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影響下，美國正越來越遠離這個由其主導創建、原本用來在本地區施加影響的國際組織。如今，這個美洲地區最高級別的政治組織，正試圖在多邊主義和民主都陷入危機的時代中求生。

“美洲國家組織更多是在分裂美洲國家，而不是團結它們。”這句話聽上去像是當下的評論，但其實已有半個多世紀歷史。20世紀70年代初，加拿大時任外交部長米切爾·夏普曾這樣說。當時，加拿大一直不愿加入美洲國家組織，直到1990年才正式加入。

1948年成立后的最初幾年里，這個美洲地區最主要的多邊機構曾一度風光。但在過去幾十年中，它始終伴隨著質疑聲，尤其是在國家間沖突面前表現消極無為。更重要的是，外界也批評它面對美國這個地區頭號強國的單邊決定時缺乏作為。美國不僅是東道國，美洲國家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也是該組織最主要的財政支柱。

美國近日正值獨立250周年紀念，而此時恰逢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一向貶低包括美洲國家組織在內的多邊機構。據媒體報道，他還在不斷削弱現任負責人、蘇里南人阿爾伯特·拉姆丁的施政空間。這一點在6月最后一周于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大會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華盛頓試圖改變會議議程，但最終通過的大會宣言卻大量強調對多邊主義的捍衛。

副秘書長勞拉·希爾在閉幕致辭中對此說得很清楚。她帶著一定的自我反思意味表示，面對持續不斷落在該組織身上的批評，“我們不僅要宣示多邊主義的重要性，還必須證明它。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這意味著不能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里，而是要直面批評，看看我們過去做對了什么、做錯了什么，并以建設性的精神加以糾正”。

“美洲國家組織已經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機構。”華盛頓美洲民主研究所所長卡洛斯·桑切斯·貝爾賽因對拉美新聞平臺“連接點”這樣表示。這位玻利維亞學者和政治人物曾兩度在本國擔任部長。他表示，該組織“已經完全失去了主導重大議題的能力，尤其是在民主問題上”。

桑切斯·貝爾賽因批評拉姆丁，稱其拒絕將委內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政治體制定性為不符合民主原則，這違背了《美洲民主憲章》的原則，而他的前任、烏拉圭人路易斯·阿爾馬格羅在這一點上立場不同。

他說：“美洲國家組織應當恢復其促進和捍衛民主的角色。只要這一點還不明確，我們看到的就會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美洲國家組織，而美國則會組建其他類型的集團，比如‘美洲之盾’。美洲國家組織將只是一個用來出席活動的平臺，因為華盛頓的政策顯然主要是雙邊的，但它會產生多邊影響。新集團的形成就說明了這一點。”

巴西利亞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朱利亞諾·科爾蒂尼亞斯也持類似看法。在他看來，美洲國家組織在冷戰時期更為重要，因為它當時承擔著把蘇聯擋在美洲勢力范圍之外的功能。但如今，它“在本地區已經失去重要性”，尤其是在南美層面。

事實上，自成立以來，批評者就一直指出美洲國家組織帶有某種“原罪”。正如科爾蒂尼亞斯所說：“美洲國家組織始終是美國維持其在拉丁美洲存在的工具，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多邊機構。在這種背景下，它要想有未來，就必須改變自身結構和官僚體系。但如果真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改變其看待這一地區的方式，也必須改變其看待美洲國家組織本身的方式。”

最近的總統選舉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策略。在秘魯和哥倫比亞，立場與特朗普主張相近的候選人贏得選舉；薩爾瓦多、阿根廷、智利和厄瓜多爾等國也早已有類似取向的政府執政。

沒有人能否認，美洲國家組織正處于危機之中。聯合國在全球層面也面臨類似局面。這兩個誕生于20世紀中葉、建立在戰后共識之上的組織，如今都在面對超出其創設初衷的挑戰。

對美洲國家組織而言，它長期以來因美國的強大影響而始終強調“西方價值”。但今天，它面對的是一個被打亂的地緣政治局面，問題不只是特朗普個人。一個全球性強國的崛起，以及美洲地區自身的民主危機，也都在推動這一重構。

墨西哥學者、外交政策顧問瓜達盧佩·岡薩雷斯·查韋斯表示，人們需要思考，在21世紀第二個25年里，究竟希望看到一個怎樣的美洲國家組織，“因為有時候我們說話的方式，好像還停留在上個世紀”。

不過，她也承認，在其他一些方面共識較少，尤其是前任秘書長阿爾馬格羅曾優先推動的那些議題。“其中之一是權利議題。現在有一些提案的方向，是要削弱此前已經取得的一些權利。還有一些嘗試，是希望把議程集中到對本地區確實重要、但并非只有本地區才承受其影響的問題上，比如有組織犯罪及其相關暴力。”

岡薩雷斯·查韋斯還淡化了左翼與右翼政府之間的不和。按理說，這些分歧會削弱地區政策達成共識的可能性。但她認為，“如果看過去一年，達成的共識其實比此前一些時期更多”。她還說：“另一方面，我并不覺得有哪個國家在盤算‘我要退出’。相反，所有國家都希望推動自己的議程。”

在應對華盛頓壓力的同時，拉姆丁似乎也因最近在巴拿馬舉行的大會而地位有所鞏固。他在大會閉幕時表示：“多邊主義的力量，始終取決于領導人捍衛和強化它的政治意愿。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為了拆解這個體系，而是為了讓它適應現實。”

不過，他并未具體說明，這些讓組織適應新時代的調整究竟應當如何展開。這個誕生于80年前、帶有鮮明20世紀印記的組織，至今仍在摸索，如何在一個對多邊機構并不友好的21世紀中繼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