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位老人自信地預言說,“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這位老人,被稱為中國最后的一位大儒家。
他就是梁漱溟。
梁漱溟,生于1893年,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與熊十力、馬一浮并列被稱為“新儒家三圣”。
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
他既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將中國佛教和儒教整合,并發揚光大,又是一個倔強而死嗑認理的學者,是歷史上第一個敢和毛主席公開爭論的人。
既能不畏權威,直言不諱,也能坦蕩地反思過錯,這位思想家在他95年傳奇的人生光陰中,始終在踐行八個字“獨立思考,表里如一”。
青年時人生憾事:父親投湖明志
“這個世界會好嗎?”
這是父親梁濟生前最后問兒子的一句話。
兩人談起關于歐戰的一則新聞時,父親發出的靈魂之問。那時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學哲學教授,他回答父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聽完兒子的話,梁濟喃喃自語:“能好就好啊!”說罷就離開了家。
三天之后,梁濟投北京凈業湖自盡。留下一封萬余字的遺書:
“今日本無死之必要也。然國家改組,是極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視為無責。”“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并將喚起新也。”
本來第二天,父親梁濟即將迎來他的60歲生辰。只是梁濟必定早就預先準備好,用這種震驚世人的剛烈之舉,為這個國家做最后一件他所能之事,警醒世人:
“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
國家之熱血情懷,無不使人驚嘆敬重!只是世人對梁漱溟父親的此舉難免有所疑惑。
雖然梁濟身為前清民政部員外郎,也曾被內務部總長一再邀之,但都被其拒絕,可見對清朝還是很有感情。但那時已民國七年,清廷早已消亡。按理說,若完全只為了殉清,也不可能直接構成投湖的動機,因而這件事也成為一個歷史謎團。
梁濟的死,間接地影響了梁漱溟的一生。“不知其子,視其父”,父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和倔強剛烈的個性,對世界的失望和用生命的吶喊,都在無形地影響著他, 促使一個同樣的剛強,有獨立思想的大儒家之誕生。
29歲放棄出家當和尚,第一任妻子去世最傷心
梁漱溟先生說過很多經典的人生感悟,比如:
“人活著不難,活著不生厭世之感難。”
“人一輩子首先要解決人和物的關系,再解決人和人的關系,最后解決人和自己內心的關系。”
可見,青少年時期的梁漱溟,也經歷過一系列困惑和人生迷茫,曾是個“問題少年”。
父親梁濟既為前清舉人,官至民政部員外郎,所以在教育子女上思想比較開明,在見識格局上也更進一些,倡導新學。因而梁漱溟沒有像同齡孩子一樣,從四書五經讀起,而是接受西式教育,7歲時進入北京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學習,14歲就讀于順天中學。
梁漱溟全家
然而根據他的自述,在他十六七歲時,就想出家當和尚。
或許崇尚實用為主的“功利主義”學問,并不能解除他當時的人生困惑,反而產生了難以排解的心理障礙。1912年,19歲的梁漱溟兩次自殺,未遂。20歲,他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為佛徒,也未果。
此后幾年,他開始完全靜下心來思考和學習,學佛入儒,自學成才。
幸好,在還未來得及出家之時,1915年,梁漱溟被時任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看中,拉去做北大的哲學教授。同一時期被蔡元培請進北大的還有陳獨秀,李大釗,可見那時梁漱溟在中國文化界,已闖下一定的名氣。
右二起梁漱溟、陳獨秀、蔡元培
當時剛進北大哲學系之時,梁漱溟的出家之念仍未打消。直至1916年,他仍欲往衡山出家為僧,最后也未能成志。沒想到,在北大的環境里浸泡久了,終于使這位看起來佛緣不淺的年輕人產生變化。
和北大的知識分子呆久了,動不動來一場思想的碰撞辯論,這時梁漱溟內心的好勝心被激起來了。用他的話說:“常常有這種好勝之心,這個是身體問題,身體問題來了,這個時候也就想結婚了。”也就是直到29歲,梁漱溟才放棄,要穿袈裟當和尚的念頭。
在好友伍庸伯撮合下,將伍夫人的胞妹黃靖賢介紹給了梁漱溟。兩人不久后喜結連理,并生育兩個孩子。
雖然她沒念過什么書,只是識一些字,但其性格寬厚溫順,兩人即使有沖突,也會慢慢溝通磨合,久而久之,夫妻開始舉案齊眉。在共同生活的14年里,夫妻兩人結下了很深的感情。讓人遺憾的是,黃靖賢在第三次懷孕生子之時,難產而死,終年42歲,留下兩個還未成年的兒子。
黃去世九年后,梁漱溟又娶了新任妻子陳淑芬,但陳的急躁和強烈個性,讓這段不對脾氣的婚姻,即使有著知識文化作為溝通的橋梁,仍阻止不了梁漱溟更加懷念曾經的發妻。
晚年梁漱溟提到,中年喪妻,性格敦厚的發妻離世,成為他一生中最傷心之事。
晚年錯事:“氣太盛,我該多尊重他一些”
梁漱溟和毛主席的淵源可不淺。
兩人從最初從1918年,在毛主席老師楊昌濟教授家相遇,到后來,梁漱溟1938年訪問延安,向毛主席討論和探求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這兩位偉人在思想的交流中,彼此結下了深厚的交情,惺惺相惜之情。
梁漱溟、毛主席延安會面
只是1953年的一次大會中,梁漱溟因為農民問題發言不當,或許由于當時認知和思想的差異,竟然毫無顧忌地在大會上與毛相持不下,兩人面對面發生了激烈爭論。
這次爭論讓曾經是密友的兩人,直到在20年后的1973年,才重啟一次久別的溫和談話。
針對當年兩人的矛盾,晚年梁漱溟也深刻地認識到自身所存在的錯誤,并坦誠地反思說:
“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
梁漱溟在農村
“就是自己氣太盛,氣太高,那個事情后來我自己想,不應當那樣的,應該我多尊重他一些,不應當跟他鬧翻。”
這位倔強的老爺子,在晚年也爆料,自己從小就是一個毛病,就是愛標新立異。
家里所有人都愛聽京戲,都坐在一塊談哪個戲唱得好,就他偏不去,就喜歡偏。老師出的題目,作文章要求稱贊一個人時,少年梁漱溟就會故意寫出,不滿意此人的文章。傳統的老先生批他“好惡拂人之性,災必及于自身”,而年輕的教員則一言指出他的問題-“語不驚人死不休”。
可見,一個人是什么樣,從小就打下了模子。
兒時梁漱溟與父親
幸運的是這位敢說真話,最大的興趣是愛動腦子,愛思考的倔學者,遇到的是一位比較開明的領導。
但不管如何,這樣的一位人物,讓我們后人了解了一個人真正的精神力量的強大,“直言不諱,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人格魅力。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評價梁漱溟先生道:
“我認識到他是一個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認真求知的人,一個無所顧慮、無畏懼、堅持說真話的人”。
晚年,梁漱溟先生更是通過艾愷先生,把中國文化的聲音傳向西方,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最后想說,不管梁漱溟是佛家還是儒學派,縱觀其一生,他最在乎的核心是多災多難的中國,是否可以“得救”。最在乎的是,這個世界未來的樣子,是否能實現如他當初對父親的回答那樣:“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他用一生在努力在履行自己所說過的話,活成了那個表里如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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