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英國發生了一件事。

這年5月，來自英國各地的封建貴族，占領了倫敦，還挾持了當時的英國國王——約翰。但后面的劇情，并不是貴族殺掉國王，改朝換代。而是貴族逼迫國王簽訂了一份協議——《大憲章》。

那貴族好端端的，為啥要找國王麻煩呢？原因很簡單，主要是“錢”的問題。英國國王當時有一種收入，叫做“盾牌錢”。這個錢不是制作盾牌的錢，而是一種免役人頭稅。

按照封建法，戰爭期間，英國貴族要根據食邑的數量每年為國王提供相應數量的騎士，服役40天。這40天里，騎士要自備武裝，衣食自理。還要上戰場沖鋒陷陣，死傷自理。

這個制度挺好，落實得也挺好，但后來出現了問題。貴族們覺得上戰場太危險，就以各種理由搪塞封建義務。

今天這個感冒明天那個發燒，騎士的數量越來越少。英王亨利二世一看這不行，想出一個方案。貴族不愿意上戰場可以，騎士40天的花銷多少，你們按人頭把錢付給我，我雇人替你們上，這便是所謂的盾牌錢。

@這種從封建義務向金錢關系的轉變，學界稱之為“變態封建主義”

這個新制度挺好，落實得也挺好，但后來也出現了問題。怎么回事？就怪亨利二世的兒子——約翰。

約翰國王愛打仗，一打仗就要征盾牌錢，一次兩次不夠，在位17年征收了11次盾牌錢。要知道他前面三代國王，一共才征收了11次。這一整，英國貴族，就有點兒怨言。

光收盾牌錢不夠，約翰還發明各種苛捐雜稅，什么“動產稅”“商稅”“教會稅”五花八門。把全社會各個階層的韭菜割了個遍。這又一整，英國上下，就都有點兒怨言。

收錢也就算了，更可惡的是，約翰王拿錢不辦事，屢戰屢敗，把英國在歐洲大陸的領地丟了個干凈。這再一整，英國人急了，開始給約翰王起外號，說他是“失地王”，還說他是“軟劍”，就差說“軟蛋”了。

下民易虐，上蒼難欺。約翰王得罪完“下民”，把羅馬教皇也得罪了。1205年，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世，約翰不讓羅馬指派的新主教上任，自己找了個人接班。教皇勃然大怒，停止了英國所有的宗教活動，開除了約翰王的教籍。

這一波未平，約翰王又于1214年率軍遠征法國，在布汶戰役中慘敗。回國后繼續像沒事人一樣征收盾牌錢，到了第二年，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一幕。“英國人實在忍不住了。”

教俗貴族，倫敦市民，合起伙來，把約翰王堵在了泰晤河畔的一塊草地上。要求他簽訂《大憲章》，恢復人民“古老的自由”。

林林總總，一共簽了63條：
第一條，英國教會自由的權利不能被削弱。
第十二條，不經全國同意，不許征收盾牌錢。
第十四條，為了取得全國同意，應召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長、伯爵、男爵在規定時間、地點，共同協商。
第二十五條，所有的郡、百戶區都應按照舊稅率征稅，不得有任何增加。
第三十五條，統一度量衡
第三十九條，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囚禁、剝奪財產，被宣布不受法律保護...除非他經過合法審判。
第四十一條，所有國家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英格蘭，如果我們的商人在敵國安然無恙，那么我們也確保他們的商人在我國安然無恙。
第六十一條，如果國王不遵守這些規定，25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可以號召全國迫使國王改正。
...

《大憲章》簽訂后上百年里，英國國王和貴族就其中條款反復拉鋸，增改刪減，到15世紀，重新頒布三十余次，終將《大憲章》融入了議會立法之中。

就這么一件事，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派，叫輝格學派，認為《大憲章》太好了，好到不能再好。在幾百年前，就能寫出這么一份透顯了自由、人權的經典文獻，簡直就是“自由的基礎”"憲政的核心”。18世紀的政治家威廉·皮特更是稱贊，《大憲章》是“英格蘭憲法的圣經”。《大憲章》造就了英國。

受此影響，英國人在二戰期間把《大憲章》轉移到了美國，以防落入納粹之手。1952年，澳大利亞政府花費12500英鎊購買了一份《大憲章》的抄本，供在了首都堪培拉的國會。1984年，美國人也花費2130萬美元，購買一份《大憲章》的抄本，與《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一起展出。大憲章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

可以上這些行為，在另一派眼里，完全是小題大做。

他們覺得，《大憲章》并沒有傳說中那么神，也沒有超越時代的思想。它本質上還是一份封建文件，只不過是把習慣法通過文字固定下來而已。且《大憲章》經常不被國王遵守，實際法律效用很小。要說跟“人權”掛鉤，當時英國的自由人只占總人口的10%，這算是哪門子人權？總之，《大憲章》名不副實，只是維護貴族特權的工具，象征意義遠大于現實意義。

這兩派誰說的有道理呢？

我的觀點是，都有道理。大憲章當然是封建文件，象征意義也大于實際意義，但它仍然很重要。

首先，是它反映的社會結構很重要。在我們中國古代，皇帝做錯事，天下造反，要下《罪己詔》。歐洲的國王做錯事，天下造反，卻要下《大憲章》。這說明，東西方社會結構不同。封建社會，能產生《大憲章》，秦制社會，不能產生《大憲章》。

其次，在封建社會，《大憲章》也有重要意義。在歐洲歷史上，有很多“大憲章”式的文件，如匈牙利的《黃金詔書》，塞爾維亞的《斯蒂芬·杜尚法典》，都賦予了貴族的特權，也都以成文法的形式保障了“古老自由”，它們本質上都是“大憲章“。可為什么沒有人說匈牙利的《黃金詔書》是“憲法的圣經”，說塞爾維亞的《杜尚法典》是“自由的基石”呢？

因為這些《大憲章》過分削弱了王權，加劇了國家內部的混亂，反倒給了敵人分而治之的機會（匈牙利和塞爾維亞被土耳其趁機吞并）。代表權利的憲章沒有給人民帶來權利，反而帶來了奴役。這說明，王權不能過分膨脹，也不能過分削弱。

總之，《大憲章》的重要性，要結合英國國情來看。

英國地理位置特殊，孤懸海外，這給了它不被打斷、孕育憲政的安全環境。在這種基礎上，英國王權與貴族權力又比較均衡，可以在不斷妥協的過程中，建立出一套成熟的憲政體制。而這套體制的歷史敘事，賦予了《大憲章》無以倫比，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與其說《大憲章》造就了英國，不如說英國造就了《大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