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一》）

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用了整整十年才從特洛伊的廢墟重返伊薩卡。

這段充滿宿命感的歸途，在2007年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借用。他把現代人從20多歲到30歲出頭那段反復試錯、懸而未決的人生階段，命名為「奧德賽時期」(Odyssey Years)。

十九年后的今天，這個原本屬于學術范疇的概念，意外地成為了社交媒體上年輕人情緒的出口。這種集體共鳴的背后，也是一代人面對漫長過渡期的釋然。

在前不久的一次對談中，余華和莫言也曾聊起這個話題。余華說，奧德賽時期或許是一個人一生的時期，焦慮和迷茫本質上都只是一種情緒，當它過去之后，另一種新的情緒又會接踵而至。

這種文學化的「命名」的確有撫慰人心的作用，它讓個體意識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漂泊。然而一旦「漂泊」被過度浪漫化，人就很容易沉溺于「等待靠岸」的姿態里，從而忽視掉更尖銳的問題：在漫長的不確定性里，人究竟靠什么才能擺脫「被動」，重新找回生活的支點。

|01 失去的掌控感

「奧德賽時期」的漂泊，不只是一種懸浮的狀態，更有個體深層的存在性不安，一種對自己生活缺乏定義權的無力感。

倫敦大學教授邁克爾·馬爾穆特主持的「白廳研究」（Whitehall Studies）曾追蹤上萬名英國公務員數十年，得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結論：職級較低的雇員，即便收入穩定、不需要為失業擔憂，冠心病的發病率仍然明顯高于上層。

排除掉生活方式等諸多變量之后，真正的致病因素居然是「工作中的控制感」。原來折磨人的從來不是勞動本身，而是無法參與到游戲規則的制定，只能被動地服從。

回到當下的中文語境里，20多歲的年輕人頻繁地更換城市、工作、以及各種各樣的關系，并不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在任何一個位置上都無法獲得確定性的積累。

舊有的成功路徑已然失效，而新的規則尚未確立。所謂的「奧德賽」，與其說是方向上的迷失，不如說是掌控感的結構性缺席。

爭名、爭利、爭頭銜都是表象，人們真正渴望的，是對自身生活走向的最終定義權。

|02 勝利者效應

如果說掌控感才是「奧德賽時期」真正渴望的東西，那么得到它的路徑，樸素得令人不太舒適：先去爭取一場具體的、世俗意義上的贏。

2017年，浙江大學神經科學家胡海嵐團隊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實驗研究：當兩只小鼠被放進一根只容得下一只通行的透明管道，狹路相逢時，弱勢的一方幾乎總是被擠出局外。

但當研究者通過光遺傳學手段，人為地增強弱勢小鼠前額葉皮層到丘腦中背核的突觸連接后，弱勢小鼠開始反敗為勝。而這種「被輔助的勝利」重復6次之后，即便撤掉所有外力的干預，小鼠依然能夠持續保持勝利，優勢開始固化。胡海嵐把這個現象，命名為「勝利者效應」（Winner Effect）。

如果把這只小鼠的處境投射于人，那么身處奧德賽時期的個體，匱乏的往往不是宏大的方向感，而是一次足夠明確、無可辯駁的正反饋。

贏家通吃，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03 在行動中找意義

而一次又一次具體的贏，足以扭轉一個人的狀態。

1977年，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理論」，指出個體對自己能否完成某一行為的信念，主要來自直接經驗、替代經驗、言語說服和生理狀態四個維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掌握經驗」，就是一個人親身做成某件事的經歷。

在一次次「我確實能做到」的實證面前，其他任何言語上的鼓勵、他人的示范都會顯得單薄。

我們從小都是在社會期待主導的模式下被培養起來的，所以很少有機會獨立追問「什么對我最重要」。但這里面，也埋下了另一個認知陷阱：很多人以為必須先找到意義，才能開始行動。

但真實的順序幾乎是倒過來的，意義是行動的附屬品，不是前提。你不可能在什么都沒做成的狀態下，憑空知道自己是誰，自我認同是需要外部世界給出回應才能成形。

學會一項技能、落地一個項目、寫出一篇被認可的文章……這些世俗層面的「成」，是最簡單直接、也最難被曲解的正反饋。越是處于自我懷疑的泥沼，越應當去爭取那些可量化、被承認、能被記住的結果。

當然，它們無法解決一切的問題，卻能為對抗虛無提供一個支點。對抗漂浮，不能只靠搞思辨，更要靠一個個具體行動的兌現。

世俗的成功還有另一個更為現實的功能，為人生中無法回避的失去提供緩沖。

在生活的各個維度都懸浮于不確定之中的「奧德賽時期」，多重失意疊加而至的概率，也遠高于人生的其他階段。而人的痛苦，很少是被某一個單一事件就推到極限。

比如，失去一段親密關系時固然令人心痛，但如果這個時候你的手里還握著一些其他確定性的反饋，比如一份穩定有回報的工作、一項日漸精進的技能，那么情感所帶來的痛苦，就會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失去感情的同時，你自己還丟了工作，那么兩種痛苦就會彼此放大，很容易把人拖入下墜的深淵。

|04 做解決問題的人

其實前面說的那么多，人生想要更可控的秘訣只有一個：不要試圖控制外部的任何人或事，發展自己才是硬道理。

這也是為什么我從來都不贊同雞娃、關系博弈、各種「術」的層面上的東西……因為別人的意志，是世界上最不能被收編的東西，在這個方向上發力，邊際回報永遠在遞減。

真正可以被反復訓練、持續優化的，只有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把自己定義成那個「解決問題的人」，每解決一個具體問題，你在這個系統里的不可替代性就增加一分，對局勢的定義權也隨之擴大一圈。

別人可以否定你的觀點，但很難否定你把一件事做成了這個事實。

在納粹集中營的極端環境中，維克多·弗蘭克爾觀察到那些最終能夠活下來的人，往往不是身體最強壯的，而是在任何處境下都能維持某種內在任務的人。

回到荷馬的原典，奧德修斯也從來都不是一個被動的漂泊者。他的方向很明確，拒絕了女神許諾的永生，以蠟封耳對抗塞壬的歌聲，在每一個節點都做出了主動的選擇。

如果一定要用「奧德賽時期」來命名當下的處境，我想它給出的真正啟示，或許并不是「漂泊終會結束」這樣一種被動的等待，而是在每一段航程里，一點點地去解決眼前具體的問題：先讓自己在一個具體的戰局里贏一次，再用這場勝利來校準自我認知，最后把它復利式地延伸出去。

伊薩卡不是一個等在遠方的地點，它是你每一次拿到結果之后，腳下自然形成的那塊陸地。

或許，更悲觀的事實是，普通人的一生都難逃「奧德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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