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墜入斬殺線」一度成為網絡熱詞。這個表達被用來形容那些看似生活穩定，卻因突發變故，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的美國人。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相對復雜，其中包含政治、經濟、就業等長期民生問題。但對于美國社會而言，一個無法回避的現象便是：無家可歸者的數量正逐年上升。

根據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在2025年度《無家可歸者評估報告》公布的數據，美國無家可歸人口（指露宿街頭或長期居住在緊急避難所的人口）在2024年達到峰值，大約為74.5萬人。即便2025年這種狀況有所緩解，但仍有約74.3萬人無家可歸——在2013年，這個數字僅為55萬左右。

而當這樣一個長期存在、且逐年惡化的民生問題，撞上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這一群體該何去何從，不可避免要被全世界審視。

在眾多世界杯主辦城市里，亞特蘭大算是一個在安置問題上的積極代表。

去年夏天，該市推出「Downtown Rising」計劃，這是一次以足球為主題的呼吁性活動，目標是在世界杯前消除亞特蘭大市中心帳篷營地以及街頭露宿現象。

根據AP News的報道，目前城市已經籌集了約1.85億美元專款，在世界杯前妥善安置了超過500名無家可歸者，而世界杯之后，這個數字會陸續達到4400人。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亞特蘭大的一次自我糾正。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這座城市曾在無家可歸的問題上給全世界留下了極其丑陋的印象——為了「肅清市容」，亞特蘭大專門為流浪漢們建造了一座監獄。

1996，亞特蘭大拘留中心

72歲的霍爾因在接受Atlanta Civic采訪時回憶，1996年他曾在亞特蘭大老四區的一座橋下被捕。在他看來，彼時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是他被捕的唯一原因。

霍爾因表示，他當時面臨了兩個選擇：一張離開城市的單程巴士票，或是被關進新建的「亞特蘭大市拘留中心」。

最終，他選擇了前者。

霍爾因的遭遇并非個例。WBUR曾公布過一組數據，在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啟前的18個月內，當地總計有超過9000名流浪漢被捕。

很顯然，亞特蘭大市政府并不希望類似的丑聞在世界杯期間重演，一系列籌集資金、籌建收容所等行動收獲了初步的成效。這些為迎接世界杯到來的準備動作，或許能夠成為城市徹底改變無家可歸者問題的一個契機。

另一邊，在西海岸，西雅圖的努力同樣引人注目。

新市長凱蒂·威爾遜上任后承諾在世界杯前開放500個新庇護所，其中包括在體育場附近空地快速搭建的75個微型房屋。這些70平方英尺的住所配備床鋪、加熱器和空調，是能夠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臨時安身之處。

在過去的兩個月里，西雅圖密集開展安置工作，希望在球迷涌入前，將當地露宿街頭的人接入這些臨時住所。

但無家可歸者是美國持續了數十年的民生問題，沒有可能在一年或幾個月內就被解決；而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足夠的住房并不是安置無家可歸群體的唯一關鍵問題。

如何找到他們，并把他們遷離原聚集地并送入這些住所，同樣也是一個挑戰。

隨著世界杯開賽，城市管理者的收容手段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直接、粗暴——六月份開始，西雅圖最初的收容行動，也逐漸演變成了強制的「清理」。

西雅圖被清理的無家可歸者營地

根據NPR的報道，在西雅圖新任市長威爾遜上任的五個月內，共有超過2000頂無家可歸者居住的帳篷被清理。其中一些人的財物連同帳篷被一并沒收，當場送入垃圾車碾碎。

也因為這些過于「高效」的清理行動，威爾遜及其團隊遭到了美國社會的批評。

在去年三月，威爾遜宣布競選西雅圖市長開始，解決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就是她最重要的競選承諾之一。面對批評，威爾遜給出了解釋：清理這些營地并非為了世界杯做準備。而當解決問題的承諾、粗暴的清理行動和世界杯周期幾乎重合時，這種說辭的可信度也就不可避免地隨之降低。

受到類似指控的，還有達拉斯。

早在世界杯開始兩年之前，達拉斯市政府就曾撥款3000萬美元來處理露宿街頭者的問題。兩年之內，達拉斯市內的無家可歸者減少了87%，其中2000人甚至被安排了永久住房。

這些立竿見影成果的背后，仍然是大量的暴力執法：達拉斯警方曾被指控，將拒絕離開營地的人用扎帶捆綁，強行要送至安置地。

達拉斯等待轉移的無家可歸者

粗暴的行為本身已經足夠難看，被收容群體的一些抗議同樣存在著合理性：被迫離開現有居住地的同時，他們也離開了熟悉的救濟服務站，很多事務需要重新登記。

與此同時，他們也在擔心世界杯過后自己的命運——如果世界杯結束了新的臨時居住點不能繼續使用，那么這意味著之前他們費盡心機占據的好地方，可能會成為他人的新家。

而即便西雅圖和達拉斯市政府解決問題的手段遭受了一些批評，但有所行動這件事本身，已經讓它超過了很多世界杯主辦城市。

根據美聯社近期的一則報道，包括紐約、波士頓、費城、邁阿密、休斯頓等美國城市，以及多倫多、溫哥華等加拿大城市在內，絕大多數世界杯主辦城市都在試圖依靠已有設施來解決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并沒有設立解決問題的專項資金。

大城市紐約并未推出世界杯專項安置計劃，而是繼續依賴既有庇護系統，以及即便沒有世界杯，也已經超負荷運轉Right to Shelter計劃；費城的情況類似，這里長期面臨老舊基礎設施和貧困問題，安置主要依賴非營利組織和州級資金支持。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溫哥華

無家可歸者問題在美國已持續數十年。微型房屋、臨時庇護所能提供短期喘息，卻難以解決根源：住房嚴重短缺、工資增長滯后于租金、精神健康、藥物與酒精依賴等等。

這些根源性問題，其實與數十萬無家可歸者互為因果。

世界杯這樣的體育大賽是一臺巨型聚光燈，體育帶來的關注會放大一切的美好，更讓一個國家的困境與窘迫無所遁形。

主辦國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體育大賽，在社會民生問題上作出不同以往的努力和投入，這點本身無可厚非。但即便如此，大賽也應該成為一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契機，而不是僅僅被視作一次需要被應付的大型檢查。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雅圖和達拉斯被批評的粗暴手段，其實就是這種應付心態的結果。對于一些主辦城市團隊而言，大賽來臨意味著工作成果驗收截止日期。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們當然會采取見效最快、最直接的辦法。

而一個解決問題的契機，也就此變成了藏污納垢的遮掩。

所以，當世界杯逐漸走入尾聲，那些曾被臨時安置的身影是否會重新回到街頭？這一刻，美國無家可歸者的問題不再只是數據或新聞，而是對整個社會治理智慧的持久拷問。

聚光燈下暴露的裂痕，終將留待日常去修補——當然，也可能等到下次大檢查來臨時，被再次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