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的情書》小說在1980年《十月》第1期發表時，劉老師收到大批陌生年輕讀者的來信。讀者們在心中講述自己和周圍的人是以什么樣的心情讀它、議論它。現在，這批信件已成為分析那個轉折時期年輕人思想情感難得的一手史料，生動還原了那個年代的社會生活和年輕人的精神追求。

《公開的情書》再版時，劉青峰老師特意寫作了兩萬言自序。在此前的推文中《<公開的情書>：被喚醒的歷史記憶》中，劉老師敘述了這本書的寫作緣由、流傳過程。在今天摘選的這部分序言中，劉老師引用了大量讀者的來信，講述《情書》帶給讀者們“掙脫道德烏托邦的束縛”的意義。

《情書》男女主人公提出個人的選擇自由與代表多數人、長遠利益的革命事業同樣神圣、不可剝奪，他們掙脫的不僅是傳統家長制，還有道德烏托邦的引力場。這種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次思想解放，如同在密不透風的環境中打開了一扇天窗，使年輕人從無力感中解放出來，重新感受到青春的活力與希望。

許多讀者在來信中提到，《情書》中的年輕主角敢于理直氣壯地宣稱愛的權利就像追求真理一樣神圣，不能剝奪也不能出讓，令他們振奮、共鳴。在20世紀的中國，這種要求曾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年輕人為爭取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個人權利觀念成為他們打掉傳統社會倫理等級制的父權、夫權枷鎖的思想利器。第二次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之際，年輕人把愛情視為個人的基本權利，他們要沖破的是無形且無所不在的思想束縛。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已很難理解當時男女青年是如何自覺地壓抑自己青春期的行為了。壓抑來自于他們追求道德烏托邦的崇高理想。兒童期，他們被當作祖國的花朵來澆灌培養；“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是就讀大、中、小學的青少年，是被賦予解放全人類歷史重任的革命事業接班人。革命是每個人生命的終極意義和行為合理性的唯一準則，愛情也不能例外。

然而，“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嚴重挫折，動搖了年輕人的道德烏托邦理想。《情書》寫于1972年，為什么是1972年？1971年年底我和觀濤結婚后，因風濕病留在他杭州的家中休病假。觀濤每天騎輛破自行車去塑料廠上班，我則嘗試寫些文學性的東西。二人商量決定，把我們與朋友們在紅衛兵運動高潮過后的共同經歷和尋找志同道合愛人的精神風暴記錄下來。那時，距離“913事件”已過去半年，表面上看，日常生活沒什么變化，但我們內心深處已在期待并準備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為此，記錄一代人對愛情和時代的看法是有意義的。《情書》在1972年春天寫成，書中男女主人公仍然保有高昂的理想主義，但目標已經改變，他們用愛祖國和追求民族復興作為替代道德烏托邦的理想。

山友在為1978年油印本寫的序言中，記錄了1972年《情書》手抄本第一位讀者的反應。序言以萊蒙托夫的幾句詩開頭：“你的詩回答一切崇高的/思想，像天靈一樣在人群上面/飛巡。仿佛在民間喜慶與悲哀/的日子里，一個巨鐘的高塔上發出/了聲音。”他說，這幾句詩是那位讀者有感于小說所寫“就是自己這一代的生活、思想、愿望和道德標準”而抄錄的。序言說，“文化大革命”中的年輕人在現實生活中雖然總是要謹慎處事，但“精神的鋒芒是無論如何也回避不了的。尤其是正在相互尋找的青年人，他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的荒涼和寂寞之中，渴望著未來，渴慕著相互了解，而不是可怕的心靈的陌生”。序文最后一句是：“請看看地下：那些翻騰奔突的巖漿，不管你是否承認它，它都存在著，并且終有一天要迸發出自己的熱和光。”正如山友所預言的那樣，《情書》在《十月》1980年第1期刊登后，立即得到年輕讀者的熱烈回響。

在我們民族的精神史上，“文化大革命”時期年輕人精神之苦悶是罕見的。1980年“文化大革命”已結束三年多，年輕人的精神苦悶并沒有隨之結束。一位24歲的年輕護士讀者，在來信中這樣描繪自己“自我懂事到青春最盛時期”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內部動亂中度過的，對文化的破壞、對愛情的禁錮和“枯燥無味的千篇一律的作品，使我對我們國家的文化喪失了信心”（浙江省舟山市，1980年2月24日）。另一青年說：“像我這樣貌似青年，心卻過早衰老的人遠遠不止我一個，而是整整一代人。他們討厭宗教似的泛泛說教，也討厭世俗的實惠說教，他們渴望新思想、新道德，但也決不是西方的那一套。他們深感正義難伸的煩惱，又為進退兩茫茫而惆悵。他們需要實實在在的力量，需要實實在在的力量呵！”（福建省，1980年3月11日）

年輕人從《情書》中感受到什么實實在在的力量呢？一位青年寫道：“這篇作品仿佛使又一次長期無法解除苦悶中的我獲得了再生。精神的偉大并沒有逝去，而是更加氣勢磅礴地向追求它的人招手”；她“偶然在人們認為時來運轉的1978年進了一個大學，不久又憤然離開”，之所以不去趕潮流、放棄上大學，是她不愿意“只是為了一塊淺薄的招牌”，“寧可以艱苦的自我教育來換取精神上的獨立和解放”（北京市，1980年2月2日）。讀者正是在追求精神上獨立和解放的勇氣及行為上與小說共鳴。這種精神追求及其引發的反思，不僅預示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將不可阻擋地到來，恐怕也會使那些生活在21世紀的所謂“精致的個人主義者”汗顏。

時至今日，不少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還局限于那是中國的十年動亂，如果缺乏歷史和世界兩個維度，就很難理解為什么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會經歷如此痛苦的精神苦悶、掙扎和思想巨變。事實上，1968年中國紅衛兵運動曾波及并影響世界多國，1968年世界性青年反叛運動的遺產是20世紀世界史的重要一頁。2008年，日本有個名為《環》的雜志出了一期“1968四十年特刊”，邀請全球革命熱潮的各國親歷者——包括觀濤和我寫文章，回顧自己在這一年做什么、想什么，今天有何看法。這給了我們一個再次回顧1968年的機會。1968年，我們都是北京大學學生，互不相識；出于不同原因，觀濤是“逍遙派”，生活重心已轉向自學；而我則作為“可教育好子女”，不甘心被摒除在本校革命隊伍之外，與清華的朋友行走大江南北、做社會調研。當時，我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徘徊，既受到追求取消一切差別的絕對平等的道德烏托邦理想的感召，又因現實中不可容忍的踐踏個人生命和尊嚴的種種行為而深感困惑。埋在心里的想法是：這種現象不是正常狀態，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吧。

歷史上，1968年恰恰是世界革命從盛到衰的轉折點。1968年作為世界性青年反叛高潮的一年，也正好是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一百二十周年，它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思想的進一步展開。在法國大革命以后的半個世紀中，興起了兩種不同的革命潮流：一種是歐洲和美洲紛紛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另一種則是認為法國大革命不徹底，應該追求取消一切差別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黨宣言》試圖揭示現代市場社會產生不平等、壓迫等弊病的根源，號召通過世界性的共產革命來根除現代性帶來的弊病。中國的道德烏托邦則起源于19世紀末社會危機深重之時，康有為、譚嗣同等思想家把本土文化資源中的大同世界、烈士精神與基督教末世論、追求絕對平等的烏托邦思想相結合，使之成為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中國人的新理想，并在20世紀接引了從俄國傳來的馬列主義，以其道德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形塑了中國社會由傳統到現代轉型的歷史。

1968年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重要轉折點，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離開城鎮陸續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同年，在中國紅衛兵運動激勵下，世界多國年輕人響應格瓦拉的“革命的任務就是制造革命”口號，罷工罷課，走向街頭，革命反叛高潮波及世界。在法國，兩萬名學生掀起“五月風暴”并與工人結合，致使戴高樂下臺；在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生占領校園，走向街頭，反《美日安保條約》，反越戰。正如托尼·朱特在《戰后歐洲史》中總結“五月風暴”時所說：“60年代人的標語和計劃遠未重新喚起那代人所熱切想要重新賦予其語言以新活力的革命傳統，現在看來倒反而成了它最后的絕唱。”

由于中西文化傳統差異，中國知識青年的革命理想具有更強的道德屬性。而道德烏托邦的束縛是最難以被意識到，也最難掙脫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革命志士為了追求鏟平一切等級的世界大同的新道德理想，誓言沖決一切網羅，然而，一旦革命理想成為無上崇高的道德目標，沖決一切網羅本身就成為最難突破的思想束縛。中國知識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繼承了革命志士奉獻犧牲，真誠地放棄自我，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努力成為無產階級新道德的楷模，但又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常識理性精神，使他們更加難以擺脫這一思想的束縛。這正是他們精神苦悶的根源。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情書》填補了精神空白。《情書》并沒有回到傳統，而是提出個人的自主性是道德實踐的前提，因此它高于道德。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是沒有退出權的。《情書》在愛情觀上主張選擇權由戀愛中的男女自主決定，好像回到20世紀初的思想水平，其實，只有置身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那種身不由己的體驗，才能使人們理解和接受個體自主性和自由選擇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使得他們真正具有基于個體自主性的道德自覺，可以在運動中為自己保持沉默或退出的自由和權利做出合理性論證。因此，《情書》男女主人公提出個人的選擇自由與代表多數人、長遠利益的革命事業同樣神圣、不可剝奪，他們掙脫的不僅是傳統家長制，還有道德烏托邦的引力場。這種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次思想解放，如同在密不透風的環境中打開了一扇天窗，使年輕人從無力感中解放出來，重新感受到青春的活力與希望。

《情書》年輕的讀者，工人或大學生對這一點心領神會。正如一封來信所表達的：我們要感謝“文化大革命”及其帶來的災難，否則“青年們哪能去尋找光明”（上海市，1980年3月30日）；“我永遠不會忘記這聲曾經震撼我心靈的驚雷”（安徽省望江縣，1980年3月13日）；“這哪里是小說！分明是一盞勝過‘主義’的照亮所有青年人心田的明燈”（陜西省漢中市，1980年2月29日）；“我們的悲劇在于犯了整整一個時代思想上的錯誤。無根大樹的倒塌，終于把這個錯誤暴露出來了”（四川省重慶市，1980年5月18日）；“今天的中國人民，已經初步覺醒，最起碼在切身利益方面是覺醒了”（遼寧省大連市，1980年4月5日）。“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信仰危機、精神幻滅，然而終于操起了批評的武器。懷疑，思考，使我們有了獨立的思想，找到了精神上的歸宿”（陜西省西安市，1980年6月20日）。一位大學生說：“這是我們同代之中具有共同的心聲、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情感的人的共同的珍品。”（北京市，1980年9月21日）

本文摘自《公開的情書》（新編版）序言，經作者授權發布。內容有刪減，學術討論請參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