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遠是廣西師范大學文科師范專業2026屆畢業生。近幾個月，面對日趨激烈的教師編制競爭，他放棄了對“鐵飯碗”的追求，轉而向民辦中學投遞簡歷。他身邊的同學中，部分人進入保險、銷售、文創等行業，也有人選擇全職備考教師編制，等待下一次“上岸”。

就業壓力上升是近年來很多師范生的感受，這與學齡人口變化密切相關。近兩年，多地教師招聘計劃開始收縮，例如2026年湖北省公開招聘中小學教師2740名，較2025年的5799名減少約52.8％。

與此同時，許多師范院校正在調整專業結構：一方面，縮減部分傳統師范專業的招生規模；另一方面，增設人工智能、新能源材料與器件、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專業。

2025年9月12日，安徽淮北師范大學相山校區，2025級本科新生入學報到。圖/視覺中國

需求并非簡單收縮

2026年，河南、廣西、湖南等多地的公費師范生繼續縮招。今年，河南省地方公費師范生和“優師計劃”師范生計劃招生1117人，較2025年減少51.3％，并且不再招收學前教育專科地方公費師范生。

林妍長期從事幼兒教師招聘考試培訓，據她觀察：“以前來參加培訓的學員，大多是學前教育專業的專科生，近幾年本科生越來越常見。”

師范生的培養層次在提高。記者梳理發現，六所部屬師范大學的公費師范生均已實行本研貫通培養。西北師范大學學術副校長荀淵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下基礎教育教師隊伍建設更加注重質量提升，國內中小學教師中具有研究生學位的比例仍偏低，應適當擴大研究生層次師資的培養規模。

需求變化是直接影響因素。江西省中小學教師公開招聘計劃由2023年的7821名降至2026年的1190名。陳寧是江西某省屬師范大學數學師范專業的大二學生，得知招聘計劃大幅收縮后，他開始準備跨專業報考計算機或自動化方向的研究生。“從師范‘轉行’工科，想把自己的路走寬。”他說。

不過，師資需求并非簡單收縮，還受學段、學科、地域等影響。何敏就職于廣東省東莞市一所公辦初中。過去五年，該校學生和班級數量仍在持續增長，人數最多的班級有50余名學生；新增教師約120人，其中合同制教師約占三成，是師資補充的重要來源。

華東師范大學學生職業發展中心生涯發展部主管朱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近年來，該校學前教育本科招生有所減少，但師范生總體招生規模未明顯收縮。部分地區仍在為迎接高中生源高峰而補充師資，學校越來越多師范畢業生開始將求職范圍擴大到縣域和非省會城市。

兩年前，趙芳從曲阜師范大學畢業，成為一名高中歷史老師。她說，對包括自己在內的不少公費師范生來說，最擔心的問題不是“能否找到工作”，而是“能去哪里工作”。選崗競爭十分激烈，只有考試排名靠前，才有優先選擇熱門地區學校的機會。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盧曉中認為，在現行生師比標準下出現的師資富余，也可以為縮小班額、推進小班化教學創造條件。“如果將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需求納入考量，所謂‘教師過剩’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他表示。

3月26日，云南省2026年公費師范生招聘會在云南師范大學呈貢校區舉行。 圖/中新

向工科“改道”

面對人口結構變化和產業轉型，多地師范院校在調整師范專業招生規模的同時，開始布局新工科。例如，今年6月22日，合肥師范學院揭牌成立人工智能學院、集成電路學院、低空技術與工程學院等新學院。

招生結構也在向理工科傾斜。河南師范大學招生辦一位工作人員介紹，今年，歷史學等部分師范專業縮減招生計劃，學校佩皮尼昂國際理工學院的信息與計算科學等4個理工科專業則各增加60個招生名額。

近年來，安徽一所省屬師范院校組建了新工科學院。“從校內轉專業情況看，目前轉入新工科專業的學生多于轉出的學生，可能與這類專業就業面相對較廣有關。”該校教師吳飛說。

升學規劃專家梁挺福表示，近年來，理工科考生體量正在持續增大。如果師范院校固守傳統師范專業，可能會流失不少優質理科生源。增設新工科專業能適應當下考生的專業選擇傾向，擴大生源面。

荀淵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增設非師范專業并非新現象，自20世紀90年代起，師范院校便開始向綜合化方向轉型。此輪師范院校布局新工科，既在回應當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方式變革，也在延續過去的綜合化轉型路徑。

但師范院校新工科能否獲得社會認可，仍是一個問題。

某部屬師范大學2026屆畢業生劉洋發現，盡管學校已發展了不少工科專業，但在校園雙選會上，招聘單位和崗位仍集中在教育相關領域。“企業對于師范大學還是帶著一些刻板印象。”他說。

梁挺福近幾年收到不少關于師范院校新工科的咨詢。他曾接觸過一名陜西理科考生，對方曾在兩個選擇之間猶豫：一邊是重點師范院校新設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工程專業，另一邊是老牌理工院校的機械設計、電氣工程等傳統工科專業。該考生最終選擇了后者。

“家長們常問：師范大學辦工科靠譜嗎？”梁挺福說，“師范院校的‘師范’標簽，會影響考生和家長對其工科專業的判斷。”

避免“新瓶裝舊酒”

在這一輪專業調整中，師范院校正面臨著“辦好新工科”和“守住師范主業”的雙重難題。

師范院校的優勢通常集中在教師教育和文理基礎學科，工科則相對薄弱。新工科專業辦學成本較高，需要更充足的師資、經費、設備和產業資源來支撐。

師范院校的新工科學院，多由原有院系調整、重組而來。安慶師范大學講師王盛近期由原院系轉入新組建的智能制造與機器人學院。“我們原本隸屬于一個綜合性理工學院，后來拆分出幾個專業化程度更高的新學院。”他介紹，其轉入的學院仍處于起步階段，在整合原有理工科師資的同時，也引進了不少新教師。

師資指標同時向新工科專業傾斜。今年2月7日，安徽師范大學成立智能信息與先進制造學院、智能材料與未來能源學院、人工智能學院3個新工科學院。該校近期發布的2026年度人才招聘公告顯示，3個新成立的工科學院擬聘人數合計33人，占全校招聘計劃的1/4以上。

新設二級學院往往要重新搭建管理和教學體系。“課程方案、實驗室管理制度等制定比較耗時費力，實驗室建設也要投入大量資金。”吳飛說。記者聯系一所省屬師范院校2025年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學院時，一名專業負責人簡短提及專業建設經費不足，隨后婉拒了進一步采訪。

吳飛曾任職于某211理工科高校，近期加入一所省屬師范院校的新工科學院。與此前相比，他明顯感受到師范院校在工程實踐方面有所欠缺。盧曉中認為，師范院校新專業設置應以當地真實的產業需求為基礎，并落實到培養方案和實踐教學中。原有專業調整后，部分教師可能轉入新專業任教，但其知識結構和教學能力也需同步更新，避免“新瓶裝舊酒”。

2024年10月，西北師范大學整合校內工科資源，成立工學院。荀淵表示，甘肅正在承接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學校希望通過專業調整，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和地方產業的人才需求。

“目前最大的難點，是建立高校與企業之間更緊密的合作關系。”荀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西北師范大學正在選派青年教師到企業擔任“科技副總”。教師在參與企業技術研發的同時，也能了解行業真實情況，從而打通實驗室與廠房之間的壁壘。

王盛介紹，學校新工科與當地的汽車產業聯系緊密。學校會組織相關專業學生到當地汽車企業實習，并派新進教師和在讀博士生進行走訪，了解地方產業的實際需求。

如何守住“師范底色”

隨著師范院校密集增設新工科，關于“去師范化”的擔憂也隨之出現。

2025年9月起，《中國教師報》圍繞“再論師范院校主責主業”發起討論，有學者指出，隨著綜合性大學積極投身教師培養，加之現行高校評價和資源配置更看重科研成果與綜合實力，地方師范院校正面臨“師范底色”消退的風險。“這涉及一個最基本的判斷，國家對于師范院校‘主責主業’的要求仍然是教師教育。”荀淵表示。

也有觀點認為，新工科建設與教師培養并非兩條彼此分離的路徑。一名受訪者回憶，某省屬師范大學領導曾在校內講話中提道：“理工發展，才能保住師范底色。”師范院校要通過發展理工科爭取更多資源、提升辦學水平，以維持學校的綜合排名和競爭力。

盧曉中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師范院校的新工科建設能夠反哺教師教育。新工科院系可以通過共享課程、師資和資源，為強調跨學科培養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提供支撐。

新工科的快速發展，正在改變教師培養的方向。2025年，廣西師范大學先后成立人工智能學院和“人工智能+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探索AI+課程開發、AI+教學創新、AI+智慧教輔等方向。

何敏所在初中的信息技術課程，過去主要教授電腦基本操作。如今，課程中增加了編程、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內容，任課教師也需要接受相應培訓。朱雷表示，華東師范大學在專業課程之外開設“第二課堂”，為師范生提供職業能力訓練，幫助其將AI工具運用于課堂教學和班級管理。

“之所以會有AI取代教師的擔憂，是因為不少教師仍以知識傳授為主，教師的育人作用尚未充分發揮。”荀淵認為，AI提升了知識獲取和呈現的效率，教師則更應關注學生的個體成長：“如何引導學生與人合作、溝通，并逐步認識自我，培養其想象力和對社會的理解力，都是教師要思考的問題。”

（文中周遠、林妍、陳寧、何敏、趙芳、吳飛、劉洋、王盛均為化名）

發于2026.7.6總第124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師范院校加碼新工科

作者：趙周橋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