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職業發展報告2023版

育媧人口研究

2023/02

文：梁建章，任澤平，黃文政，何亞福，於嘉，鮑笛

#目錄#

1. 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與男性的比較

2. 中國女性就業情況

3. 職場女性的薪資和性別工資差距

4. 女性職業發展和綜合女性地位

5. 女性就業、受教育程度與生育問題的相關性分析

5.1 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生育水平的關系

5.2 女性職業與生育水平的關系

5.3 女性在職業發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視

5.4 孩子數量對母親就業幾率和工資收入的影響

5.5 社會層面女性就業率與生育水平的關系

6. 政策建議

結論

參考文獻

摘要

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49歲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人數在總體上相差不大，其中，大專和博士學歷的男性占比高于女性，而本科和碩士學歷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長期以來，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過，近三十年來，中國15-64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2022年7月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2022年中國在性別平等指數中的整體排名相比2021年提高了5位，在143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02名，在女性的經濟活動參與度和健康生存狀況兩個維度方面得到了改善。

2022年各主要國家的女性董事在董事會所占比例為：法國的女性董事比例最高，達到45.3%，韓國的女性董事比例最低，只有8.7%。中國的女性董事比例為13.8%，僅高于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低于絕大多數歐洲國家。

目前女性在職業發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視。子女數量與女性就業幾率存在負相關關系，而生育對男性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女性在職場中也面臨一定的母職懲罰，每多一個子女會使得女性工資率下降約10%。

女性的職業發展與生育需求的矛盾可以通過福利政策得到緩解。在社會沒有提供足夠的女性與兒童福利時，女性會面臨較強的工作—家庭沖突，帶來生育率的下降，但是隨著社會與經濟進一步發展，女性地位和經濟獨立性非常高時，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會有所反彈。因此，鼓勵生育并不必然帶來女性職場地位的下降。

本報告提出了十大政策建議：現金補貼、個稅和社保減免、購房補貼、增建托兒所、同時增加父母雙方的產假天數、提倡靈活辦公、引進外籍保姆、扶植輔助生育技術、保障單親家庭權益、教育改革。這些建議可以有效地降低職業女性的育兒負擔和機會成本，幫助女性同時滿足事業與家庭上的目標。只有在一個女性友好的社會中，才能實現人口與經濟的發展目標。

1、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與男性的比較

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國女性人口共有6.88億人，占比為48.76%。其中，0-14歲女性人口有1.188億人，占女性人口的17.3%；15-59歲女性人口有4.329億人，占女性人口的62.9%；60歲以上女性人口有1.366億人，占女性人口的19.8%。

按照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劃分，小學學歷的女性有1.848億人，初中學歷的女性有2.236億人，高中學歷的女性有9521萬人，大專學歷的女性有5358萬人，本科學歷的女性有4652萬人，碩士學歷的女性有477萬人，博士學歷的女性有50萬人。

20-49歲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大專、本科、碩士和博士人數及占比如表1：

表1：2020年全國男性和女性大專以上人數及占比

資料來源：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

從表1可以看出，20-49歲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人數在總體上相差不大，其中，大專和博士學歷的男性占比高于女性，而本科和碩士學歷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圖1:2020年全國男性和女性大專以上人數及占比

資料來源：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

近三十年來，中國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根據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4歲女性人口共有5578萬人，其中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只有50.3萬人，占比僅0.9%；受過大學專科教育的只有82.5萬，占比僅1.48%。而根據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4歲女性人口共有3527萬人，其中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有1009萬人，占比28.6%；受過大學專科教育的有920萬人，占比26%。

表2是部分國家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大學毛入學率，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

表2: 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大學毛入學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注：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毛入學率是指某級教育的在校生總人數（不考慮年齡）與符合官方為該級教育所規定年齡段的總人口之比。

從表2可以看出，中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和澳大利亞等國，女性的毛入學率高于男性；而日本和韓國，男性的毛入學率高于女性。

2、中國女性就業情況

根據國新辦在2019年9月發表的《新中國70年婦女事業的發展與進步》的數據，全社會就業人員中女性占比超過四成。改革開放40多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婦女就業選擇更加多元，創業之路更加寬廣，就業和創業人數大幅增加。2017年，全國女性就業人數3.4億，比1978年翻了一番。2019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九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明確了不得實施的六種就業性別歧視行為，建立健全多部門聯合約談、市場監管、司法救濟三條救濟渠道，為保障婦女平等享有就業權提供有力支持。2017年，公有經濟企事業單位女性專業技術人員1529.7萬，占比48.6%，比1982年提高9.5個百分點。婦聯組織培養巾幗電商帶頭人10萬多名，輻射帶動1500多萬婦女增收致富，初步形成“互聯網+女性創業”的服務體系，使婦女不出戶、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就業服務，互聯網領域創業者中女性達到55%。

長期以來，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圖2是1990-2019年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較，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圖2: 1990-2019年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育媧人口

從圖2可以看出，從1990年至2019年，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個至二十多個百分點。

不過，近三十年來，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原因，并非僅僅是因為更多的女性成為家庭主婦，其實還有如下一些原因：經濟轉型、育兒責任增加、勞動力市場性別歧以及由于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長，參加工作的時間也推遲了。

表3是2019年各主要國家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比較，數據來源：世界銀行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 (modeled ILO estimate)。

表3: 2019年部分國家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3: 2019年部分國家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育媧人口

從以上圖表可以看出，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低于加拿大、德國、英國、日本和俄羅斯，而高于法國、美國、巴西、韓國、意大利、印尼、墨西哥和印度，也高于歐盟平均水平。

但如果按照另一種統計口徑：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結果有所不同。表4是2019年各主要國家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的比較，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Employment to population ratio, 15+, total (%) (modeled ILO estimate)。

表4：2019年部分國家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育媧人口

圖4：2019年部分國家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育媧人口

從以上圖表可以看出，在上述國家中，中國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是最高的。

我國現行女性退休年齡的規定是：女干部55周歲，女工人50周歲。根據《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機關事業單位縣處級女干部和具有高級職稱的女性專業技術人員退休年齡問題的通知》（組通字〔2015〕14號），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中的正、副縣處級及相應職務層次的女干部，事業單位中擔任黨務、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當于正、副處級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級職稱的女性專業技術人員，年滿60周歲退休。上述女干部和具有高級職稱的女性專業技術人員如本人申請，可以在年滿55周歲時自愿退休。

3、職場女性的薪資和性別工資差距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數據，在薪資方面，2022年職場女性平均月薪8545元，相比2021年同期，女性薪資漲幅為5%，略高于職場男性薪資漲幅，超三成女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40%以上。女性薪資較快增長，說明女性在職場中的價值越來越受到認可，男女收入差距有望進一步縮小。

對于造成職場性別不平等的原因，62.3%的女性認為“生育是女性擺脫不掉的負擔”，遠高于男性的28.1%，說明女性對此感知更強烈。在男性員工中，認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造成性別不同等的占比最高，達到41.5%，其次是“社會分工”，占比33%。

同時，職場女性福利情況有所改善。50%的職場人表示，所在公司提供產假、哺乳假等女性專屬假期，高于上一年的42.8%；另外，表示享受“為女性提供彈性工作制”“規劃職業發展”等各項其他政策和福利的職場人占比較2021年有所上升。

另外，根據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發布的《2021年中國職場性別薪酬差異報告》，2021年度，中國城鎮就業人群的性別薪酬差異有所收斂，女性勞動者的平均薪酬為7017元，較2020年同比提升2.5%，平均薪酬水平為城鎮男性勞動者的77.1%，性別薪酬差異較2020年有1.2個百分點的改善。

盡管行業間的性別壁壘開始出現松動，容納大量女性勞動者就業的行業仍然存在女性整體薪酬水平偏低，性別薪酬差異偏高的情況。2021年，女性從業者占比超過60%的教育培訓業、專業服務業、制藥醫療業仍然是性別薪酬差異最高的三個行業。同時，在教育培訓行業，性別薪酬差異度達到52.7%，較2020年拉大近10個百分點，位居所有行業首位。而女性占比相對較低的汽車行業和機械制造業中，性別薪酬差異則低于20%。

表5是2022年OECD國家的性別工資差距比較，數據來源：《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

表5: 2022年OECD國家性別工資差距

資料來源：《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

圖5: 2022年OECD國家性別工資差距

資料來源：《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育媧人口

從圖5可以看出，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最大，達到31.48%，比利時和北歐國家的性別工資差距最小，均低于8%。

4、女性職業發展和綜合女性地位

在國際上，衡量性別平等的一個比較權威的標準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世界經濟論壇在2022年7月發布了《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該報告的性別平等指數以四個維度衡量各國的性別平等狀況：分別是女性的經濟活動參與度、政治活動參與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和生存狀況。基于上述統計數據，研究人員分別對各國做出評估測算，得出“性別平等指數”，這個指數越接近數字1，說明該國性別平等水平越高。

根據該項報告的性別平等指數，冰島排名世界第一，這也是該國連續第13年保持榜首地位。芬蘭、挪威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名。東亞地區排名均不理想，韓國排名第99位，中國排名第102位，日本則是第116位，為主要發達國家中的最后一名。

性別平等指數顯示，2022年中國在該指數中的整體排名相比2021年提高了5位，在143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02名，在女性的經濟活動參與度和健康生存狀況兩個緯度方面得到了改善。此外，在出生性別比指標方面，中國也有較大進步。但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國在中等教育男女入學均等指標的分數較低。

表6是2022年各主要國家的女性董事在董事會所占比例，數據來源：《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

表6:2022年部分國家女性董事在董事會所占比例（%）

資料來源：《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育媧人口

圖6:2022年部分國家女性董事在董事會所占比例（%）

資料來源：《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育媧人口

從表6可以看出，法國的女性董事比例最高，達到45.3%，韓國的女性董事比例最低，只有8.7%。中國的女性董事比例為13.8%，僅高于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低于絕大多數歐洲國家。

在女性創業方面，表7是2021年世界主要國家女性企業家占企業家總數比例，數據來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

表7：2021年主要國家女性企業家比例（%）

資料來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育媧人口

圖7：2021年主要國家女性企業家比例（%）

資料來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育媧人口

從以上圖表可以看出，2021年中國女性企業家在企業家總人數中的占比為29.7%，低于俄羅斯、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等歐美國家，但高于日本、韓國、印度、土耳其等亞洲國家。

另外，根據經合組織數據，部分國家2021年（或最新數據）女性議員占議員總數比例如下：瑞典為46.4%，芬蘭為45.5%，法國為37.8%，德國為35.1%，英國為34.5%，加拿大為30.7%，美國為29.4%，韓國為19.1%，印度為11.8%，日本為10%。相比之下，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2980名代表中，女代表742名，占代表總數的24.9%。

5、女性就業、受教育程度等與生育問題的相關性分析

職場中 的女性與男 性一樣，往往會在職業生涯初期，進行一定的職 業規劃。 然而，當進入結婚、生子的選擇時，職業規劃的分界點也隨之到來。 事實上，進入生育期后，女性不得不面對，將原本計劃中用于職場的時間分擔給孩子和家庭，且隨著孩子的成長，女性的時間和精力也會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響（茅倬彥，2021）。

2021年國家衛健委調查顯示，育齡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于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 作為 生育主體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 分別為1.54和1.48個。 而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在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大學生婚育觀相關調查，得出大學生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85，平均意愿子女數為1.36，兩個指標的差值代表大學生對生育阻礙的感知。 前者代表理想中認可家庭中孩子的數量，后者代表自己的意愿，兩者的差異則恰恰體現了生育的實際阻力。

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與年輕一代婚育觀念的改變有關，而生育、就業兩方面的矛盾,也讓育齡女性的生育阻力進一步加大。 國外學者將孩子出生后，母親為了照料孩子而離開工作崗位的現象定義為與家庭有關的職業中斷(B?chmann&Gatermann，2017； Drasch，2011； Ziefle&Gangl，2014)。 有經驗研究證明，城鎮女性每周提供超過20小時的家庭照料會難以兼顧家庭和工作，產生職業中斷(張樨樨、王利華，2017)。 這些負面因素也進一步影響了女性的婚育選擇。

因此，如何讓有生育意愿和想法的職業女性沒有后顧之憂，一方面需要共同構建和支持女性就業的家庭友好政策體系,同時,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也要徹 底平權，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婚姻分工思維，認可女性承擔的生育以及家庭照料 的社會價值,也要認可女性的職業價 值，讓女性無論是在就業還是在婚育選擇上更加自由。

5.1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生育水平的關系

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按受教育程 度區分的15-64歲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活產子女數）如下：

小學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97個孩子，

初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55個孩子，

高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94個孩子，

專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78個孩子，

本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

碩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57個孩子，

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

圖8: 2020年中國15-64歲婦女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平均生育孩子數

資料來源：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育媧人口

上述統計數據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降低生育率。 但也有一個例外，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稍高于碩士，與本科學歷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數持平。

上述統計數據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降低生育率。 但也有一個例外，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稍高于碩士，與本科學歷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數持平。

5.2女性職業與生育水平的關系

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按職業區分的15-64歲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活產子女數）如下：

職業為黨政干部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女性平均生育1.3個孩子，

職業為辦事人員的女性平均生育0.99個孩子，

職業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女性平均生育0.92個孩子，

職業為農、林、牧、漁業生產人員的女性平均生育1.91個孩子，

職業為制造業人員的女性平均生育1.55個孩子，

職業為第三產業服務人員的女性平均生育1.3個孩子。

圖9: 2020年中國15-64歲婦女按職業區分的平均生育孩子數

資料來源：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育媧人口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職業為黨政干部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女性的生育率高于辦事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女性。 如果按三個產業劃分，從事第一產業的女性的生育率高于第二產業的女性，從事第二產業的女性的生育率高于第三產業的女性。

5.3 女性在職業發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視

目前，一些企業認為女性結婚以后要懷孕、休產假、哺乳孩子，會加重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 因此，這些單位在招聘中對處于生育年齡階段的女性區別對待。 例如，2023年2月22日極目新聞報道： 近日，河南鄭州。 一網友網上應聘工作時，因自己未婚未育被該公司人事部拒絕。 就此事該公司負責人李總稱： 公司是集團制1000多人，人事部在面試工作時，會優先考慮已婚已育，這樣的人員相對比較穩定。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稱，61.2%的女性在求職中被問婚育情況，高于上一年的55.8%，38.3%的女性表示婚育影響職場前景。 和職場男性相比，婚育、性別問題為女性的職場發展帶來不小困擾。

事實上，早在2019年2月，人力資源部等九部門就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規定： “不得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 ”雖然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中不敢公開歧視女性，但仍然可能存在隱性的性別歧視。

國務院印發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提出： 為女性生育后的職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禁止用人單位因女職工懷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資、惡意調崗、予以辭退、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推動落實生育獎勵假期間的工資待遇，定期開展女職工生育權益保障專項督查。 為女性生育后回歸崗位或再就業提供培訓等支持。

5.4 孩子數量對母親就業幾率和工資收入的影響

2021年7月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發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一項研究表明，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從就業情況來看，在控制個人人力資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變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數量與妻子就業幾率存在負相關關系，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 就妻子而言，與沒有孩子相比，有一個孩子使得其就業幾率下降約6.6%； 而有兩個孩子，其就業幾率再次下降9.3%（與一孩狀態相比）。

具體到孩子數對母親工資的影響，既往研究給出了數據。 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使用CHNS（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調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調查數據，發現與沒有孩子的女性相比， 一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7%，二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16.8%。

此外，從家庭收入來看，該研究發現，有一孩的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有二孩的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

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被動失去晉升機會，是職場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 還有一些職業女性在婚育后為了照顧孩子而放棄工作幾年，但家庭主婦幾年后再重新回歸職場會遇到很多困難，因為她很可能已經與企業文化和工作崗位內容嚴重脫節了，幾年后再就業時可能和職場新人的能力水平差不多，而同等條件下企業基于學習能力、社保繳費率等因素更愿意招聘職場新人。

2021年國家衛健委調查顯示，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繼續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于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作為生育主體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54個和1.48個。

目前中國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過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無法兼顧職業發展和養育孩子。 當代大量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并參加工作，很多職場女性無法兼顧工作與養育子女，最終導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個孩子。 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職場發展的機會，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5.5 社會層面女性就業率與生育水平的關系

如前所述，生育對女性就業幾率和工資收入有負面影響，那么人們不免會有顧慮，鼓勵生育是否必然帶來女性社會地位的下降？ 是否會加劇職場上對女性的歧視？ 答案取決于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生育政策的實施方向。 如果女性在社會上不是獨立的，沒有自主生育的權利，那么鼓勵生育可能會變成了鼓勵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壓迫女性，違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 但如果女性在社會上是獨立的，有著很強的經濟能力，在生育上具有自主權，而鼓勵生育的政策提供了更好的婦女與兒童福利，那么這種鼓勵生育的政策不但不會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會幫助女性實現事業和孩子的雙重收獲，大大提升其幸福感。 這種鼓勵生育的政策，實質上是生育減負。

圖10:部分國家女性工作率與生育率的關系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育媧人口

如上圖所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關系不是單純的線性關系（McDonald,p. 2000）。在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傳統社會，女性地位比較低，家庭是其主要的活動領域，因此有著較高的生育水平。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工作與家庭的沖突帶來生育率下降。但是，這一下降并不會始終持續，當社會進一步發展，女性地位和經濟獨立性非常高時，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反而會有所反彈。

圖中的U型曲線，展示了社會發展水平和生育率的非線性關系。很多低收入的國家和穆斯林國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參加工作率比較低，生育率比較高。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率屬于中游水平，雖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結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北歐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當今世界公認的在確保性別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繼承法》賦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樣的繼承權，從而成為第一個宣布不論男女由長子（女）繼承王位的君主制國家。瑞典議會中，女議員的比例約占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頒布了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系的法律效力，規范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近年來，瑞典生育率達到1.9，在歐洲國家中幾乎是最高的。

再來看冰島，這是歐洲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平均每名婦女育有兩個孩子。在冰島，女性參加工作比例超過70%。這部分得益于冰島相應的社會福利，比如90%的冰島兒童都能進入由國家出資的公立幼兒園就讀。并且冰島還鼓勵男性當“奶爸”，有70%的父親選擇休三個月以上的產假，并可以享受80%的工資。

由此可以看到，女性的職場發展與生育之間的沖突并非無法調和的，如果能夠實現性別平權，并且給予很好的生育福利，就能同時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北歐國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國家提供優質普惠的幼托服務，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都有很好的政策。中國目前正處于U型曲線的底部，生育成本很高，女性的職業發展的機會成本更高，要通過福利減負，尤其是降低女性機會成本，提高女性地位，從而走出U型曲線。

6、政策建議

我們在與本報告一起發布的《十項生育減負政策建議》一文中提出了如下十項建議：

一是現金補貼，對于二孩家庭的每個未成年孩子，給予每月1000元的現金補貼，給予多孩家庭的每個孩子，每月2000元的現金補貼。

二是個稅和社保減免，對于二孩家庭的父母實施所得稅和社保減半，對于三孩以上家庭實施所得稅和社保全免（可以設置封頂上限）。

三是購房補貼，通過按揭利息返還或房價打折進行補貼。舉例，返還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對于三孩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返還（可以設置封頂上限）。

四是增建托兒所，把0-3歲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

五是同時增加父母雙方的產假天數。

六是提倡靈活辦公。

七是引進外籍保姆。

八是扶植輔助生育技術。

九是保障單親家庭權益。

十是教育改革，普及大學本科教育，減輕升學壓力，縮短基礎教育的學制。

以上十項建議中的四到九都是和女性減負有關，下面具體談談托兒所、育產假和靈活辦公。

增建托兒所：對女性的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是孩子的0-3歲時期，所以很多國家提供了普惠性的托幼服務，來緩解這方面的壓力。由于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而且現在很難找到接受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因此，許多雙職工家庭擔心孩子生下來沒人帶，這是抑制雙職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個重要因素。

要解決這種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就是大力建設托兒所。特別是，法國以托兒所質量高和數量多而聞名于世，根據OECD數據，2017年法國3歲以下小孩入托率達到56.3%。但在中國，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國家衛健委202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5.5%左右，供給和需求缺口還比較大。我們建議把0-3歲嬰幼兒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托兒所。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最近有些省份還延長了產假。我們建議政府財政承擔企業一部分因產假而造成的用工成本。否則會導致企業不愿意招聘育齡女性，造成隱形的用工歧視。

另外，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很容易導致用人單位不愿意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遭受的性別歧視。為此，我們建議出臺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高福利國家都有比較長且男女相對平等的育兒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勵夫婦雙方參與育兒。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獲得480天的帶薪育兒假，這當中父母雙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轉讓給對方的育兒假。這主要是為了確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擔育兒責任，同時也要鼓勵男性員工來休產假（甚至有些國家強制男性去休產假），讓男性一起甚至更多承擔養育和陪伴孩子的責任和義務。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歐洲國家中僅次于法國。歐洲等國的經驗表明，在父母育兒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觀念，通過法律規定父親的家庭責任，不但能促進男女兩性職場中的機會平等和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而且有利于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提倡靈活辦公：對于有條件的企業，可實行彈性辦公和在家辦公，允許員工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尤其是孕婦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辦公。

我們提倡企業允許員工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尤其是孕婦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辦公。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度提升了員工滿意度；同時，社會效應也很明顯，非但減少了通勤的擁堵，并有利于環境保護、家庭和諧和緩解高房價。

最重要的是，這項措施特別受到剛生孩子的女性員工的歡迎，可以讓職業女性獲得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過混合辦公的模式，她們可以有2天在家辦公，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幫助她們減輕原本沉重的育兒壓力。另一方面，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和分擔家務，可以很好地緩解職業女性的焦慮，減輕職業發展和育兒的壓力和沖突，提高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我們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企業加入到推廣靈活辦公模式的行列中。

結論

中國當前的女性地位和職場發展仍有較大的提高空間，也需要更多的政策加以扶持。隨著生育政策的放開，中國也陸續出臺了相關政策鼓勵女性生育。從本質上看，鼓勵生育的政策與提升女性地位并不相悖，很多西歐和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與性別平權成功經驗都很值得中國借鑒，例如普惠的幼托服務、男女平等的產假、保障單親家庭權益、開放輔助生育技術等，可以有效地幫助職業女性降低育兒的時間和機會成本，實現家庭與事業的雙贏。

這十大建議是經濟和法律上的一些平權和福利政策，在觀念上也要徹底平權，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思維。男性應該更多承擔家務與育兒的責任，家庭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形成合理的分工，而并非依從固有的性別觀念。在家庭領域中，子女的冠姓權上也可以實現性別平權，提倡子女隨母姓。

總之，為實現女性地位的提升與兩性和諧發展，社會除了必須提供充分的福利來緩解女性家庭與事業的沖突外，還要及時調整男女分工和擇偶傳統觀念，讓男性更多地參與家務和養育孩子。只有在一個女性友好的社會中，才能實現人口與經濟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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