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并非純真，而是罪惡”
——布朗寧

1961年，一個頭禿、近視眼、消瘦的中年男人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席上，他面臨的是戰爭、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等種種嚴重的犯罪指控。

在證據面前，他一遍又一遍地為自己辯護：“我只是服從命令”“尊敬的閣下，我只是依令行事”“我必須服從，而服從是一種美德”。

在鄰居眼中，這男人是個愛拉小提琴、喜歡給兒童巧克力，養兔子的好心大叔。如果不是戴上鐐銬，很難會把他和一個罪犯聯系起來。

但在審判者眼中。這男人卻是手上沾滿鮮血的納粹劊子手，猶太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

誰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的正式職務是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這個官銜雖然不算很高，但他負責的部門很關鍵——整個帝國的猶太事務。

納粹早期計劃驅逐猶太人時，艾希曼就負責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審查猶太人的報紙、取締猶太人的機構。到后來納粹準備對猶太人趕盡殺絕時，艾希曼就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登記、集中、運輸到集中營、再送進毒氣室去。位于柏林的帝國保安總局有一間猶太事務辦公室，因此被稱之為“艾希曼辦公室”。

在二戰期間，艾希曼正是在這間辦公室內，伏案埋頭，決定著千萬猶太人的生死存留。簽一個字，某地的猶太人就會被趕上列車，轉送到千里外的集中營里。再大筆一揮，某集中營幾萬猶太人的性命就畫上了句號。憑借這種生殺奪于的權力，艾希曼獲得了諸如“猶太人的沙皇”、“種族謀殺的經理人”、“大審判官”、“猶太人大屠殺的技術師”、“最終解決者”等等可怖的邪惡稱號。

作為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艾希曼理應作為戰犯審判。但在納粹帝國敗亡時，他卻腳底抹油消失了。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才在阿根廷的一個小鎮找到了他。于是，摩薩德綁架了艾希曼，把他押回了耶路撒冷。一場對艾希曼的審判在全球矚目下召開了。

這本是一件天理昭昭，大快人心的好事。卻因為一個人的參與出現了插曲，這個人就是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阿倫特在參與庭審后，將觀感總結成一本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引起了思想界長達數十年的論戰。

在書中，阿倫特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于“平庸的惡”的概念。何為“平庸的惡”？就是指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一種對自己思想的消除，對下達命令的無條件服從，對個人價值判斷權利放棄的惡。

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是因為阿倫特通過近距離觀察，發現艾希曼并不是想象中那樣——是一個可怕的虐待狂、一個病態的殺人魔，而是一個木訥、愚鈍的辦公室職員。在給友人的信中，阿倫特還寫道，他（艾希曼）甚至都不算兇惡，此外，他還感冒了，在防彈玻璃間直打噴嚏。

在深思熟慮后，阿倫特選擇相信艾希曼對自己的辯護。總結道：

“艾希曼骨子里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無盡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個封閉體制內、由病態的暴徒實施、目標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格個性。納粹成功翻轉了他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在第三帝國，人們對罪惡已經麻木，認定了其平常性。納粹將之重新定義為“市民規范”。傳統的善成了一種誘惑，大多數德國人則迅速學習來抵制這種誘惑。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識到自己在行兇作惡。在基本道德問題上，那些一度被視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應當的。”

為了佐證自己的想法，阿倫特補充說明：在大屠殺的過程中，納粹欽定的猶太委員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不是猶太委員會的幫助，納粹不可能以如此小的成本達到最大程度消滅猶太人的目的。說得通俗點，在那個可怕的年代，連猶太人自己都掉進了“平庸的惡”的桎梏，充當了屠殺自己同胞的劊子手，何況一個“雅利安人”呢？

此言一出，在整個猶太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無數的質疑、罵聲接踵而至。阿倫特不僅被打上了“自我憎恨的猶太人”的標記，還遭到了多年老友的絕交。一時間，這個美國籍的猶太人成了所有猶太人的公敵。在大部分人看來，阿倫特的言論無疑是為艾希曼這個惡魔開脫，為自己的同胞潑臟水。

為了反駁阿倫特的觀點，有學者就艾希曼本身分析，說明他并非“平庸的惡”。
首先，艾希曼到達阿根廷并非改頭換面，安心養兔。而是賊心不死，積極和流亡人士聯系，策動納粹復國。就連他在給阿根廷朋友的簽名照片上，都自豪地署名AdolfEichmannSSObersturmbannführera.D.（阿道夫·艾希曼——退役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

其次，艾希曼在1932年納粹一贏得大選就立刻加入了納粹黨和黨衛軍。1934年，他又加入了納粹的安全部門。這些都是他主動選擇，沒有任何人逼他。之后他工作積極，表現出色，才能獲得海德里希賞識，一路升遷。在這一過程中，他還堅決反對將猶太人驅逐到巴勒斯坦的計劃，促成了大屠殺政策的形成。

所以這哪有什么“平庸的惡”？明明是“不甘平庸的惡”。艾希曼雖然在法庭上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但他骨子里還是個納粹惡魔。

對于這場爭論，筆者不著急說明誰對誰錯。我認為，阿倫特說的“平庸的惡”是切實存在的。在一個扭曲的時代，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保持理性和良知，也不能要求個人承擔整個時代的罪責。

反對者說的“不甘平庸的惡”，我認為也是合理的。艾希曼絕非他自我塑造的善類，他確實是一個積極參與作惡，并借此實現人生價值的壞蛋。
“平庸的惡”是有的，“不甘平庸的惡”也是有的。

問題的根本在于：在一個大部分人無知，小部分人理智的帕累托社會里。一旦錯誤思潮來臨，大部分人都會因無知而被裹挾著隨波逐流，被狂熱的氛圍激發出內心的惡，這是一種平庸的惡，這亦是一種不甘平庸的惡。

當邪惡占據高地，理智必然退入谷地。堅守理智的人固然能恪守本心，卻也難以發揮作用。假設艾希曼是個有良知的人，納粹就不能找個卑劣的人頂替他嗎？離開一顆齒輪，殺人機器照樣運轉。問題的關鍵在殺人機器，而不是齒輪。

我們很多人喜歡說“槍口抬高一寸”，可當惡真的來臨時，這注定只能是一種美好的希冀。在除四害運動中，如果那些麻雀會說話，恐怕也會對人說：“你們為什么不能把槍口抬高一寸”？可對人來說，麻雀是害蟲，又是獎勵，我有什么理由把槍口抬高一寸呢？

當惡凌駕于一切，篡改一切時，無論“平庸的惡”還是“不甘平庸的惡”，都不過是它的副產品。一言以蔽之，凌駕于一切的惡，才是最大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