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是孫先生發(fā)起的國民黨總綱領，孫先生是想聯俄聯共，實現中國的民主共和。可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勢力只控制南方諸省，北方幾個軍閥，根本不把國民黨放在眼里，中國面臨四分五裂的局面。

1924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起事，邀請孫先生北上共商國事，彼時孫先生的健康已經出現問題，但是為了中國的統(tǒng)一和民族大業(yè)，他義無反顧。臨行前，他告訴蔣介石：“我這次赴京異常危險，能否回來尚不可知，然而此次北上是為了革命，是為了救國救民，也就顧不得危險了。況且我今年已59歲，即便死也可以安心了。”

孫先生心里清楚，一旦他在北京出事，國民黨只有依靠武力才能保住根基。那時候蔣介石是黃埔軍校的校長，相當于國民黨一大半的軍事力量，都掌控在蔣介石的手里。

除了蔣介石之外，孫先生還與汪精衛(wèi)、胡漢民、廖仲愷等元老商議，做了一些安排。

孫先生到北京后，由于日夜操勞，于次年三月病逝。

孫先生病逝之后，國民黨內部群龍無首，形成了汪精衛(wèi)、胡漢民、廖仲愷、蔣介石四派勢力。汪精衛(wèi)以孫先生的繼承人自居，而胡漢民等元老派則推出孫科，與汪精衛(wèi)對陣。雖然此前曾經傳出孫科與胡漢民不睦，但在對付汪精衛(wèi)的問題上，兩人站在了同一陣線，更何況，胡漢民曾經有恩于孫科，提名孫科當了廣州市的市長。

廖仲愷則堅持遵循孫先生的遺志，聯俄聯共，支持工農革命運動，推動中國民主的發(fā)展，但是卻遭到國民黨右派謝持、林森、鄒魯等人的打擊，到后來，連孫科也開始打擊廖仲愷。隨著廖仲愷被刺殺，聯俄聯共的這一策略開始動搖。更多的國民黨人開始排擠共產黨。

蔣介石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他不卷入黨派之爭，而是死死地掌控著軍權，借助共產黨的人力量發(fā)展勢力。

他作為一個旁觀者，看著鷸蚌相爭卻收取了漁翁之利，幾方勢力都想拉攏他，但他都敷衍著。他開始實施驅虎吞狼的計謀，首先支持汪精衛(wèi)趕走了胡漢民，不久以黃埔軍校的實力，把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逼出了廣州，順勢收編了許崇智麾下的兵馬，一躍而成為國民黨內握有軍事實力的首要人物。

10月，他東征陳炯明，一舉消滅了南方的隱患。到了1926年1月，在國民黨的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并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這個時候，他的野心開始展露無遺，連汪精衛(wèi)都有些慌了。可是在那個有軍隊就有話語權的年代，汪精衛(wèi)盡管得到很多人的擁護，可不管用。

蔣介石眼看共產黨的發(fā)展迅速，軍隊里有很多共產黨人，擔心自己無法控制，于是策劃了“中山艦事件”，借勢打擊共產黨的力量，還逼走了汪精衛(wèi)。

從此，整個國民黨內沒有人再與蔣介石抗衡。這個時候，蔣介石還需要共產黨人的幫助，所以沒有撕破臉。1926年7月，蔣介石開始北伐，他是借助北伐擴張自己的勢力，很快就打敗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拿下了湘、鄂、贛、閩四省，并揮師豫、皖、蘇、浙，連戰(zhàn)連捷。

1927年初，在戰(zhàn)場上意氣風發(fā)的蔣介石，卻不料后院起火。他建議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但在孫科、汪精衛(wèi)、胡漢民等幾方勢力的作用下，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往武漢。

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tǒng)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等一系列提高黨權、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的決議，取消了蔣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從蘇聯回國的汪精衛(wèi)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4月5日，汪精衛(wèi)與陳獨秀一起聯名發(fā)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此舉惹怒了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幫助汪精衛(wèi)，不幫助他。他一氣之下，吩咐上海那邊發(fā)起了“412政變”，拉開了清黨的序幕，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讓積極反共的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自己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這就是歷史上的寧漢分裂。

按照蔣介石的想法，既然不為我所用，那就除之。

所以，使蔣介石鐵心反共的，就是汪精衛(wèi)與陳獨秀的那份聲明，區(qū)區(qū)一份聲明，令多少優(yōu)秀的共產黨人，倒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舉動，得到胡漢民那幫人的允許。

由于蔣介石的勢力在江浙富庶之地，且得到財閥的支持，所以兵強馬壯，反觀武漢這邊，連薪水都發(fā)不出來，大批國民黨要員偷偷逃亡南京投奔蔣介石。

汪精衛(wèi)一看情勢不妙，不顧他與陳獨秀簽署的聯合聲明的，在7月15日宣布實行“分共”，與蔣介石一起，走上了反共的路子。

“412政變”是國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的開始，“715”則是國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的標志。從此國共兩黨正式決裂，兵戎相見，直到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才開始第二次合作。而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至今遙遙無期，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