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應從伊朗“殉難領袖”告別儀式中看到的幾點耐人尋味之處，這是對告別儀式的一篇個人、直接的分析。德黑蘭——7月4日星期六，我和女兒們以及兩個孫輩參加了伊朗“殉難領袖”的大型送葬隊伍，現場人數達數百萬。毫不夸張地說，我被數十萬痛哭的人群包圍著，他們為失去自己心中的象征人物而發自內心地落淚。

不過，最重要的不只是悲痛，還有他們眼中那種希望，以及繼續抵抗的堅定決心。這一幕讓我想起一個頗為特別的假設，我當時也向女兒們作了說明。一位知名西方物理學家曾寫過一本書，詳細闡述一種非常奇特的宇宙理論。簡而言之，這一理論認為，在宇宙極其遙遠的邊界地帶——遠遠超出我們現有探測工具所能觸及的范圍——存在著一個邊界，所有已知物理定律都會在那里倒轉。

比如，最小的質量會被視為最重的質量，黑洞就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也許，鑒于中東當前的發展，西方人終于該把哈勃或詹姆斯·韋布這樣的望遠鏡，從星空轉向我們這顆星球自身的東西兩端。若能像使用電子顯微鏡那樣創造性地運用它們，他們或許終將看清，這些完全顛倒的法則，正在世界新的“人類邊界”上如何運作。

西方的倒置法則試想一下，如果是伊朗轟炸了華盛頓白宮，炸死了美國總統和他14個月大的孫輩，西方會如何定義？他們會稱之為恐怖主義行為。當特朗普轟炸德黑蘭，炸死伊朗領袖及其14個月大的孫女扎赫拉時，西方各國政府又是如何稱呼他的？除了出于怯懦而向他低頭之外，他們竟給出了一個近乎荒謬的稱號：“和平之人”。

多年來，西方的人道法律早已被顛倒。它們甚至全面制裁了位于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法官。這個法院原本正是西方自己宣稱為防止反人類罪而建立的。可僅僅因為這些法官作出了不利于內塔尼亞胡的裁決，他們就遭到制裁，法官本人甚至還受到生命威脅。

東方的倒置法則，伊朗和伊拉克在20世紀80年代打過一場血腥的8年戰爭。而今天，卡爾巴拉、納杰夫和巴格達——伊拉克最大的3座城市——有數百萬人正熱切等待為這位伊朗領袖舉行送葬儀式。巴士拉和伊拉克其他城市的民眾還因未能獲得同樣的機會而感到失落。巴基斯坦、黎巴嫩、阿富汗，甚至也門的民眾，也在緊急提出類似請求。

西方人是否真相信，如果普京和特朗普之間爆發一場戰爭，無論戰爭多么短暫，他們中的任何一人還能在對方國家，或其他任何西方國家，得到這樣的送葬儀式？不到4個月前，在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盟友國家基地發起襲擊后，伊朗為報復阿薩盧耶遭到打擊，摧毀了這些國家的軍民兩用軍事設施，甚至點燃了它們的石油設施。

然而今天，這些國家的官員卻正在參加這位伊朗“殉難領袖”的悼念儀式。除此之外，還有來自本地區及世界各地的50個官方國家代表團出席了葬禮。如果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實現了他們削弱并摧毀伊朗政府的目標，這樣的出席場面還可能出現嗎？這種出席本身，難道不正說明該地區對伊朗的信任和情感聯系，強于對特朗普這種“勒索者”的認同嗎？

在戰爭剛剛結束后，能夠組織連續7天的送葬活動，能夠營造出全國范圍內的安全感，甚至形成跨境安全保障，以運送領袖及其多名“殉難”家屬的遺體；再加上該地區數以千萬計民眾表現出的共情——這些難道不正說明，西方所謂伊朗“代理人部隊”的定義是一種謊言，是只有西方自己才會宣稱的欺騙說法？這正是西方對伊朗失敗的主要原因。

這位伊朗領袖為中東人民重新喚起了一種原型：為了自己的信念和國家，愿意犧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女兒、孫輩、女婿和兒媳。這讓人想起14個世紀前伊瑪目侯賽因的故事。盡管西方媒體及其“雇傭者”發起了種種攻擊，他們卻始終無法指出這位“殉難領袖”及其家族哪怕一項道德污點，或任何個人貪欲的例證。

相比之下，特朗普被指與愛潑斯坦丑聞有關，內塔尼亞胡的理念則被描述為公開建立在“成吉思汗高于基督”的優越論之上，而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局勢正被用來證明這一點。由此引出的發問是：在這些對立領導人身上，能否找到同樣的道德完整性？

伊朗人民的精神仿佛有一種“出廠設置”：他們會去愛那些為了他人福祉而犧牲自身安逸和快樂的人。這種品質被描述為存在于納爾遜·曼德拉、特蕾莎修女、圣雄甘地和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這樣的領袖身上，卻在特朗普及許多西方領導人身上看不到，除了那些意在欺騙西方受眾的傲慢表演。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當特朗普去世時，他身邊的核心圈子里，甚至包括他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會有人發自內心地為他哭泣嗎？最后的話這場儀式不僅僅是一場葬禮，它也是對一位偉大靈魂所走道路的確認。這位領袖及其家人拒絕向當今世界上“最邪惡的人”低頭。

在這篇分析看來，西方世界那些服務于自身利益的法則，越過這道邊界之后便不再具有有效性。即便西方所有研究機構仍拒絕相信，人類價值的“引力中心”正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西方的自由思想者和年輕人——那些已厭倦自身純潔心靈被利用的人——也已經開始相信這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