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曲禮上》：“助葬必執(zhí)紼?！?br/>

所謂“執(zhí)紼”，指的是在送葬之時，手執(zhí)繩索以牽引靈柩。

這是一種極為崇高的禮節(jié)，通常是極有身份地位的人與至親之人，才有資格行執(zhí)紼之禮。

反之，執(zhí)紼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說明了逝者在生前的德望越高。

1961年8月12日，一位87歲高齡的老人于北京逝世。

3天之后，首都各界人士為老人舉行公祭大會，周恩來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主祭人。

隆重的葬禮上，老人的靈柩覆著國旗，朱德與周恩來領(lǐng)先執(zhí)紼，執(zhí)紼人包括陳毅等。

葬禮畢，老人的靈柩被送往北京火車站，由運靈專列載往福建。

病逝的老人名叫陳嘉庚，一個成功的企業(yè)家，一名優(yōu)秀的教育家，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1874年10月，陳嘉庚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又名“甲庚”，字“科次”。

集美社今屬廈門，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僑鄉(xiāng)。

清末時局動蕩，為了謀生，不少人下南洋，其中就包括陳嘉庚的父親陳杞柏。

在19世紀的70年代，陳杞柏就南渡新加坡，不僅創(chuàng)立了“順安米號”，還兼營著地產(chǎn)、種植業(yè)與工業(yè)，并開設了黃梨廠。

1882年，陳嘉庚入讀南軒私塾，學四書五經(jīng)等。

17歲的時候，陳嘉庚南渡新加坡，幫助父親打理“順安米號”。

在異國他鄉(xiāng)經(jīng)商，既是為了填飽肚子，也是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

但對于心懷家國的陳嘉庚來說，他學習經(jīng)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賺錢搞教育：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之職。

在洋就商之后，對學問事不知求益，抱憾不少。而生平志趣，自廿歲時，對鄉(xiāng)黨祠堂私塾及社會義務諸事，頗具熱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絕非被動勉強者。——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1893年，陳嘉庚歸國完婚，他與母親、妻子商量，要將父親給他成親用的，以及家中省下的錢，一共2000銀元，全都用來創(chuàng)辦私塾。

陳嘉庚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家里人的大力贊成，“惕齋學塾”很快于一年后成功創(chuàng)辦。

在新加坡，陳嘉庚偶見友人珍藏一本醫(yī)書，名為《驗方新編》。

這是個好東西，其中選錄了歷代醫(yī)家醫(yī)論與治驗，記載了超過120個門類病證、超過6000條的各種治法，但版存于日本橫濱中華會館，當時國內(nèi)的各大書局并無印售。

想到家鄉(xiāng)的醫(yī)生稀缺，老百姓缺乏醫(yī)學知識，陳嘉庚便自掏腰包，將錢匯給香港的友人，拜托他們于日本定印，又于國內(nèi)廣泛登報，廣求各類藥方。

凡存有經(jīng)驗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請惠示濟眾......予系要印送而非圖利?！惣胃赌蟽S回憶錄》

將《驗方新編》與新求到的藥方都作了印刷，陳嘉庚將這些東西在閩南各鄉(xiāng)各村進行散發(fā)，大行善舉，無形中挽救了許多病患者的生命與健康。

1904年，陳嘉庚30歲的時候，父親陳杞柏破產(chǎn)了。

按照當時的新加坡法律，只要是宣布破產(chǎn)了，債務也就不用還了。

但陳嘉庚決意，父債子還！

父親回國定居之后，陳嘉庚決定破釜沉舟，頂著巨大的債務，獨自經(jīng)營。

憑借著陳嘉庚精明的頭腦，米店起死回生，他創(chuàng)設的菠蘿罐頭廠也很快搞了起來，所產(chǎn)的“蘇丹”牌菠蘿罐頭，迅速占到全埠50%以上市場份額。

東南亞一帶盛產(chǎn)橡膠，陳嘉庚敏銳察覺到其中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又?906年開始進軍橡膠業(yè)。

從橡膠加工開始做起，一步一步發(fā)展，陳嘉庚最終建起占地1.5萬多英畝的橡膠園，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橡膠大王”。

陳嘉庚的經(jīng)商頭腦極為靈活，往往都能緊跟時局變遷，轉(zhuǎn)變自己的經(jīng)營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陳嘉庚又將眼光瞄向了輪船航運業(yè)，兼營著白鐵買賣。

至1925年，陳嘉庚擁有菠蘿廠、米廠、冰糖廠、橡膠廠、餅干廠等30多所工廠，超過150家分店，雇用職工超過3.2萬人，全部實有資產(chǎn)為新加坡幣1200多萬元，成為東南亞地區(qū)最大的實業(yè)家，實打?qū)嵉摹澳涎笫赘弧薄?/p>

在經(jīng)商的同時，陳嘉庚也從未忘記過自己的理想。

在“惕齋學塾”的基礎上，陳嘉庚先后創(chuàng)辦了集美小學、幼稚園、集美中學、集美師范學校等，統(tǒng)稱為“集美學?！?。

陳嘉庚的實業(yè)在新加坡，辦學主要是在國內(nèi)，但這兩件事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這離不開他的弟弟陳敬賢。

經(jīng)商，辦學，是兄弟倆的共同事業(yè)，他們時常分開兩地，交替工作，因此集美學校也尊稱兄弟二人為“校主”、“二校主”。

1919年，陳嘉庚捐出290多公頃的橡膠園、9.2萬多平方米的房地產(chǎn)，作為集美學校的永久基金。

也就是這一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fā)。

專制之積弊未除，共和之建設未備，國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實業(yè)未興。

陳嘉庚意識到，福建還未有過大學，這不利于培養(yǎng)人才，于是他決定籌辦廈門大學，并親自勘定校址。

在籌建廈大的時候，陳嘉庚也經(jīng)歷過三次失敗的募捐。

有錢人多，但愿意無私捐款辦學的，不多。

一毛不拔，既不為社會計，亦不為自身名譽計，真其愚不可及！——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當時，陳嘉庚的所存資產(chǎn)僅400萬元，他便將其中的100萬元作為“開辦費”，將剩下的300萬元作為未來12年內(nèi)的“常年費”。

1921年4月，廈門大學正式開學。

1923年，陳嘉庚又作了一個決定，將自己在新加坡的“大成橡膠園”與“陳家庚公司”股本的三分之一，都撥作廈門大學的基金。

然而，獨資辦學談何容易？

自1926年之后，受到荷蘭、日本膠制品傾銷的強大沖擊，加上深受世界經(jīng)濟危機的影響，陳嘉庚的資產(chǎn)損失過半，財力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陳嘉庚仍是擲地有聲地說道：“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

他相繼變賣了房產(chǎn)，出讓了許多廠房、地產(chǎn)，堅持著每個月足額給廈大寄出經(jīng)費。

與此同時，他還不斷地將有限的資產(chǎn)，全部投入到無限的辦學之中，相繼于集美創(chuàng)辦了水產(chǎn)學校、商業(yè)學校、農(nóng)林學校、國產(chǎn)?？茖W校、幼稚師范學校等等，并設立科學館、圖書館、醫(yī)院，將集美建成了規(guī)模宏大的“學村”。

1934年，陳嘉庚60歲的時候，他的公司宣告收盤停業(yè)。

事實上，以他的經(jīng)商頭腦來說，若是不將絕大部分的資產(chǎn)都用來辦學，不至于此。

當時，匯豐銀行與一些財團都找到了陳嘉庚，稱他們可以進行投資，但前提只有一個：讓陳嘉庚停止辦學，不要再將錢投到廈大、集美學校。

對于這樣的條件，陳嘉庚直接拒絕了。

1938年，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無止境付出，再加上企業(yè)已經(jīng)破產(chǎn)，陳嘉庚再也無力負擔廈大的經(jīng)費，遂將廈大無償捐獻，從此改為國立。

此后，陳嘉庚是能夠賺到一分就捐一分，又先后捐款了17萬元，資助閩南各地的2所中學與71所小學。

為了辦學，陳嘉庚可謂是傾盡所有，哪怕是從“南洋首富”淪為最終破產(chǎn)。

事實上，這并不奇怪。

陳嘉庚心念故土，胸懷家國，他傾資興學的背后，是一顆拳拳的報國之心：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fā)展，全在乎教育。

他的家國情懷，也讓他與中國的革命事業(yè)，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lián)系。

1910年，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陳嘉庚開始傾心于革命，后于1911年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并積極募款資助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民國光復...月余之間，計匯去二十余萬元...孫中山先生自歐洲回國，途經(jīng)新加坡將赴上海，曾言到國內(nèi)時如私人需款可否幫助，余許籌五萬元。其后來電告予，將赴南京需費，予即如數(shù)匯交?！惣胃赌蟽S回憶錄》

1923年，陳嘉庚在新加坡創(chuàng)辦《南洋商報》，大力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在華僑社會中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1928年，日本出兵濟南，制造“濟南慘案”，陳嘉庚聯(lián)絡新加坡華僑組成“山東慘禍籌賑會”，為山東受難同胞募捐了130余萬元。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陳嘉庚在新加坡召開僑民大會，為在東北抗擊日寇的馬占山將軍捐款捐物，并向國際聯(lián)盟及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去了電文，要求各大國際聯(lián)盟履行公約，共同抵制侵略暴行。

1932年，陳嘉庚向保衛(wèi)上海的十九路軍捐款捐物，激勵將士們奮勇殺敵。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南洋華僑紛紛以不同名義成立各種組織，支援祖國抗戰(zhàn)，陳嘉庚被推舉為“華僑籌賑祖國傷病難民委員會”的主席，積極發(fā)動捐款捐物。

隨著抗戰(zhàn)形勢的發(fā)展，南洋各地華僑都認為，應該成立一個聯(lián)合組織，以便統(tǒng)一領(lǐng)導，相互協(xié)作，請求德高望重的陳嘉庚出面召集。

1938年10月，在168位南洋各埠代表的一致同意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成立，陳嘉庚被推選為主席。

南僑總會歷數(shù)了近代以來日寇的種種罪行，號召南洋八百萬的華僑精誠團結(jié)，誓當祖國堅實后盾，出錢出力支援抗戰(zhàn)！

對祖國戰(zhàn)區(qū)的籌賑工作，風起云涌，海嘯山呼，熱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賈既不吝嗇，小販勞工也盡傾血汗。

在當時，南僑總會通過各地的分會，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愛國捐獻，有“特別捐”、“常月捐”、“紀念日捐”、“貨物舟車助賑捐”、“游藝義賣捐”等等。

陳嘉庚在自己企業(yè)已經(jīng)收盤的艱難情況下，仍選擇了“常月捐”，每月捐款2000元，一直到抗戰(zhàn)勝利。

為了更好地領(lǐng)導南僑總會，年過六旬的陳嘉庚不辭辛勞，索性住進了怡和軒俱樂部（新加坡華僑華人活動中心），不分晝夜進行著抗日救亡工作。

由于陳嘉庚領(lǐng)導有方，加上華僑華人空前團結(jié)，捐款所得甚巨。

據(jù)國民政府財政部統(tǒng)計，自1937年至1945年，華僑捐款超過13億（國幣），其中南洋華僑的捐獻比重最大。

此外，許多華僑通過僑匯的方式，將錢寄給國內(nèi)親屬代捐，僅1937年至1943年通過銀行途徑的僑匯，就達到了55億元（國幣）。

在物資方面，僅從1937年到1940年，就有華僑捐出的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超過1000輛，大米超過10000包，以及大量的藥品、雨衣、膠鞋等，多數(shù)亦是南洋華僑所捐。

當時由于交通封鎖，支援祖國抗戰(zhàn)的大批海外物資，只能通過滇緬公路運輸，但國內(nèi)汽車奇缺，運輸極為困難。

自1939年至1940年間，陳嘉庚通過南僑總會，從新馬等地招募機工3500余人，又捐贈了310輛汽車與其他物資，讓這些愛國的華僑機工們回到祖國大西南，負責運送物資。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遠在新加坡的陳嘉庚憂心如焚。

更使他感到怒火攻心的，是與他早年相識、私交甚好的汪精衛(wèi)。

在汪精衛(wèi)公開發(fā)表“和平談話”之后，陳嘉庚直接向他去電文詢問，并鄭重地說明：日寇占我領(lǐng)土，對日和平絕不可能！

幾次電文，汪精衛(wèi)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陳嘉庚對他完全不再抱有希望，遂致電蔣介石：

汪先生謬談和平，公必被誤，萬乞?qū)嵺`廬山宣言，貫徹焦土、全面、長期抗戰(zhàn)三大策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博最后勝利……若中途妥協(xié)，即等自殺。秦檜張昭無世不有，幸公明察。

同時，陳嘉庚將他與汪精衛(wèi)的來往電文，交給南洋及重慶的各報進行刊登。

1938年底，重慶參政會開幕，陳嘉庚以“華僑參政員”的身份，提出了一份提案：

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

這一份提案，又被著名作家鄒韜奮稱之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提案”。

當年12月，汪精衛(wèi)叛國投敵，陳嘉庚看到國民黨當局只是開除汪精衛(wèi)的黨籍，而未進行通緝并繩之以法，他極為憤怒，強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緝歸案，以正國法，以定人心！”

今前方將士浴血揮戈，后方民眾臥薪嘗膽...今獨容汪賊及其黨羽逍遙法外，實南洋八百萬僑胞所莫解！

這一封電文，不僅是痛罵汪精衛(wèi)，也是對蔣介石的嚴詞質(zhì)問。

同時，陳嘉庚以南僑總會的名義發(fā)出通告，詳列汪精衛(wèi)之罪行，呼吁廣大僑胞辨清忠奸，號召他們繼續(xù)捐資救難，只要抗戰(zhàn)不勝利，支援祖國的行動就絕不停止！

當時，新馬華僑普遍都舉行了“反汪宣傳周”，參加討逆的人數(shù)多達170萬人次，更有仰光的僑胞籌款了100萬元，作為緝拿汪賊之經(jīng)費。

1939年冬，陳嘉庚覺得自己“對戰(zhàn)爭狀況多不詳知”，深感“義有未盡”，于是便發(fā)起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與50余人一起，毅然回到了祖國。

陳嘉庚回國之后，很快到了重慶。

葉劍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前往他的寓所拜訪，后又于中共駐渝辦事處舉行歡迎茶會，葉劍英向陳嘉庚說：“若是前往延安，可到西安后與八路軍辦事處聯(lián)系，一切方便。”

在重慶期間，陳嘉庚利用歡迎會、個別交談、參觀訪問的機會，考察著國內(nèi)實施抗戰(zhàn)的情況，然而一個多月下來，他對國民黨深感失望。

1940年5月，陳嘉庚到成都慰勞考察，恰逢蔣介石也在成都。

在招待酒宴上，蔣介石向陳嘉庚詢問，是否還去其他地方。

陳嘉庚只說要往蘭州、西安，蔣介石再追問時，陳嘉庚便說延安也是要去的。

對此，蔣介石很是不滿，但又無可奈何，先是將延安方面大罵一番，然后又說一句：“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騙。”

1940年5月31日，陳嘉庚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余人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既是住所又是辦公室的窯洞里會見了他。

到時，毛君已在門外迎接。其住居與辦事所亦是山洞，大小與余寓略同。屋內(nèi)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寫字桌比學生桌較大，系舊式鄉(xiāng)村民用家私，蓋甚簡單也。毛君形容相貌，與日報所載無殊，唯頭發(fā)頗長，據(jù)言多病，已兩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內(nèi)寒冷所致。

陳嘉庚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既然到了延安，自然就要“聽其言而觀其行”，他十分注意觀察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日常生活。

晚上，毛澤東宴請陳嘉庚吃飯，桌上只有白菜、咸蘿卜干，外加一碗雞湯。

毛澤東對他說，自己沒有錢買雞，這雞是鄰居大娘家的，大娘知道毛澤東有遠客到訪，特地送過來的，大娘的兒子生病的時候，她都沒舍得殺這只雞。

相比起在重慶時的燈紅酒綠、大魚大肉，陳嘉庚在延安看到了不一樣的安定與樸素，這讓原本對中國前途略感悲觀的他，重新又充滿了希望。

喜慰莫可言喻，如撥云霧見青天...親見兩黨不洽者五次，皆由國民黨構(gòu)造。

離開延安之后，陳嘉庚風塵仆仆再往南方，繼續(xù)為了抗戰(zhàn)振臂高呼。

1940年底，陳嘉庚回到了新加坡，受到了當?shù)厝A僑的盛大迎接。

歷時10個多月，陳嘉庚在祖國的行程超過數(shù)萬公里，幾乎走遍了大江南北，歷盡了千辛萬苦。

然而，陳嘉庚深感此行收獲巨大，他既是認清了重慶，也重新認識了延安，他確信了抗戰(zhàn)的希望所在，也堅定了內(nèi)心的必勝信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向東南亞大舉進犯。

應當?shù)厝A僑的請求，陳嘉庚再次扛起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后援會”的大旗，領(lǐng)導新加坡華僑進行斗爭。

1942年1月，馬來亞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陳嘉庚當機立斷，將華僑們義捐的八百多萬銀行存款全部匯回祖國。

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陳嘉庚乘坐小船避難于爪哇。

爪哇很快淪陷，陳嘉庚不得已，又經(jīng)歷了數(shù)個月的輾轉(zhuǎn)顛簸，改名換姓數(shù)次轉(zhuǎn)移。

日軍對陳嘉庚極為惱恨，日夜出動搜捕，陳嘉庚便隨身攜帶著一小包氰化鉀，對于他來說，這就是用來“防備萬一”的，若是不幸被捕，他將寧死不屈。

這段逃亡生涯，盡管身處逆境，陳嘉庚仍是極為樂觀，在敵人眼皮下落筆成書，自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完成了將近40萬字的《南僑回憶錄》。

抗戰(zhàn)勝利之后，陳嘉庚從避難地回到了新加坡。

在重慶的“集美校友會”、“廈大校友會”等10個團體，超過500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包括黃炎培、陶行知、沈鈞儒等人，自發(fā)組織了“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

毛澤東也讓人送去祝賀的條幅，上邊寫著：“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陳嘉庚回到新加坡之后，適逢國內(nèi)重慶談判，由于擔心毛澤東的安全，他還曾發(fā)了電文，勸毛澤東不要前往。

之后，為了提醒人們不要對蔣介石抱有幻想，陳嘉庚又給香港的《華商報》題詞道：“還政于民，謀皮于虎，蜀道崎嶇，憂心如搗?！?/strong>

在與中華總商會及各個社團的同仁們講話時，陳嘉庚向大家解釋了“漂亮話”、“敷衍話”、“老實話”的區(qū)別，陳嘉庚說，他只說老實話。

毛主席誠懇虛懷，終必勝利；蔣介石狡詐無信，政治腐化，終必失敗。日本敗降初時，僑眾咸慶升平，我則謂內(nèi)戰(zhàn)決難避免……初時多數(shù)人不信，蓋其時蔣毛勢力懸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與我毫無關(guān)系。惟諸君誠意惠臨，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話報答。

1949年1月，毛澤東給陳嘉庚發(fā)去電報，邀他回國參加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先生南僑盛望，眾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strong>

陳嘉庚接到電報后，十分地高興，并很快回復道：“革命大功將告完成，曷勝興奮！嚴寒后決回國敬賀，蒙電邀參加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為門外漢，國語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

1949年6月，陳嘉庚抵達北平，周恩來親自迎接。

延安一別已有9年，陳嘉庚與毛澤東、朱德等人重逢，彼此都是倍感親切。

陳嘉庚說，時局的發(fā)展，證實了他9年之前延安之行的預見，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在談到家鄉(xiāng)福建之時，陳嘉庚希望能夠盡快得以解放，得知毛澤東已決定派遣張鼎丞、葉飛前往福建時，陳嘉庚連連點頭。

1949年6月15日，作為海外千萬僑胞的首席代表，陳嘉庚出席了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并于當年9月當選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

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一次會議上，陳嘉庚一下子就提出了7條建議：

1、全國各中學應普及科學館；

2、在沿海重要地區(qū)，設立水產(chǎn)航海學校；

3、增加紙煙稅率，并停止公務人員的這項配給；

4、人民的新建住宅，應注重于衛(wèi)生方面的設計；

5、設立各地的華僑教育領(lǐng)導機構(gòu)；

6、救濟華僑失學兒童；

7、引導華僑歸國投資。

1950年，陳嘉庚回國定居，將自己的所有財產(chǎn)全都貢獻了出來，用以建設廈門大學與集美學村。

同年6月，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二次會議上，陳嘉庚又提出，應給福建修建一條鐵路：“全省人民1200余萬，竟無一寸鐵路，落后狀況應迅速改變?！?/strong>

毛澤東對陳嘉庚的生活起居與生命安全都極為關(guān)心，曾親自作出批示：“周總理，請指示福建當局加強對陳嘉庚的保衛(wèi)工作，或勸陳來京。如何，請酌處。”

正因有了毛澤東、周恩來的相關(guān)批示，對陳嘉庚進行了周密的保護，陳嘉庚于1952年時得以幸免于美蔣特務的暗害。

1952年4月，集美解放紀念碑興建，陳嘉庚想請毛澤東為紀念碑題字，于是致信北京。

一向不喜歡為人題字的毛澤東，在收到陳嘉庚的信后，很爽快就答應了下來，并與5月回信道：“惠書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遵囑寫了集美解放紀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體如何，時以為念！”

盡管已經(jīng)年近八旬，但陳嘉庚仍始終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忙活。

1955年8月，陳嘉庚開始了“祖國萬里行”，親赴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各地考察，北至新疆，南至海南，一共走了16個省市自治區(qū)。

在生活中，陳嘉庚始終保持著一貫的作風：“應該用的錢，百萬千萬也不要吝嗇；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strong>

陳嘉庚的生活極為樸素，外衣、褲子、襪子上都打著補丁，晚年時更是給自己規(guī)定了伙食標準，每天僅5角錢，他時常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再加上一些魚肉。

每個月的幾百元薪水，他只留下15元作為伙食費，其余的全部捐出。

至陳嘉庚逝世時，他一分錢也沒有留給子孫，只留下了一句話：“人誰不愛子？惟必以道德之愛?！?/strong>

陳嘉庚的一生，貫穿著晚清、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新中國的建設，可謂是充滿了傳奇的色彩。

在他逝去之后，后人們始終都在記著他。

對于集美學校、廈門大學來說，不管曾經(jīng)更換過多少任的校長，但那個名副其實的“校主”，始終都是陳嘉庚。

對于華人華僑來說，陳嘉庚是一面永遠不倒的鮮紅旗幟，是由海外游子的滿腔報國熱血染成的，永遠閃耀著民族的光輝。

1990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決定，將在1964年發(fā)現(xiàn)的第2963號小行星命名為“陳嘉庚星”。

2019年，新加坡開埠200周年，推出了20新元紀念鈔，背面印著8位新加坡先驅(qū)人物的頭像，其中一個就是陳嘉庚。

新加坡有“陳嘉庚地鐵站”，廈門地鐵一號線列車組有“嘉庚號”......

陳嘉庚的一生，或許可以用他在《南僑回憶錄》里的四個字來形容：公、忠、毅、誠。

公，是永無止境的奉獻。

忠，是永不動搖的愛國。

毅，是永不言敗的堅強。

誠，是永不毀諾的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