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后期的歷史來看，致使革命的原因是很多的。

其一，明清以來的商業資本的發展，國家賦稅的貨幣化，全國市場的形成，勞動力的流動，尤其是近代工商業與海外貿易的急速成長，表明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正處于技術革命與制度演變的前夜。

對此隨手便可舉出許多證據。

也就是說，到了辛亥革命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較之傳統 的形態有了很大的變化。

其二，晚清的官場相當腐敗，人民對政府沒有信心，更沒有好感。皇帝在民間已失去了神圣性。

這與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逃到西安的政治形象有關，也與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的宣傳有關。

老百姓聽到了神圣的君主制度太多不神圣的方方面面，又多見身邊道德淪喪的貪腐官 員，特別是那種吏目、衙役之類的下層“官人”。

其三，清朝官員各派系之間的權力斗爭過于激烈，政府內耗很大。

許多政治失意的官員，對執政者持敵視的態度，沒有保護政府與朝廷的責任感。

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

根據慈禧太后的臨終安排，由光緒帝的侄子、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即宣統帝，由光緒帝的弟弟、宣 統帝的父親、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以監國，也只有27歲。

而當時最重要的大臣張之洞不久后便去世了，另一位權臣袁世凱被攝政王逼迫下臺，回河南“養疴”去了。

君權不固，又無合適的輔佐之大臣，政治上缺乏強力人物。

其四，庚子事變之后，清朝進入了“新政期”。

原來以“四書五經”為標準考本的科舉制度，受到了最大的沖擊。

1905 年，清朝廢科舉，改設新式學堂。

儒家文化中的“忠君”思想由此而受到侵蝕，西方的民主思想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甚至軍事、技術諸學說導入各類學堂而悄悄沁潤人心。

其五，中央財政已經枯竭。

1895 年甲午戰爭賠款白銀兩億三千萬兩，1901 年庚子事變再賠款四億五千萬兩。

這遠遠超出了清朝的財政收入，迫使清朝大舉外債，主要財政收入如海關、厘金、鹽稅等項都已抵押。

其六，與前者有關聯，由于中央政府沒有錢，相關的事務只能交給各省去辦，其中最重要且最花錢的是軍隊與教育。

當時的新式陸軍(新軍)以各省為基礎來編練，大的省份編練一兩鎮(師)，小的省份編練一兩協(旅)，軍權落 到了各省官員的手里。

而直隸在中央財政的支援下練成了六 鎮，軍權落在直隸總督袁世凱手中(后來交了四鎮給陸軍 部)。

學堂也由各省各縣來辦，其師資與政治控制力，也取決于各地的官員與紳士的態度。

如果各省各縣對中央政府的態度發生變化，很容易出現麻煩。

后來的事實來證明，新軍與學生是辛亥革命的主力。

財權、軍權、教育權(輿論)都不在中央政府手中。

雖有以上六種原因，但很難說一定就會發生革命；只是一旦如果出現危機，朝廷的控制能力就會變得很弱。

辛亥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弱勢的、危機處理能力不強的中央政府統治下發生的。

這是必須注意的。

清朝的經濟形勢與政治改革

如果客觀地評價清朝最后十年的經濟形勢，應當說是相當不錯了。

首先是外國資本大量涌入，開始主要在金融業、輪船航運業和進出口業。

當時的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德華銀行、橫濱正金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花旗銀行等，基本控制了各通商口岸的金融業務，華人的存、 貸款量在外資銀行中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進出各個通商口岸的輪船，以外國船為主，如果中國是100的話，英國是180，日本是 99，德國、法國、俄國加起來是80。

各種大大小小的洋行，大體控制了中國進出口業，在洋行中也有許多中國買辦。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國資本更是深入到中國的棉紡織業、礦業和鐵路等新行業。

棉紡織業當時屬新興工業，日本和英國的資本投入量很大，尤其是在上海。

在更為重要的礦業，英國、德國、日本，甚至意大利，都有很大的份額，其中最著名的有開灤煤礦(英國)，焦作煤礦(英國與意大利)，撫順、遼陽煤礦(俄國，后為日本)，山東坊子、淄川煤礦(德國)。

有些煤礦今天還在生產。

快速發展 的鐵路是當時最賺錢的行業，已通車的有德國的膠濟鐵路、俄國的中東路和中東路支線、日本的南滿鐵路。

上海作為新興的工商業城市迅速崛起，人口劇增，成為遠東第一位的城市，具有充沛的經濟活力。

不光是上海，再加上香港、天津、漢口、青島、大連、哈爾濱等主要通商口岸和割讓地、租讓地，使中國與世界經濟結為一體。

如果不考慮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威脅和疆域主權等問題，可以說，大量的外資涌入使得中國沿海沿江地區的經濟有了超常規的快速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俄國、德國、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山東的大量投資，其中相當部分是政府投資，是具有政治和領土野心的，是想要把東北和山東拿過去的。

在外國資本大量涌入時，中國民間資本也開始活躍，紛紛投資工商業。

中國民間本來不缺錢，主要問題是資本量小而散，沒有大資本，也缺乏安全的投資領域。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空前數量的民間資本，相繼投入于棉紡織業、小輪船業、錢莊業、面粉業、火柴業，水泥業、釀酒業，由此繼續帶動上海、天津、漢口、煙臺等沿海沿江城市的經濟發展。

此時，清政府在鐵路建設、礦山建設、鋼鐵業和機器制造業也是頗有作為的，尤其是鐵路。

在引進外資的基礎 上，修建了滬寧鐵路(英國資本)、蘆漢鐵路(今京廣線北段，比利時資本)、關內外鐵路(今北京到沈陽，英國與 俄國資本)，并完全利用本國資本與技術建成了京張鐵路。

1903年，清朝設立了商部，后改為農工商部，并設立了郵傳部(交通)，制定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法規和產業政策，如公司、商標、破產、鐵路、礦業、獎勵等。

清政府支持下的各種職業教育發展也很快。

清政府還制定相關法規，讓各地商人成立商會。

可以說，晚清十年是中國近代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

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清朝政府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1905年，清朝派大臣到東、西洋考察政治，決定仿效西方和日本君主立憲政體，作為其基本政改方向。

1906年，清朝進行了政府體制的改革，將傳統的吏、戶、禮、 刑、兵、工六部改為外務部、吏部、度支部(財政)、禮部、 法部、學部、陸軍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等十一部結構，與西方的政府形式大體相似。

1907年，清朝決定在中央設立資政院，作為將來國會的基礎，并命各省設立咨議局，作為將來省議會的基礎。

1908年，清朝宣布預備立憲，用九年的時間(至1917年)來過渡為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制定憲法，召開國會，其政治設計方案與當時的日本有相似之處。

1909年，清朝進行省級咨議局的選舉，但有資格的選民占人口總數的千分之六(直隸)到千分之二(甘肅)。

1910年，清朝開設資政院，議員兩百名，其中一百名為欽定，一百名由各省咨議局選送。

與此同時，清朝的政治改革還包括了財政體制、司法體制、教育體制等多個方面，雖說是按照近代國家的樣式，但相關的權力，尤其是財權，卻要從各省收歸到中央各部，引起了地方督撫的普遍不滿。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在中國這一專制王權歷史長久的國家，只用九年的時間，改造成為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其改革進程可能會太快 ;

但在當時最為活躍的政治人物(主要是各省咨議局中的立憲黨人)心目中，九年的時間太長，甚至認為清朝是假立憲，不會將政治權力交給民選的議會。

他們強烈要求縮短“預備”時間。

慈禧太后、光緒帝去世后清朝中央政府的弱勢，使得各省要求速開國會、實行責任內閣的 呼聲越來越高漲。

他們在上海等地多次召開集會，組織民眾簽名，并派出代表三次進京請愿。

而在政治改革中權力受到侵蝕的地方督撫，為了向清廷示威，也加入其中。

1910年， 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十八名省級大員聯署(湖廣總督、云貴總督、兩廣總督、伊犁將軍、察哈爾都統、吉林巡撫、黑龍江巡撫、江蘇巡撫、安徽巡撫、山東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新疆巡撫、浙江巡撫、江西巡撫、湖南巡撫、廣西巡撫、貴州巡撫)電奏，要求朝廷立即組織內閣，明年召開國會。

這個名單包括當時清朝絕大多數疆域，剩下者僅為直隸總督、兩江總督、四川總督、閩浙總督、陜西巡撫、熱河都統六人。

如此強大的聲音與反響，迫使清朝中樞不得不同意將預備立憲的時間，縮短到五年，也就是要在三年后， 即1913年召開國會，實行憲法。

時間已經是很短了，實行君主立憲所需要的配套改革與人員培訓根本沒有時間來進行，但在激進主義的聲浪中，相對理性的思考卻沒有及時出現，即便有人說，恐怕也沒有人會聽。

清朝中樞很害怕大權會因之旁落，反而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在皇族與親信的手中。

1911年5月，清廷撤銷了原來的內閣與軍機處，成立以皇帝名義任命的責任內閣(未經過資政院):總理大臣奕劻(慶親王)，協理大臣那桐 (滿人)、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民 政大臣善耆(肅親王)、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蔭昌(滿人)、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宗室)、農工部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內閣成員十三人中，滿人占九人，而皇族達到七人。

這一內閣遭到了很大的輿論反對，被稱為“皇族內閣”。

以滿人或皇族來掌權，卻遭到如此之大的反對，正說明此時的“滿漢矛盾”已經大大轉化。

清入關時對漢人的屠殺，成為革命黨人進行宣傳的重要道具。現實中的情況恰好是相反。

如果不計高層政壇，在中下層的政治結構中，漢人此時已掌控絕大部分的權力與資源，曾經威武一時的京師八旗，已成為好逸惡勞、游手好閑的代名詞，“八旗子弟”被認為是無用的人，甚至是社會渣滓。

滿人的經濟地位也相當低下，生存都成了問題，而清政府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的辦法，竟然是“自謀生計”。

滿人與周圍漢族普通老百姓的 關系也是比較好的，并沒有高人一等的態度。

也因為如此，辛亥革命后，各地并沒有出現大規模屠殺滿人的種族主義暴行。

絕大多數立憲黨人的政治訴求，只是在明年即1911年召開國會，時間上僅相差兩年，都已等不及了。

他們大多本是咨議局、資政院議員，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屬于體制之內的人；他們發動的請愿活動，仍屬于體制之內的事。

此時，他們群起反對“皇族內閣”，實際上就是反對清朝政府本身了。

立憲黨人又控制了各省咨議局，在政治上有著很強的號召力。

地方大員也開始與朝廷離心離德，不那么配合（清朝于是就在1911年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