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習慣里，“吃了嗎”一直是熟人間打招呼的最常見用語。

然在1977年夏末，鄧小平作出一個決定之后，“吃了嗎”的招呼用語，當年幾乎就被另一個詞取代。

這個詞，叫做“有舊課本嗎”。

1977年7月16日，鄧小平恢復黨內外一切職務。

當年的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在座談會上，部分高校的代表紛紛提出，對以往的招生辦法有很大的意見，希望能夠盡快恢復高考。

鄧小平聽了之后，點頭表示同意：“這個建議，很好。”

那么，讓代表們意見極大的招生辦法，又是怎樣的？

彼時，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面臨著，是兩個大難題。

一個是“七二一道路”，一個是“兩個估計”。

問題一：什么是“七二一道路”？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一文中，加寫了一段話：“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1968年9月，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根據工廠需要設立磨床專業，招收該廠52名工人入學，這些學員的平均年齡為29歲，文化程度從小學到高中不等，學制為兩年（后延長10個月），自編教材，自選教師，按工廠生產順序分階段進行教學，學員脫產學習，定期回車間勞動，畢業之后回歸生產實踐。

此后，很多地方都辦起了類似的“七二一工人大學”，但其質量參差不齊。

然如此教學模式，極易被圖謀不軌的人所利用，他們將這樣的指示進行擴大化，搞成了“辦學途徑絕對化”，將其利用為摧殘教育、打擊迫害那些堅持按教育規律辦學的高校與教師的手段。

如此，自然影響和降低高等教育的質量。

為什么？

因為彼時的中國，工人與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遠沒有達到高中文化程度的平均線，并且在實踐中相對缺乏繼續進修、提高的機會。

如果只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進行招生，自然就會大大降低大學水平，嚴重影響大學的教學、科研工作。

要想高校招生工作改革，就必須得否定“七二一道路”。

問題二：什么是“兩個估計”？

1971年4月至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由江青等人修改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其中提出了所謂的“兩個估計”。

“兩個估計”指的是：

其一，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沒有得到貫徹執行；

其二，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其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因而，從這“兩個估計”出發，就引申、重申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縮短大學學制、大批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等。

這就使得，許多的知識分子長期受到了極為嚴重的壓抑。

要想高校招生工作改革，也必須得否定“兩個估計”。

教育需要改革，但這樣的改革也就意味著，將要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

若不進行改革，又勢必繼續給那些只需“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人打開一道不公平且不公正的大門。

可以說，鄧小平在決心進行教育改革之前，是下過很大決心的。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向中央報送了《關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見》。

這份意見里面，雖然提出了“重視文化程度”，且文化程度的考察方式將以“采取口試、筆試等多種形式進行，提倡開卷考試，獨立完成”的方式進行，但同時也作出了“不要憑一次考試決定棄取”的建議。

顯然，這樣的改革只能算是改革了一半。

假若不能以一次考試決定棄取，也就意味著，它仍是給“白卷英雄”們留下了后門。

因而，鄧小平在座談會上說道：“這將是中國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轉折?！?/strong>

與會的代表們說，高等教育存在著令人不滿且焦慮的現狀，即很多人只有小學畢業程度，但經過幾個月的補習，就算完成了大學的課程，這就拉低了整體的生源質量。

鄧小平表示認可，并在1977年8月6日的發言中說道：“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

針對彼時的教育弊病，鄧小平在發言中總結出了四點：

其一，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某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卻又占據了招生名額；

其二，招生制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所以也存在著“以往上大學靠分，如今上大學靠權”的不好情況；

其三，長此以往必將敗壞社會風氣，并且愈演愈烈，請客、送禮、走后門將成為上大學的必要手段；

其四，如此也必將嚴重影響中小學與教師們的積極性，因為所有人都將形成一個意識：“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需有個好爸爸就行?！?/p>

故而，鄧小平堅定提出，要盡快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不能再搞“群眾推薦”的方式。

這樣的提議想要得以實施，必然要冒政治風險，也必然要經過一個曲折且艱辛的階段。

1977年8月13日，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繼續召開。

一年之內，兩次召開招生工作會議，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次的會議，也是建國以來歷時最長的一次會議，前后共44天。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與教育部進行關于“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問題”的重要談話，尖銳地批評了部分同志的顧慮與裹足不前，并具體提出了兩條重要的招生指導思想：

一個主抓的，是本人表現好。

二個主抓的，是擇優錄取。

在修改審定新的《招生工作意見》的時候，鄧小平簡化了政審流程，將繁瑣的考生政審簡化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

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指出：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數20-30%，考生要具備高中畢業或是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

這也就意味著，不管是高中畢業生，還是而立之年的“老三屆”，都將迎來一個公平公正的機會，一個使人幸福而激動的機遇。

事實上，鄧小平想要進行教育改革的決心，并非始于1977年。

1975年，仍在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就對主要以“領導批準”方式進行的大學招生工作極為不滿。

1975年9月26日，在聽取中國科學院關于科技工作的匯報時，鄧小平就提出要改變這種情況的說法。

鄧小平憂心忡忡地說：“大學要起什么作用？要培養什么人？要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不能照顧干部子弟，這樣做是犯錯誤。如果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都沒有，還怎么去攀高峰？”

1977年5月，還未全面恢復內外職務的鄧小平也曾如此說道：“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與教育落后了整整20年，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要從小學抓起，一直到中學、大學，要經過嚴格考試，要把最優秀的人都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

由此可見，鄧小平對教育改革的事，早就是胸有成竹的，他是知道應該如何去做的。

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的《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不僅明確提出了招生標準，同時也宣布了一個重磅消息：決定恢復高等學校本科生全國統一招生制度。

消息傳出，舉國振奮，學子們熱血沸騰，人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那個夏末，許多熟人之間的打招呼用語，也從“吃了嗎”變成了“有舊課本嗎”。

仿佛就在一夜之間，那些藏在床底下、墻角跟、廢紙堆、廢品回收站的舊課本，就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冒了出來。

一個多月后，已關閉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門，再次在全國打開，570萬名考生聚集各個考點大試身手。

彼時，由于考卷用紙告急，中央還緊急調用了準備用于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1978年春天，27萬多名擇優錄取的考生，踏進了各個大學的校門。

由于1977年的高考時間較晚，這也使得77屆只比78屆大上半屆。

高考恢復至今，已近半個世紀。

那這半個世紀以來，高考又經歷著怎樣的歷史變革？

就讓我們順著大致的時間線，看看這年復一年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1977年12月11日，全國有570萬考生參加了高考，錄取率僅為5%。

1978年夏，全國有610萬 考生參加了高考，錄取率為7%，這一年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1.55%。

1983年，我國正式實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

1985年，全國有43所高校開始進行招收保送生試點。

這一年，高考減少科目也成為了教育改革的一大趨勢，教委將文科、理科都減成了“3+2”模式（上海為“3+1”），并開始進行標準化考試試驗。

也就是在這一年，開始強調實行“國家計劃招生、用人單位委托招生、國家計劃外招收少數自費生”的三種辦法，這突破了傳統的計劃體制藩籬，引爆了新一輪的高等教育體制整體變革。

1989年，教委決定向全國推行標準化考試。

1994年，試點招生并規制改革，新生一律繳費上學。

1996年，我國出臺《國家不包分配大專以上畢業生擇業暫行辦法》，從此大學畢業生不再包分配，廣西、天津等地開始進行網上錄取試驗。

說個題外話，這個“不包分配”其實也是很多80后喜歡“叫苦不迭”的一個原因，出生時遇到計劃生育，上學時沒趕上九年義務教育，畢業時剛好又不包分配，結婚后又趕上鼓勵二胎三胎...

1999年，高考試行“3+X”方案，我國高校開始進入擴招時代。

2000年，全國首次普通高校春季招生考試舉行。

2001年，高考報名取消了考生的年齡與婚姻狀況限制。

2002年，全面實施之后的網上錄取，錄取新生率高達85%，這是借了新興科技的勢頭，推動、保障了高考的公平、公正、公開，保障了千萬考生的利益。

2003年，全國有22所高校試行自主招生。

2004年，我國已基本實現“統一考試、分省命題”的考試模式。

2007年，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的師范生，開始實施免費教育。

2012年，異地高考的方法方案陸續出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開始實施，這也大幅增加了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的名額。

2014年，上海、浙江等地作為綜合改革試點，實行“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招生模式。

2017年，全國開始實施新一輪的高考綜合改革。

歷史永遠在發展，但“高考”這個字眼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分量從來都未輕過。

畢竟，高考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活力、公平、正義，它始終都激勵著社會各個階層，畢竟“知識能改變命運”確實不是一句空話。

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我國的高考制度始終都在改革中前進，也在爭議中不斷完善。

回眸恢復高考的數十年，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發展為“大眾化教育”，并已十分接近“普及化教育”階段。

高考，雖然已經不再是莘莘學子們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但因其無比激烈的選拔性、競爭性，卻始終都是牽動著整個社會的“天下第一考”。

恢復高考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已有超過1億人通過高考進入高校學習。

我國廣大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從最初的5年左右，提到將近12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也從最開始的1.55%提升至40%以上。

事實也證明了，1977年恢復高考是一件極為正確的事。

恢復高考之后，整個社會的讀書、學習熱情持續高漲，而高考的公平競爭性，也為各大高校選拔出億萬莘莘學子，為我國的經濟騰飛培養了人才。

恢復高考，觸發了社會結構變遷，促進了社會價值重塑，提升了人力資源生產儲備，為我國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心理。

有人說，高考承載了人們對于社會的期待：它有公平透明的底線，它是改變命運的希望。

這話顯然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高考所體現的，不僅是一種公平，也是一種個人選擇的自由，這符合了人性的期許。

正如鄧小平在1978年3月出席全國科學大會時所說的那樣：“我們可以預見，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時代必將很快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