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西雅圖時報》7月4日報道，華盛頓——還是新澤西州郊區一個男孩時，小塞繆爾·阿利托法官常常夜里躺在床上，聽著父親一邊按計算器，一邊為如何重新劃定該州選區版圖而發愁。

阿利托的父親在州議會工作。20世紀60年代，自由派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接連作出裁決，確立了“一個人一票”原則，要求各選區人口大致相等。此后，他的父親受命繪制新的選區地圖。

阿利托曾說，父親參與重新劃區的經歷對他影響很大，也讓他對法院介入選區劃分始終持懷疑態度。在本周二結束的這一任期里，這種早年經歷再次顯現出來：他撰寫了一項具有標志性的裁決，削弱了《投票權法》，使以種族歧視為由挑戰選區地圖變得更加困難。

在聯邦最高法院任職20年間，阿利托逐漸成為最穩定的保守派票倉之一，也贏得了首席大法官小約翰·羅伯茨的信任，后者多次指派他為重大案件撰寫意見書。現年76歲的阿利托是法院中年齡第二大的大法官。盡管一些大法官任職到80多歲并不罕見，但阿利托的年齡以及他與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政治立場上的一致性，近幾個月引發了外界密集猜測：他是否會在法院10月開啟下一個任期前退休。

如果他此時退休，總統就可以挑選繼任者。這將是特朗普對聯邦最高法院的第四次提名，而且可以在共和黨仍控制參議院、但政治前景似乎正在走弱之際完成。阿利托沒有回應置評請求，但多名與他關系密切的人士表示，他預計會在10月繼續出現在法官席上。他們指出，作為資深大法官和法院保守派超級多數中的一員，阿利托在推動保守派長期追求的目標上擁有極大影響力。

有關阿利托去留的猜測在過去一周集中爆發。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刊發報道稱，這位大法官將辭職。該媒體隨后迅速撤稿，資深法院記者妮娜·托滕伯格也在節目中道歉。但這并未平息外界對其即將退休的廣泛猜測。不過，幾名因談及私人交流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堅稱，情況并非如此。

在這一任期中，阿利托撰寫的裁決限制了尋求庇護者獲得救濟的路徑，終止了數十萬來自海地和敘利亞移民的免遭驅逐保護，并擴大了持槍權利。他顯示出自己能夠在這些棘手議題上爭取到足夠票數。即便他的立場進一步右移，本任期他在分歧性裁決中仍比以往更常站在多數一邊。

圣母大學法學院教授、選舉法專家德里克·T·穆勒說：“阿利托大法官參與了許多最具影響力的裁決，維系了多數意見，并持續通過寫作推進過去50年來保守派法律運動的諸多目標。”

在涉及特朗普政府重大政策的案件中，阿利托和克拉倫斯·托馬斯是法院中僅有的兩位在每一起案件上都支持特朗普的大法官。盡管他并非總在多數一邊——在一些緊迫議題上他也曾落敗，包括有關總統關稅命運的案件——但羅伯茨仍讓他撰寫了多項影響深遠的裁決。

曾擔任阿利托法律助理、現為圣母大學法學教授的謝里夫·吉爾吉斯說：“這體現了首席大法官對他的信任，也說明他尊重阿利托的判斷力、寫作能力，以及他在高關注案件中把多數意見維系在一起的能力。在這類案件里，大法官們往往會在裁決應寫得多寬泛的問題上出現分歧。”

如果民主黨在11月中期選舉中重新控制參議院，阿利托將再次面臨更大退休壓力。熟悉他的人說，他可能不愿冒險失去由一位與自己意識形態一致者接任的機會，而且他也清楚記得2020年9月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去世后發生的一切。金斯伯格去世引發了一場確認程序爭奪戰，最終讓特朗普得以任命她的繼任者、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從而改變了法院的構成。

阿利托的保守主義立場由來已久。里根政府時期，他申請司法部職位時曾寫道：“我是保守派，而且一直都是保守派。”在多年擔任聯邦檢察官和法官后，他于2006年進入聯邦最高法院，由前總統喬治·W·布什提名，接替立場較為溫和的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

他上任僅比羅伯茨晚4個月。兩人都曾在里根政府任職，也都擔任過聯邦上訴法院法官，起初投票傾向幾乎一致。但根據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李·愛潑斯坦、安德魯·D·馬丁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邁克爾·尼爾森為《紐約時報》所做的分析，羅伯茨在任職頭10年里逐漸向左移動，而阿利托則不斷右移。分析顯示，如今阿利托與托馬斯的立場更加接近。

多年來，阿利托撰寫過多項備受關注的裁決，包括為避孕保險覆蓋設立宗教豁免，以及逐步削弱《投票權法》。對保守派而言，他最重要的裁決是2022年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意見書。這項裁決取消了憲法層面的墮胎權保障。

在那項裁決之后，他因未披露一次由一名富有的共和黨捐助者安排的豪華釣魚之旅而受到批評；他住宅懸掛的旗幟也被指與否認選舉結果的“停止竊選”運動有關；此外，他還因與一位右翼立場的德國公主關系密切而遭質疑。對此，阿利托曾表示，他無須申報那次釣魚行程；至于旗幟，他則歸因于妻子瑪莎-安·阿利托。

有一段時間，他的影響力似乎有所減弱。2024年，阿利托撰寫的多數意見數量是當年所有大法官中最少的，只有4份。同一年，首席大法官親自執筆了一項原本先交由阿利托撰寫的高關注裁決，案件涉及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遇襲事件中的被告。

但自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阿利托重新成為法院中強勢而有影響力的聲音。這讓保守派感到振奮，也令自由派憤怒和沮喪。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帕梅拉·卡蘭說：“很難想到還有哪個領域，阿利托的觀點沒有與保守派法律運動完全一致。”

她還說，阿利托被分配到的案件，都是“法院將把事情交給特朗普政府和右翼陣營處理”的案件。這一任期中，他撰寫了6份多數意見，與多數其他大法官數量相近。根據愛潑斯坦團隊的分析，他本任期的自由派投票比例是自1937年以來任何一位大法官在任何一個任期中的最低水平：在非一致裁決案件中，他只有3%的投票傾向自由派。

在所謂“民主議程”案件中——包括涉及投票、競選資金、選票獲取，以及黨派和種族選區操弄的爭議——阿利托是所有大法官中最不可能作出愛潑斯坦所稱“保護民主”投票的人。所謂這類投票，通常意味著擴大投票和參選機會，并限制黨派操弄選區。這一點適用于所有至少參與過10起非一致“民主議程”案件投票的大法官。

他長期以來對法院介入重新劃區的懷疑，在4月那份收緊《投票權法》的意見書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阿利托援引自1965年這部里程碑式民權法通過以來“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種族關系已有改善等理由，提高了挑戰者以立法選區存在種族歧視為由提起訴訟的門檻。

按照他的標準，挑戰者必須提供蓄意種族歧視的證據，才能勝訴。這項裁決促使共和黨人在美國南部匆忙推動重新劃區，也很可能讓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前占得優勢。耶魯大學憲法學教授、長期關注聯邦最高法院且自稱與阿利托私交甚篤的阿基爾·里德·阿馬爾說，這項投票權裁決的重要性，足以與墮胎案并列為阿利托最重要的判決之一。

阿馬爾說：“這是一個按資歷排序的體系，任職初期拿不到最好的案件分配。你待得越久，就越有機會在重大案件中撰寫意見書。”這并不意味著阿利托在最近這個任期里總能如愿。比如，在本任期最重要的案件之一中，他就站在敗訴一方。該案裁定，憲法保障幾乎所有在美國領土上出生的嬰兒都應被視為美國公民。

在近40頁的反對意見中，阿利托稱這一裁決“是一個嚴重錯誤”，并補充說：“在讓國家背負一項中世紀規則之前，我們最好先確定憲法確實要求如此。”盡管對部分結果感到沮喪，幾名與這位極為低調的大法官關系密切的人士說，他仍積極參與與同僚的互動以及法院的工作。

到目前為止，他一直沒有卷入圍繞其未來去向的公開喧囂。即便上周關于他退休的錯誤消息一度席卷法院，阿利托也始終沒有露面，在法院公布本任期最后幾份意見書時，他并未出現在法官席上。到目前為止，他一直沒有卷入圍繞其未來去向的公開喧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