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肯定在社交軟件上刷到過類似的段子，雖然“子涵”梗的起源——蚊子包事件的聊天記錄或許存在夸張的成分，真假難辨，但畢竟藝術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每一段讓你哭笑不得的對話背后，都有一個崩潰的老師和蠻不講理的家長。

“子涵”梗爆火之后，苦不堪言的小學老師們相繼加入了吐槽的陣營。比如剛把學生們吃午飯的照片發到家長群，立刻就有人問：“老師，照片里怎么沒看見我家子涵？”又或者是學生們開開心心地參加運動會，偏有家長發言：“老師，我家子涵怎么沒跑第一？以后這種活動，我家子涵就不參加了?！?/p>

蚊子包事件截圖十分可疑，因為回復子涵媽媽的分別是紫涵媽媽以及梓涵媽媽/圖源網絡

你平時互聯網沖浪的時候，看見這些層出不窮的家校溝通戲碼，笑一笑也就過去了，畢竟它們雖然離譜，但殺傷力不大，不至于給老師的工作帶來太多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換做另外一些家校糾紛，大概沒人還能笑得出來。

上個月，在復旦大學沈奕斐教授的直播間里，一名連麥家長聲稱自家小學二年級的孩子遭受長期霸凌。但其舉出的“同學未回贈零食”和“互相推搡”兩個例子，被沈教授指出僅屬于同學間的正常摩擦，上升不到“欺凌”的高度。同時，沈教授直言，家長的“受害者思維”才是真正阻礙孩子成長的東西。

因不滿該解釋，這名家長對沈教授發起了長達一周多的惡意投訴，好在復旦大學核實沈奕斐教授不存在違規行為后，并未迫于外部壓力對其進行處分。

而這起事件背后的另一位老師就沒有這么幸運了。該家長在與沈奕斐教授連麥之前，就已經在當地舉報了自家孩子的小學老師及所在學校，經過當地教育局兩三個月的處理，老師和學校均被處分[1]。

諸如此類的家校糾紛屢見不鮮，老師無端遭受處分更是令人心寒：現在的小學老師，怎么活得這么卑微了？

一、小學老師，壓力太大了

小學老師當然應該為班上的學生負責，如果學生真的被霸凌，老師絕對不可以和稀泥；如果學生在校受傷，老師也應當查明原因、及時安撫。

但問題在于，在一些日?，嵤律?，小學老師的責任邊界并不明確。

有的事本來不該你管，但家長認為應該由你來管，如果沒管好，那就是你的失職。成績沒有進步，是老師教得不好；孩子回家不開心，是老師沒有及時關注；同桌沒有分享零食，是老師沒有處理好同學關系。就這樣，老師的工作清單越寫越長。

我們從小就學過“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樣的詩句，歌頌老師“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美德，很多人都容易將老師這個職業神圣化，認為他們應當承擔無限的責任。更可怕的是，像這樣道德綁架老師的不止是社會輿論和那些無理取鬧的家長，很多老師自己也沒想明白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過不去良心那關。

這時候，過高的期待就轉化成了一種微妙的暴力，導致雙方發生分歧，甚至對簿公堂。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過一起很典型案件：一名12歲的六年級學生放學下樓時，不慎從臺階上摔倒，牙齒受損。家長認為，學校沒有安排老師從教室一路護送到校門，存在監管不力，要求學校賠償8萬元。

法院最終駁回了訴訟請求，因為學校平時有安全教育記錄，樓梯間貼著醒目的提示標志，學生受傷以后，老師也第一時間聯系家長、陪同就醫。法院認為，學校已經盡到了必要的教育和管理職責[2]。

小學生在樓梯間追逐打鬧，老師們防不勝防/圖蟲創意

這起案件中，法院替學校劃出了一條清晰的責任邊界，主持了公道。但在日常生活里，大量糾紛根本走不到法院，老師不可能用嚴格的法條，來規范家長群里的每一個問號。

同時，像小孩子在樓梯間摔倒這種事情，也揭示了老師的第二層困境：根本管不過來。

北京市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情況調查顯示，小學老師平均每天在校工作時間9.64小時，工作日下班后還需繼續工作1.52小時，周末也很難得到真正的休息，平均工作3.09小時，折算下來，老師平均每周工作55.2小時，遠超法定工作時間[3]。

可能你想知道，老師都做了些什么？為什么要花這么多時間？

答案就是：備課、批改作業、開會、填表、迎檢、組織活動、盯午餐、管午休、陪放學、回復家長群消息、調解學生矛盾。其中，花在家校溝通上的時間約為5.25%，還有16.68%的工作時間用于非教育教學工作及其他工作，例如各類檢查評比等[3]。

在如此工作量的重壓之下，要讓老師像保鏢一樣時時刻刻監控每名學生的一舉一動，本來就不現實。

不過，有的家長并不這樣想，他們仍然執著地在家長群里盤問：“為什么我家子涵舉手了，老師沒有叫到他？”“我家子涵今天帶到學校的水一口沒喝，老師為什么不提醒他喝水？”再厲害的時間管理大師，也只能舉手投降。

教書，只是老師的一部分工作而已/圖蟲創意

有研究跟蹤調查了三千多名小學老師3年時間的職業倦怠情況，發現老師在情感衰竭的同時，往往會產生一種“去人性化”的心理機制，也就是遠離壓力/應激源，讓自己喘口氣，不要被事情牽著走[4]。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們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自保心理。

假如老師長期處于職業倦怠的狀態中，其開展教學和管理課堂的能力也會跟著受影響，這種無力感甚至會感染到學生，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學習成果[5]。

老師這個職業需要大量的情緒勞動，他們工作的價值本身就與學生發展有關。過高的期待和高壓的工作，耗盡了老師的情緒，師生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學生更不愿意配合教師的要求，老師的個人成就感也就越來越低，從而引發了更多的矛盾和沖突[4]。

這個惡性循環里，沒有贏家。

二、糾紛背后，擰巴的家長

話又說回來，家長有維權意識本身并不是一件壞事，如果校方及教師本身存在過錯，例如體罰學生、或未能及時制止校園暴力等，學生和家長當然應該站出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這些年，許多地方的教育部門都明顯增設、細化了投訴渠道，方便家長們監督學校的工作[6]。

然而事實證明，人性經不起考驗。舉報被濫用，反而給正常教學秩序造成了負擔，西南某基層教育局提供的臺賬顯示，2024年1-8月，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息，經調查，僅7起舉報基本屬實[7]。

其實，家長焦慮的心情不難理解?，F在很多家庭只有一兩個孩子，父母和祖輩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在學校受了一點委屈，整個家庭都會跟著緊張起來。再加上小學生語言表達能力不足，講不清來龍去脈，回家以后可能只會說一句“今天同學推我了”，不知道遺漏了多少前情提要。

家長搞不清楚究竟是不小心的推搡，還是偶爾的矛盾，還是持續性的霸凌，心里肯定著急。他們不只擔心孩子跟同學發生了沖突，更害怕孩子被排擠、或者被老師區別對待，還擔心自己沒有及時介入，會讓孩子長期處于弱勢。

學校里，孩子們推推搡搡十分常見/圖蟲創意

再者，低年級孩子愛告狀，本來就是這個年齡段的正?，F象。一項在成都市某小學開展的調研發現，一年級學生中，約九成孩子都會發生告狀行為；到了三年級，這一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接近八成[8]。隨著年齡增長，小孩子們才能慢慢學會分辨哪些事情確實需要老師介入，哪些事情可以自己消化，逐漸不去依賴成年人的決斷。

所以，小學低年級老師經常兼任偵探和法官，班上學生丟了一塊橡皮、排隊時有人插隊、課間游戲被推了一下、最好的朋友突然跟別人玩了，只要有人哭著來找自己，那就需要查明真相、主持公道。雖然辛苦，但倒也正常，老師們當初入這行，肯定就知道這些糾紛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了。

真正讓小學老師崩潰的，是家長跟著孩子一起退化到了一年級，揪著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綱上線。

2023年9月，南寧市桂雅路小學發生過一起家校糾紛。一名一年級學生和同學因零食分享問題引起不愉快，其家長要求老師讓涉事同學道歉，老師查看監控發現并未構成欺凌，試圖安撫家長?？蓻]想到這名家長并不讓步，第二天竟到校威脅同學和老師：“你現在在公安局有案底了，想上學、想活著，就不要惹我的孩子，她是你惹不起的！”

不僅如此，這名家長還編造虛構與警務人員有關聯的身份背景來恐嚇老師和涉事同學，后來經過警方介入，公安機關對該家長進行了批評教育和法制教育，事情以雙方家長達成和解而告終[9]。

如果說低年級孩子會天然放大自己的感受，那么成年人原本應該做的，是幫孩子還原事實、分清邊界、學習解決問題，可惜有些家長并不這樣想。

這里還存在一個誤區：許多父母堅信，自己的孩子在家里乖巧懂事，在學校里當然也不會主動招惹別人。

然而事實非常打臉，研究顯示，家長與教師對兒童情緒和行為問題的總體評價一致性相關系數平均0.28，僅為低到中等水平[10]，也就是說，根據孩子在家的表現推測其在學校的言行，其實不夠可靠。

還有研究指出，家庭之外的同伴、老師和社交網絡，會構成兒童成長中非常重要的“非共享環境”。即使在同一個家庭里長大的孩子，也會因為各自遇到的朋友、老師和偶然經歷，逐漸走向不同的方向[11]。哪怕父母在家把孩子教得很好，并不等同于孩子出了家門以后永遠不會犯錯、永遠只會成為受害者。

你家孩子在家學習時表現得非常乖巧，并不足以推斷出TA在學校也是這樣/圖蟲創意

有的家長嘴上其實也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們只是原則上支持老師管孩子，等輪到自家孩子真被教訓了的時候，立刻就不高興了。

一項針對學生家長的研究發現，在“當我的孩子犯錯時，我支持教師實施教育懲戒”這個問題上，90.6%的家長選擇“較同意”或“完全同意”。但當問題換成“當我的孩子因錯受到教師懲戒時，我不會找教師的麻煩”，支持比例就降到了82.6%[12]。

實際上，這些口口聲聲跟老師說“這孩子要是不聽話您一定要狠狠揍他”、等到老師真的管了又馬上追問“為什么批評我們家孩子”的家長，比那些明確反對教育懲戒的家長，還要難纏[12]。

最高法公布的另一起案例，幾乎就是這種矛盾的標準樣本。一名一年級學生在學校扎、咬其他同學，老師要求他向同學道歉。因為態度不夠誠懇，老師又要求他鄭重道歉。家長卻認為，老師當眾批評、反復要求道歉，給孩子造成了心理傷害，于是將學校告上法院，索賠兩萬余元。

法院最終認定，老師的行為屬于正常行使教育懲戒權，駁回了訴訟請求。但整件事情仍然十分荒謬，老師要求一個咬人的孩子道歉，最后竟然還需要法院來確認“這沒有錯”。

小學老師真正面對的不只是家長焦慮，而是一些家庭正在把過度養育一路外包給學校：我家孩子不能吃虧，不能受挫，不能被忽視，最好也不要經歷任何不舒服。老師不僅要保證孩子安全，還要保證他在幾十人的集體生活里，隨時得到充分關注、始終感到情緒舒適，這壓根就是一份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被家長過度養育的小學生，必須永遠待在安全的環境里/圖蟲創意

最后，省事的辦法只剩下一種，那就是少批評、少介入，先安撫、先道歉，盡量不要留下任何可能引發投訴的話柄。

當老師開始把“不要出事”看得比“如何教育”更重要時，教育就無法保持純粹了。

三、老師保護學生，誰來保護老師

家校糾紛發生以后，位于沖突第一線的，通常都是老師，但其實承受制度壓力的，是學校。

國務院辦公廳2017年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寫得很明白：安全是辦學底線，學校承擔校內安全管理的主體責任，并實行校長、園長負責制[13]。

而且法律對學校的責任劃分其實相當清楚。8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在學校受傷，通常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家長認為學校沒有盡到教育、管理職責，需要拿出證據。但如果是不滿8周歲的孩子，則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孩子在學校受到人身損害，學校需要證明自己已經盡到了教育和管理職責，否則就可能承擔責任[14]。

換句話說，如果小學低年級學生在校期間發生意外，學校必須自證清白。

最高法公布的一起案件中，兩名7歲學生在校內玩耍，其中一人突然拉倒另一人，造成牙齒受損。法院最終認定，學校已經安排了值班巡邏，也做過安全教育，事后及時送醫并聯系家長，因此不承擔責任[2]。盡管這起案件是學校贏了官司，但它也恰恰印證了，學校想要證明自己沒有錯，必須提前在每一個環節都留下痕跡。

于是，許多學校會作出一種非?，F實的選擇：盡量不要出事；出了事，盡量不要升級；如果家長情緒激動，先讓老師退一步，態度柔和一點道個歉，能不能就算了？

短期來看，這種處理方式確實省事。但它也會悄悄建立起一套非常糟糕的激勵機制：越會投訴、越會施壓的人，越容易得到額外關注；越顧全大局、越愿意解釋的人，越容易被推到前面讓步。

小學生之間發生沖突，需要老師及時上前調解/圖蟲創意

2019年，安徽銅陵的周安員老師班上一名男生與一名女生因為一支筆發生沖突，周安員上前處置時與男生發生了肢體沖突。隨后，男生的家長來到學校討要說法，要求周安員老師當著全班道歉，并支付檢查費用。

經過校方和當地派出所進行調解，學生的檢查費用由周安員家人先行墊付，但就在民警離開過后，學生周某的家長卻突然反悔，又再次要求周安員老師當著全班的面道歉，還扇了周安員老師一耳光。

這其中的種種處理，讓周安員備受打擊。他覺得，教師勸阻學生打架沒有錯，并且自己也受了傷，不該支付檢查費用，更不該當著全班的面道歉，因為“這是關乎尊嚴的事情”。之后他離家出走，再后來，遺體便出現在了長江邊[15]。

這的確是一個極端案例，但極端案例最令人恐懼的地方恰恰在于，如果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上有顆螺絲釘被磨壞了，會不會是這臺機器本身出了故障？

當然，老師們的教育懲戒權并非不受規則保護。《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中規定，教師在課堂教學、日常管理中，對違規違紀情節較為輕微的學生，可以當場實施教育懲戒，合規手段包括點名批評、責令賠禮道歉、做口頭或者書面檢討、適當增加額外的教學或者班級公益服務任務、一節課堂教學時間內的教室內站立、課后教導等[16]。

而且現行制度也不是完全沒有給老師留下申訴渠道。按照教育部發布的《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教師不服處理決定，可以向學校主管教育部門申請復核；對復核結果仍然不服，還可以繼續向上一級行政部門提出申訴[17]。

但這些規章制度的保護只能發生在事后，老師可以在處分以后申請復核，爭取撤銷錯誤處理，卻很難避免前期一次次自證清白消耗掉的時間和自尊，也無法挽回已經受損的職業聲譽。

很多老師選擇從事這一職業，都期待能夠實現師生其樂融融的場景/圖蟲創意

這也是沈奕斐事件真正刺痛許多一線老師的地方：復旦大學愿意在確認教師沒有違規以后為老師撐腰，不向不合理投訴妥協，這本來應該是最正常的處理方式，卻因為太難得，反而得到了老師們的點贊。

不過，沈奕斐教授沒有白受委屈，反復糾結之后，她選擇了硬剛到底。那名家長原本舉報沈奕斐教授的自媒體團隊發布的直播切片侵犯了個人隱私權，但是經核查，視頻本身并無問題、家長在直播連線前也早就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所以沈奕斐教授最終沒有下架這條視頻，因為她看到視頻下面有成千上萬條評論，都是那些和她處境相似的老師訴說著自己遭受過的委屈、以及被澆滅的教育理想[1]。

他們都知道，少管一點，日子可能會輕松很多。

如果這些事情連說出來都不被允許，那么下一次再遇到類似的投訴，站在最前面的老師，恐怕只會更加孤單。

參考文獻

[1]沈奕斐博士.(2026, May 16). 關于近期的爭議，我想做個回應… [Video].小紅書.

[2]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25).學生受傷誰擔責？教育懲戒、家長監督邊界怎么定？最高法發布涉校園管理民事糾紛典型案例

[3]宋洪鵬,郝保偉 & 魚霞.(2021).中小學教師不合理負擔表現、不利影響及應對策略——基于北京市的調查.教育科學研究,(10),70-76.

[4]謝敏, 李峰, 羅玉晗, 柯李, 王俠, 王耘. (2022). 小學教師職業倦怠維度發展順序探究——來自結構方程模型和交叉滯后網絡分析模型的證據. 心理學報, 54(4), 371-384.

[5]Madigan, D. J., & Kim, L. E. (2021). Does teacher burnout affect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tudent-reported outcom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05, 101714.

[6]廣州市教育局.(2026).廣州市教育領域突出問題整治投訴舉報方式.

[7]半月談.(2024).128條舉報，僅7起基本屬實：莫讓不實舉報困擾老師.

[8]黃云峰,李芳 & 張倩.(2021).小學低段學生“告狀行為”現狀、成因與對策研究——以成都市某小學為例.教育與教學研究,35(03),101-114.https://doi.org/10.13627/j.cnki.cdjy.2021.03.010.

[9]瀟湘晨報.(2023).“想活著，就不要惹我的孩子！”廣西一幼兒園家長恐嚇老師引眾怒，通報來了.

[10]Carneiro, A., Soares, I., Rescorla, L., & Dias, P. (2021). Meta-analysis on parent–teacher agreement on preschoolers’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52(4), 609-618.

[11]Plomin, R. (2024). Nonshared environment: Real but random.JCPP advances,4(3), e12229.

[12]秦鑫鑫,范勇& 沈健.(2022).學生家長對教師教育懲戒的支持現狀與影響因素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01),114-131.

[1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17).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

[1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0).第七編 侵權責任.

[15]封面新聞.(2019).安徽投江教師家屬將起訴，稱涉事家長從未露面或道歉.

[1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1).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令第49號).

[1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8).教育部關于印發《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2018年修訂）》的通知.(教師〔2018〕1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