領袖，也要成為士人學者的領袖。但在具體的選擇上，唐太宗的尊王之舉恰恰反駁了梁武帝對鐘繇的推崇，回到當時南北方告一統的時代背景中，回到唐太宗自身與南朝系士人的復雜關系中，尊王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興趣問題了。

王羲之

經過這些有文學、書法史背景的學者的剖析，看來唐太宗選擇二王、二陸列傳作史論，未必如過去所說是“略實行而獎浮華”，在文藝的外殼之下還是有政治的內核。或者說，在當時尤其是來自南朝影響的政治文化中，學術、文藝與政治本來就是密不可分，互為表里的。

除了唐修《晉書》和唐太宗本人處境的聯系，這部書整體上還有什么體現唐代政治立場和需求之處？比如，唐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唐代史官在《晉書》中又是如何處理的？

聶溦萌：是的，除了作為歷史鏡鑒的意義，晉代在正統論上也處于一個關鍵的位置。西晉曾短暫統一全國，到西晉末再度分裂，引出了長期的南北正統之爭，直到隋唐重歸統一。因此兩晉十六國的正統問題，對于唐代統治者而言也非常重要。北朝統治者本來把東晉視為僭偽，極盡貶低，但在全國統一的局面穩固后，這種出于特殊時代的意識形態而不惜歪曲事實的做法反而會成為阻礙，需要對歷史有更持中的認定。同時，十六國沒有紀傳史，這段歷史在以紀傳史為代表的“正史”中處于缺位的狀態，這對于源出北朝，且自認世系出自十六國西涼李氏的唐代統治者來說肯定也是不愿看到的。唐初重修《晉書》，把前涼、西涼置于《晉書》列傳中，把其余十四國作為《載記》，給了這段歷史以蓋棺定論，也使李唐政權的正統，能夠建立在一個更令人信服的歷史基礎上。

究竟為什么重修《晉書》，可以有很多方向的解讀。如果從最嚴謹的角度來說，我想恐怕只能給出《修晉書詔》這個答案，因為即便這個答案未必全面，但只有它是真正回應上述問題的。除此而外，認為唐太宗重修《晉書》是為自己辯護也好，為警示臣子也罷，或是為宣揚帝系也好，為定立正統也罷，本質上都是后人將《晉書》內容與唐代的情況作比照得來的看法。這些比照或許是由“何以重修《晉書》”的問題而生，但通過這些比照，我們對這部書和兩個時段的歷史都有了更多理解和感悟，也就不必再拘泥于最初的問題了。

1974年出版的點校本《晉書》，在版本、點校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和貢獻，您能介紹一下嗎？

聶溦萌：根據1958年10月的《標點二十四史（普通本）約稿計劃》，《晉書》是最早確定標點整理者的史書之一，由社科院哲學所的吳則虞先生擔綱。當時預估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要在1960年內完成，《晉書》要在1959年完成，過于樂觀。尤其是前四史出版后，對后續諸史的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作難度和規模大大超過了原有的估計。《晉書》在1966年以前已經由吳則虞先生完成了點校初稿，由汪紹楹先生重行整理，部分發稿付排，但在十年動亂中拆版。1971年重啟點校工作，由中華書局的楊伯峻、陰法魯等先生覆校和改訂舊稿，《載記》部分又請唐長孺先生覆閱，重新排版，于1974年11月出版。關于點校本《晉書》的成書經過，徐俊先生搜羅檔案資料做了梳理，發現了很多過去不明確的事實，他的文章應該也會在近期發布。

點校本《晉書》采取的是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方式，工作本最初是使用武英殿本，后來改為清末的金陵書局本。以這兩個版本和百衲本通校，還參考了元大德九路本、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和另外兩個明代刻本。總的來說，以明清版本為主，對于宋元版本的利用很有限，而且在這樣一種工作本和校本的配置關系里，九路本的作用不太能夠發揮，校勘記里比較常見的宋元版本其實是百衲本，當時直接簡稱為“宋本”。我們現在知道百衲本有校勘、挖改、描潤、抄補，跟它的影照底本之間其實有些差距，但在當時來說，利用宋元善本古籍的條件很有限，普遍把百衲本看作宋元本。所以，受客觀條件限制，沒能更多地利用宋元版本，是點校本工作的一個遺憾，也是我們這次修訂著重想要改變的。

點校本的前后兩個工作本，武英殿本雖然經過了校勘，但是訛誤依然非常多；另外《晉書》也有一些文字各本都無法讀通，殿本往往在這樣的地方憑己意做了改動，文字的確通順了，但要作為定論代替原有文字流傳下去，還是很冒險的。局本可以說是所有流傳至今的《晉書》版本中文字質量最好的，而且它的改動有很嚴謹的依據。它仿汲古閣本刊刻，至少還和元覆宋本做了對校，改正了大量汲本的錯誤。而對于二十卷《志》，各本訛誤都很多，只有局本文字較優，而且這些改動基本上都能夠找到史志、政書、清人考證等依據。因此，最終以局本為工作本，是當時時代條件下最合理的選擇。

前四史出版以后，點校本的工作要求有了大幅度提升，要系統進行版本校、本校、他校，汲取前人的考史成果，還制定了統一的標點分段體例。在這些方面，點校本《晉書》的工作都很扎實，校勘記征引文獻相當豐富。前面提到七十年代點校工作重啟后，參加《晉書》點校工作的有楊伯峻先生，楊先生在四十年代曾下功夫研讀過《晉書斠注》。2023年春天，楊伯峻先生批校本《晉書斠注》出現在拍賣會上，拍賣提要稱：

書中天頭以鋼筆校正誤字，毛筆書寫大量眉批夾批為楊伯峻參照《晉書》《通典》《三國志》《魏略》《晉紀》《華陽國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開元占經》《水經注》《隨園隨筆》《群書治要》諸書，與本書相歧義處辨明原委、引申評論。

吳士鑒的斠注工作本身，以廣征諸書中的相關史料為主，尤其是把零散的佚文附著在《晉書》的內容框架上，也參考文獻和清人考證對《晉書》文本做了一些校正。根據拍賣提要的描述和提供的幾張拍品圖片，楊伯峻先生的眉批又補充了《晉書》本身以及其他很多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這些工作必然為點校本的本校和他校提供了支持。

在為數不多的幾張拍品介紹圖片里，可以發現兩個和點校本的改字處理以及校勘記關系非常密切的例子。一是《職官志》左后衛將軍條“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一句，以鋼筆在正文“及”下補“衛”字，地腳批：“從宋本補‘衛’字。《通典》二八云‘初有衛將軍，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這處補字處理和點校本一樣，地腳批注就是點校本校勘記前半部分內容，校勘記后半部分又補充了一些史例。二是《天文志中》“是日，長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間二王”一句，天頭毛筆批注“《御覽》八七四引臧書‘是日’作‘是時’”。而點校本也在“是日”后出校，除引《御覽》書證外，又引《惠帝紀》所載史實為理校旁證。這部批校本對于點校本《晉書》有特別的意義，而且《晉書斠注》的底本也是金陵書局本，這使《晉書》點校的工作與《晉書斠注》更容易合二為一。雖然無緣展卷細讀，但能夠知道這部批校本的蹤跡也很令人開心，從中可以看到前人用力之勤之深。

楊伯峻批校《晉書斠注》卷二四（部分）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大家唐長孺先生也參與了點校本《晉書》的工作。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唐先生點校北朝四史，《晉書》點校本的前言里說明“載記部分，曾經唐長孺同志覆閱修改”，但注意到的人似乎不多。中華書局的張忱石先生在一篇采訪中回憶，1972年唐先生完成了北朝四史的點校后，主動去找當時書局負責點校工作的趙守儼先生，問還有什么需要做的，于是后來幫忙點校加工了《晉書·載記》。經過眾多先生之手，歷時多年幾經曲折，才有了點校本《晉書》。

您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點校本，最大的貢獻或難點是什么？

聶溦萌：在我看來，點校本各史最大的貢獻首先是標點和專名線。這不僅是一項基本工作，而且也非常體現解決疑難問題的水平。《晉書》缺乏訓詁注釋，不像《史記》《漢書》那樣能夠依靠前人注釋基本讀懂，但《晉書》里理解起來有難度的內容并不少。比如它收錄很多文章，最難理解的當屬那些玄學討論，此外駢文雖然斷句不算難，但要搞清大量典故才能準確標出專名線，也很考驗功力。《晉書》還有十種志，有些內容比較常見，但像《天文志》《律歷志》《禮志》《五行志》等，涉及很多專門的內容，標點整理難度高。吳則虞先生精通詩詞文學、音韻訓詁、諸子百家，確實是非常適合整理《晉書》的人選。吳先生之后，還有眾多先生對點校稿進行整理加工，點校本匯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心血。

我們在修訂過程中，對于一些相當疑難的句子，也會在前人標點的提示下去查閱資料，才理解個中深意，受益良多。我們對于不完全確定之處，還可以選擇躲在前人身后不做調整，但前人卻避無可避，必須面對所有問題。其中的艱難我們可能難以想象，他們的淵博也讓我們深為敬佩。看《晉書》校樣的時候，有一天讀到了《王羲之傳》收錄的《蘭亭集序》里那句“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腦中立刻被一個念頭擊中：我們此刻閱讀和修訂點校本，就像未來的讀者看待我們一樣，這既是對我們當下工作的鞭策，也是期待未來學術的進步。雖然這和王羲之要說的意思大相徑庭，但那個瞬間腦海中的反應就是如此，真有當頭棒喝之感，到現在記憶猶新。

本次《晉書》的修訂，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您認為最重要的變化在哪里呢？

聶溦萌：這次修訂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前期建刊十四行二十七字本《晉書》為底本，在尊重原點校本成果的基礎上，做了全面修訂升級。點校本原有校勘記兩千兩百余條，修訂本校勘記增加到四千六百余條，修改標點、分段數百處。對于原點校本各條校勘記的增刪去取，我們都經過了慎重考量，保留下來的舊校大多也進行了充實和改寫，力求讓修訂本文本更準確，校勘更精良，標點更規范。

修訂本相較于點校本最重要的變化，是我們校勘底本、校本的改換帶來的。前面已經提到，點校本利用的宋元版本比較有限，是一個遺憾。在修訂工作啟動之后，我們對《晉書》的版本進行了專項研究。正好那個時候，尾崎康先生計劃出版《正史宋元版研究》的中譯修訂本，也在補充版本調查的工作。在喬秀巖老師的牽線搭橋下，我有機會向尾崎康先生請教，并協助他的一些工作。經過一系列調查和研究，一是發現了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南宋中期建刊十行十九字本，也就是流傳較廣的元覆宋本的刊刻底本，二是發現了國圖收藏的兩種宋刻二十七字本不是同版，而是覆刻的關系。總之，相當于新發現了兩種南宋本《晉書》，而《晉書》宋元版本達到了八種之多，僅次于前三史。

我們通過大量版本異文的對比分析，可以判斷《晉書》各版本文字主要是依時代先后線性變化，由于在元明之際文字的變化較多，使得宋元版本和明清版本之間的差異比較明顯，但明清版本應該不是源于另一個明顯有別于現存宋元本的祖本。所以在版本的使用上，理應更重視宋元各本。局本的文字雖然流暢，但也保留有不少明清本的晚出異文，不能充分反映宋元本面貌，所以這次修訂，我們沒有用局本做底本，而是把它用作通校本。剛才提到的國圖的宋刻二十七字本中海源閣舊藏的那種，是現存年代最早、存卷完整的《晉書》傳本，而且已經過《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便于校勘工作使用，所以我們把它作為修訂的底本。在參校本方面，我們選取了宋元版本、明清版本各四種（此外，宋十九字本僅使用一卷），簡單來說是盡可能搜羅了宋元版本（僅排除了少數有覆刻關系或遞修關系，且存卷不完的版本），擇要利用明清版本。

改換底本，帶來了校勘思路的整體變化，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點校本校勘記中百衲本第一次出現，是在《景帝紀》“帝燒鐵灸之”一句的校勘記中。校勘記說明此句“灸”字，殿本、局本作“炙”，點校本依從百衲本、汲本，并引《后漢書》文例說明作“灸”義長。我們補充版本校工作后，發現包括修訂底本在內的大部分版本都作“灸”，也就不必再出晚期版本的異文校，因而刪去了原校勘記。這樣的情況在我們工作中遇到不少。

《賈后傳》“趙王倫、孫秀等因眾怨謀欲廢后”一句的校勘也很有代表性。點校本校勘記云：

“怨”，宋本作“怒”，今從殿本、局本。此“怨”字承上文“天下咸怨”。

校勘記指出了“怒”的異文，但也說明了作“怨”的合理性。由于點校本當年掌握的宋元版本情況很少，沒有條件對《晉書》各本的源流關系做出準確的判斷，自然應該從工作本局本出發來決定是否改字、決定校勘記撰寫的思路。但現在我們校勘各本此句文字，發現修訂底本、南圖本、覆宋本皆作“怒”，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作“怨”。這是一條典型的宋元本、明清本二分的異文，實際上是明清版本的形近訛變，只不過這處訛變并未導致文意不通。我們的修訂既以宋元本為重，首先關心的就不是晚期文本“怨”是否可通，而是宋元本的“怒”字是否可通。“怒”既可通，則不必出校，因此這里刪去了點校本的校勘記，正文文字也恢復為“怒”字。

總的來說，原點校本校勘記中，對百衲本做了異文校，或據百衲本改字而出改字校之處，修訂本大多刪去了原校。因為這樣的條目，大部分屬于宋元本與明清本有異，且宋元本文字可通的情況。而我們改正底本出校之處，又往往是明清各本不誤、點校本不必出校的。總之，由于底本、校本的變化，點校本和修訂本之間在正文文字和校勘記上都有不小變動。

和版本校有關，還想對《通志》和《冊府元龜》的使用做一點說明。這兩種書大規模抄錄正史，而且改動很少，因此它們雖然屬于“他校”文獻，但從文本源流關系來說，這兩部書和《晉書》相應內容之間的密切程度，不僅超過了大部分他校文獻，甚至也超過了很多本校證據，實際上比較接近版本校。這次修訂在版本校上重視宋元本，所以《通志》和《冊府》我們也盡量使用了宋元版本（《冊府》部分卷次無宋本），因為我們確實發現有不少異文，《晉書》宋元本和《通志》《冊府》的宋元本一致作“甲”，雙方明清本又都作“乙”。《晉書》宋元本闕卷的情況比較普遍，有些卷的參校本里只有一兩種宋元本，這種情況下，宋元本的《通志》和《冊府》能成為很好的補充。

修訂本在版本選擇和版本校方面有比較大變化，那么本校、他校是否也有調整？

聶溦萌：對于本校、他校，我們也針對《晉書》的情況有所考慮。修訂《隋書》的孟彥弘老師寫文章談過對本校、他校的運用，要特別注意辨別史源，對于不同來源的不同記載，不能通過校勘進行統一。這也是這次二十四史修訂，很多修訂組的共識。因為正史是綜合性的體裁，篇幅大，內容豐富，史源情況一般比較復雜，使得版本校、本校、他校證據的效力強弱，有時會出現顛倒。對《通志》和《冊府》的使用方式，也反映出我們修訂工作中對于本校和他校的運用采取了更因事制宜的態度。

本校實際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臨近的上下文彼此對照，往往是結合我們所理解的文意，判斷上下文是否有不匹配之處，并將其訂正。這種本校其實也帶有一定理校的意味，但由于一般不會在臨近的語句中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這樣的本校通常比較有效。

這里更想說的是另一種跨度比較大的本校，尤其是跨越了篇章。一部書的不同篇章有所矛盾，其實經常發生，所以書中凡是記載有差異之處都作本校，肯定不現實。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劃定本校的邊界，應該主要以本書中具有史源關系的記載來做本校。對于整體性強的書，本校可以發揮更多作用，但《晉書》是一部史源非常駁雜的書，給本校和他校都造成困難。我們的修訂工作中，對于來自不同史源的本校、他校證據，也會記錄在長編中并作適度考察。但在出校時，我們更嚴格地遵循“校史不考史”的原則。趙守儼先生1960年代對《晉書》點校稿的審讀意見中，已經指出“要嚴格區分文字的錯誤和史實的出入”，“文字的錯誤”就是校史，“史實的出入”則屬考史。“校史不考史”的原則看似簡單，做起來并不容易：要發現真正屬于文本傳寫訛誤的問題，而且能夠找到比較接近，有史源關系的文本來印證，既要靠對文獻的熟悉，也要一定運氣。有些文字我們高度懷疑有問題，但是找不到可靠的文獻依據，也只得作罷。

趙守儼先生關于《晉書》點校及審讀的意見（1960年代），圖片來自徐俊著《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443頁附圖。

這里舉一個修訂本“校史”的例子。《哀帝紀》記載興寧三年二月乙未對桓豁、桓沖兩人的任命，兩人的官銜中都包括了“領南蠻校尉”，顯然有誤。根據兩人的本傳，桓豁擔任此職，而桓沖應任鎮蠻護軍。《晉書》帝紀、列傳、載記之間關于任官的記載歧異其實很多，不可能一一出校，尤其是對于大量無法判斷孰是孰非的異文。這里的有趣之處在于，既在同卷上下文間，又在紀和傳之間做了本校，而且正是從前一重本校中發現了問題，又從后一重本校獲得解答，才有了這條校勘記。

除了本校，修訂本對于他校是如何處理的？

聶溦萌：《晉書》的本校可以做的不算多，他校就更加重要。前面已經提到，點校本的他校工作很充實，校勘記中征引了大量類書和史籍。這次修訂，我們依然以“校史不考史”為原則展開他校的覆核和補充，并且圍繞兩個比較特殊的方面系統地做了他校。

一是文章。《晉書》收錄文章很多，是《晉書》史料價值的重要體現。文章往往不好讀懂，就更容易在流傳中出錯；而對文章做他校，要比對一般的史書敘事之文做他校更有針對性、更容易發現和解決問題。所以，我們系統地對《晉書》中收錄的文章做了他校工作，主要參照嚴可均《全晉文》標注的文章出處，按圖索驥，完成校勘，取得了不少收獲。比如，點校本《晉書·劉琨傳》收錄盧諶、崔悅為劉琨伸冤的上表，其中有一句“伏惟陛下叡圣之隆，中興之緒”，不通順。而《藝文類聚》引文作“伏惟陛下以淑圣之姿，隆中興之緒”，語句結構完整，文意明白。不過，《晉書》的這些錯誤并無版本異文，甚至還有一些他校文獻顯示這些錯誤很可能在唐代已經出現，所以我們不改動這處文字，出校提示讀者。

二是對《晉書》諸志的他校。修訂本《前言》和《凡例》都提到，諸志的文本歷代訛誤都很嚴重，只有時代最晚的局本反而后來居上。局本的校改，已經大量依據了和《晉志》有史源關系的他校文獻，在有些領域，局本應該還參考了清人的研究成果。我們的修訂，出于全書整體考慮沒有選擇局本為底本，所以諸志的校勘記比較多。我們也針對各志，著重核對了有史源關系的其他文獻，這樣，通過校勘記還能提示出局本改字的依據。在局本以及上次點校本的校改以外，我們也發現了更多問題。比如《禮志上》記載晉代釋奠禮舉行的實例，其中一次是在“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時，而《宋志》作“三年”，《晉書·輿服志》也記載在太興三年太子釋奠。《禮志下》記載元會儀式過程，有一句“以贄授贄郎”，應當如《通典》作“以贄授受贄郎”，“受贄郎”是官名，等等。

除了文章和諸志以外，在遇到疑難或重要的問題時，我們也盡量查閱了其他文獻。我們希望通過更細致、全面地比校文獻，更審慎地梳理文本源流，盡量解決好《晉書》的“校史”問題。

修訂工作中，除了不同層次的文本校勘之外，在標點整理方面做出了怎樣的調整？

聶溦萌：修訂本對點校本的標點和分段都有一些調整。如天文名加標專名線，是這次修訂的統一要求。還有一些標點，是由于正文文字變化需要做相應調整。對于十卷帝紀，我們還有一個考慮，就是進一步整齊格式，以便閱讀：以空行區分年，以分段區分月，盡量一件事用一個句號斷開。當然有些事情非常詳細，也不能連續幾行不打句號；極個別情況下，月的分段也會特殊處理。兩晉是門閥士族的時代，《晉書》很多傳記末尾都會記載傳主子弟，我們盡量把這樣的內容與傳主本人的記載之間分段隔開，以求醒目。

我們也修正了一些點校本標點、分段不當之處。一方面，校書如掃落葉，疏失在所難免，另一方面，現在的學術水平和技術手段也遠超當年，我們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然應該有所改進。有兩個方面的修正相對集中。一是《晉書》中有些戰況的記載很繁碎，出場人物眾多，一氣讀下來很容易搞混其間的關系，把后一句的主語誤會為前一句的賓語，或者誤會分句之間的關系，把緊密關聯的戰況以句號隔開。例如《石苞傳》“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于都陸，輕兵渡黎水”。點校本“誕等”放在逗號后，成為后面分句的主語。但諸葛誕當時困守城中，從下文說胡烈“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余眾而退”也可以知道，留輜重于都陸的不是諸葛誕，而是前來接應的吳軍。又如《穆帝紀》永和八年“鎮西將軍張遇反于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于倉垣”點校本在“樂弘”上用句號。而根據《晉書·謝尚傳》和《冉閔載記》，當時東晉將領謝尚北伐張遇，戴施是謝尚部下，自倉垣出。由此可知，帝紀的樂弘攻戴施于倉垣和張遇反叛同一件事，《通鑒》的敘述也是這樣處理的，這里改用逗號更合適。

另一方面是與制度相關的內容。例如《樂志下》，點校本作：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余伎樂盡不作。”

根據現在對于禮儀事務運作程序，以及儀注文書的了解，我們可以知道這句話其實只是描述了事件梗概，沒有直接引文。我們修正標點為：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余伎樂盡不作。

八年正會儀注就是蔡謨所奏的文書，后兩個小句描述了儀注中的問題點，引出后文侍中、給事黃門侍郎之駁。職官制度、文書制度領域，學界數十年來積累了豐厚的成果，為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和標點原文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們希望修訂本能盡可能體現學界現有的積淀，反饋于未來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