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胡適臨終遺言披露：周作人著作“可比魯迅的高明多了”

眾所周知，素有“現代孔子”之譽的胡適，是在1962年2月24日的“迎新”酒會上，心臟病猝發去世的。由于事發突然，彌留之際，似乎并未留下什么“遺言”。但鮮為人知的是，胡適臨終前其實還寫過一封信，堪稱“絕筆”。就在這封信件里，他評價了魯迅與周作人兄弟，認為周作人的“著作比魯迅的高明多了”。這個評判，可說胡適晚年定論，時間點上也可視為“臨終遺言”。

有趣的是，這封重要信件，是寫給已故“大師”李敖的，只是尚未寫完，所以也就沒有發出，理當是胡適的最后一封信。原件現存“臺北胡適紀念館”，看到的人應該不多，以至于引用也鮮，李敖本人可能都未必曉得有這么一封來信存留天壤之間（手稿見：胡適紀念館“胡適檔案資料庫”之“南港檔”，編號為HS-NK05-024-004）。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在1962年1月1日的《文星》雜志，李敖發表了那篇名文《播種者胡適》，胡適看后感觸頗多，意見也不少，是準備好好寫一封長信“酬答”的。可到底世事難料，回信還剛寫幾段，這位“現代中國的文化宗師”就撒手人寰去了也。

這份遺言，最重要的部分，顯然是涉及對魯迅的評價。而比這“最重要”還更為重要的是，他特意揭示“二周高下論”：他認為周作人的作品，比乃兄的高明多了。這是他此前從未說過的，連最私密的日記都找不到類似表達。當今文壇，有所謂“知堂迷”與“魯迅粉”，兩派網上互掐互diss，常為兄弟倆文章孰高孰低扯到急怒叫跳，屢屢都要撕到問候對方家人方能小結案，恁誰想早在1962年，我們的胡博士就已獨著先鞭了。

所謂“周作人的著作”，所指自然主要是那幾十本隨筆，這是“知堂”何以成為“知堂”的最大財。周二先生的另一樁業余活計——翻譯，胡適顯然并不很看重，要知道起初小周是在北大教歐洲文學的，是胡適覺得人家“用違所長”，主動托關系調他入燕大擔任國文系教授。要說小周那些隨筆散文，比魯迅“高明多了”，這顯然讓很多人不服氣、不理解，簡直感覺有點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在這里，胡適要挑戰的，差不多是埃蒙德.威爾遜所說的，“一般大眾的穩固常識”。

要知道，即便是最忠實的知堂擁躉，諸如谷林止庵鍾叔河那些人，也只敢怯怯地說是“兩峰并峙”“平分秋色”，而不敢講比魯迅“高明多了”這種話啊！以我自己閱讀體會，充其量也只能認為：周作人論學問，閱讀量與知識面都要超過魯迅，見識上差不多可以打平；散文隨筆這一塊，周作人的整體水準不輸給魯迅，在現代文壇是唯一可與之分庭抗禮的。我這些“私見”已經夠反“常識”了，沒想到胡適比我更逆天。在這個問題上，胡適的看法可說是迄今最“激進”的。

對于這份有點聳人聽聞的評判，我覺得最可玩味的，并不是“判詞”本身，而是這背后所深藏著的胡適的心態問題。

2

周氏兄弟的文學成就，胡適的看法，是有波動的。在這封信件“重見天日”之前，世人多有誤判：普遍認為他更看重魯迅的文學才情，而對周作人只是偶爾附帶稱贊其學識。

剛認識周氏兄弟不久，胡適就斷言他們是天才。1922年8月某天，他演講后專程到八道灣胡同周家拜訪，蹭吃閑聊大半天，回去寫日記感慨，留下那個著名評論：他認為，周氏兄弟倆共有的特征是“天才都很高”，天分至佳的那種，而且為人也“最可愛”，即人品最值得敬重。

但是，在文學才情這一點上，他顯然心存軒輊,近乎揚兄抑弟。他接著寫道，二周文學表現上最大區別在于，周作人“鑒賞力雖佳”但“創作較少”，而魯迅“兼有鑒賞力和創作力”。翻成大白話就是：二者都是天才，品味及識見均在第一流，但魯迅更擅長于創作，是“學者”+“作家”的復合型天才，而周二則偏重在“學者”這一面。當然，那時的周作人那不是“知堂”，只跟在大哥屁股后面合作翻譯過一些短篇小說，出過一份歐洲文學史講義。

后來，周作人的隨筆一篇篇地發，結集幾乎每年一部以上，但胡適夸得最多的還是魯迅。比如談及新文化時期的小說，他斷言“成績最大的”是“一位托名魯迅的”，其短篇小說“沒有不好的”云云，都是最高等級的溢美。而周作人在他筆下，幾乎都是以“周氏兄弟”形式連帶出現的，夸他們的翻譯、夸他們的新詩，用的詞匯都是“會稽周氏兄弟”。所以也真是奇怪，怎么三四十年后，依然勤讀魯迅文章但未見有讀知堂記錄的胡適之博士，面對李敖這個后生小輩，突然改口稱周作人著作“可比魯迅的高明多了”？

插句閑話，我一直覺得，胡適這人，表面和藹近人，不立崖岸，實質至為清高，他的下氣怡聲里頭，是包裹著無比的優越感的。優越感越強的人，實際待人愈寬厚，因為他高高在上的程度無所謂你的冒犯，他的憐憫足以消弭一切散傷丑害不和之音。所以他對于同輩人，總不自覺透出一種俯視的心態，用現在話講就是“爹味”很重。偶爾丟幾句俏皮話幽你一下，情不自禁時還會刻薄損幾句，都是這種優越感意緒的無心側漏。他說趙元任“興致太雜，用分太過”，馮友蘭“無見識”、“好笑”，說林語堂就曉得“鉆牛角尖”，說曹聚仁是“妄人”，都是一種導師俯視學生的心氣兒。他批評梁漱溟，極盡挖苦之能事，搞得一代大儒老梁都忍不住去信抗議，大意是老子哪里得罪你了？事后賠罪不迭，又還嘴硬不稍假借，總之是“愛生如子”，但“導師”尊嚴不容侵犯。

胡適唯二的例外，我覺得是對待周氏兄弟。對于這兄弟倆，胡適自始至終發自內心的恭敬，無論公開文章還是私下日記里，即便是表達不同看法，甚至是唱對臺戲時，態度也始終如是，簡直敬若嚴師，看不出一絲一毫的輕薄、怠慢與不恭。他夸贊周氏兄弟，往往都是“最高級”，什么“最高的作品”之類（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等）。周氏兄弟的資質、才華、學識、閱歷，都是碾壓性的，無論哪一方面哪一方向研究，自己都不逮遠甚，我想胡適是清楚這一點的。對二周尤其是對魯迅，他有一種仰望的情愫。胡適的可貴，在于有自知之明，而且真能拳拳服膺而不失。

1929年，他回復周作人，很動情地說道，“生平對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這是很真誠的表白。日后魯迅下海，不斷寫文章踢他胡適，但胡并不介意，從不回應，這里面是有善意和敬意在抵消的。

3

后來胡適臨終前改變看法，認定周作人作品“可比魯迅的高明多了”，我只有兩種解釋：一，胡適向來文學品味不咋滴，這回又有點發昏了；二，他終究無法客觀看待對手，囿于政見分歧，實質作了違心之論。

胡適自己是不擅長文學創作的，這個弱項可能會影響他的看法，變得不那么可靠與可信。雖說魯胡“同為中國白話文之宗匠”，評家說“白話文到了他們手里，真是縱橫恣肆，無為而不可”（周質平《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頁21），但還是得有一句實話實說：魯迅的文章固然是光焰萬丈的，胡適的文章則顯然未必。胡適的文學，大抵及格線上，得分C+，都可以合理懷疑有作弊。

胡適的文筆，最顯著的特色，是“淺近明快”4字，拿來寫論文“述學”極好，用以寫詩寫散文那真是勉為其難，白開水一般略無余韻與滋味，似乎更適合寫商品說明書。二周的文章，一唱三嘆，翻轉騰挪，深情蘊藉，殊堪嘆喟，最是耐讀，胡適耍不了這個花槍。民國文人里，胡適論寫作能力，那是排不上號的。這一點，陳平原孫郁們說過很多了。

胡適的長處，顯然不在文學創作。他的為人為文，都充滿“學者味”，但殊少“才子氣”。還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舉的好例子：當初胡適在寫《四十自述》時，本意是要好好渲染，也來一番“融文心入史心”的，文風對標大概就是日后《沫若自傳》《從文自傳》那一類，可使勁鼓搗完第一篇就宣告敗陣，不得已又“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虛疲于文學創作，是胡適向來苦惱的事。他反復剖析過自己，認為是理性思維發達，感性不足，所以不適合舞詞弄札，是能看齊戴東原而不能做汪容甫。終其一生，他都自認“史學家”，而非“文學家”。

1922年3月，有次閑聊，魯迅勸他多寫些詩文，胡適自稱“我沒有文學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學沖動”，這絕非謙辭，而是大實話。他早期以“新詩”暴得大名，主要是運氣好，開了第一槍，占得先機。那本《嘗試集》出版沒幾年，可憐就淪為明日黃花了，百年來讀者都沒幾號人，除非搞研究有論文壓力的苦命青椒，才會尋覓故紙堆扒出來，流淚翻完。《嘗試集》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做作，這與胡適本來性情就不搭，所以才會有那種不協調的直覺，是否有“詩味”反在其次。

真正能代表胡適文學實力的，倒是他最不受關注的話劇創作，雖然以稍高一點的“文學標準”看，亦糟糕的很。我上初中那會，在學校對面文具店買過一本《胡適選集》，6塊錢的折價，里面就收有他《終身大事》的獨幕劇，照例很敷衍稚嫩的筆法，也能明顯看出由于才情不夠只能草草收場的發怵感，唯一可取的大概就是那股清新、平正之態，這在名曰“浪漫主義”實則瓊瑤式“矯情風”籠罩的整個五四時代，都是較難得的存在，這種文風筆致也幾乎貫穿了胡適一生。搞文學，他盡力了，怎奈著實不勝任。 他的文學細胞，肯定遠不如今之郭敬明們發達。“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則才著;用非其宜,則才晦”，這是古訓，顛撲不破的，錯不了。

不僅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力不從心，胡適的文學品味，委實也不太高明，這常常會讓他這位“文壇宗師”看走眼。比如他會覺得《紅樓夢》文學水準一般，還遠不如《儒林外史》《海上花》《老殘游記》高明，離了大譜；他稱贊張愛玲，卻只會表彰她敷衍塞責的急就章《秧歌》，搞得張都有點懵圈：胡老師咋回事，我寫得好的人家都不感冒啊；中國詩文如此璀璨，他居然就偏愛王梵志楊億這干末流，即便終于好歹也能欣賞王安石了，結果編寫一部古今詩選，入其法眼的幾乎都是荊公極差的，他還自鳴得意。如果穿衣有“衣品”，讀詩有“詩品”，我覺得胡適的“詩品”是停留在“打油詩”那個層級的，是薛蟠派“哼哼嗡嗡體”的知音。他發議論說“第一流的哲理詩”當“從游戲的打油詩入手”云云，都是很外行的話，也難怪讓徐晉如那些人瞧不起，嫌棄他文學品味low。

什么才是好的文學“著作”？老胡的看法也是夠直接干脆。他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如何好與妙呢，他又提出三個標準：第一要清楚明白，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胡適《什么是文學----答錢玄同》）。這類文學主張，不客氣地說，“見與兒童鄰”，還真是農學院出身的見識水平。

所以，胡適這一生，樂于提攜人才，拔擢了大量青年才俊，可謂闡微彰幽慧眼識人，可門下幾乎都是學術高手，作家絕少。他眼光有限，終其一生，在文學圈并沒什么高弟。晚年回憶往事，他還跟唐德剛吹噓，“白話文寫得最好的”的那個人是他學生——可惜那個“學生”早不認他，逼得老胡也得落寞承認，人家“寫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沒有完全遵從”他這位老師的指導（《胡適口述自傳》），你說黑色幽默不？

4

胡適對于魯迅看法的改觀，我以為最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埋在政見的分歧上。很微妙，這是隨著立場游移的：當認為"魯迅是我們的人”時，他持續捧魯；一旦警覺到是“敵黨”，他就要收回成命，不惜自我打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去世，白事剛完尸骨未寒，“胡粉”蘇雪林就跳出來蹦跶發檄文，不惜搬運最刻薄最怨毒的辭句（說來可笑，其中一條嚴重指控與今罵魯派如出一轍：“不反日”），胡適雖然出面制止，寫了長信規勸，但其中言辭頗堪玩味。表面上，他完全是“理中客”立場，諄諄教誨小蘇不該人身攻擊，而且要替魯迅“抄襲”謠言洗冤，但是他也分明皮里陽秋地暗示魯迅是有很多“小節”可議之人，而且還長期“狺狺然攻擊”他，他只是大度地不加理會罷了，且暗指魯迅文章也是“舊文字的惡腔調”云云。最重要的是，他挑明魯迅是“敵黨”中人。

魯迅去世前后，曾經過從的熟人，無論如今是敵是友，均有悼念或感懷文字面世，惟胡適這位前同事、文友兼戰友異樣地保持了沉默。給蘇雪林的這篇回信，我以為是最能代表他此時內心想法的。自1926年徹底分道揚鑣之后，胡適到底如何看待魯迅的，我以為這也是最開誠布公的表態。魯迅評胡適，說這人有“武庫”，讓人佩服也讓人提防——“武庫”說白點，就是“城府甚深”，說話做事不夠亮堂，胡適難得一次坦誠無隱地“臧否人物”。

因為政見的對立，左右道路的相抗，各擁勢力的決裂，導致胡適對于魯迅的看法，始終都在搖擺狀態，連帶對他文學成就的評定，也不一定能時時客觀不倚。胡魯二家，都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而且那巨大的身軀投影輻吾國吾民至今，兩人相愛相殺難解難分，這也導致胡適的態度與看法，常在騎墻之間。1965年，周作人給鮑耀明的信中說，胡博士確實“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這一點猶猶豫豫婆婆媽媽就當在“該罵”之列。

林語堂80歲時，用英文寫了一部自傳（《八十自敘》，宋碧云譯），談到與魯迅的“恩仇錄”，是這么說的：“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以為，這段話移來說明胡適的“魯迅觀”，基本上也是若合符契的。很明顯，胡適一直努力要切割分離出“左翼魯迅”與“非左翼魯迅”的，對于魯迅本人，他成見并不深，惡感幾乎沒有，更多的應該是惋惜。

我敢說，在胡適心中，魯迅的分量是很重的，遠非周作人能比。1943年1月1日元旦，時在紐約的胡適，剛卸任大使職務，就專門跑了一趟唐人街，不惜重金花費20美金買下一套《魯迅三十年集》，一直看到凌晨近4點才安寢（《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第488頁）。從日記可瞧見端倪，他確實很關注魯迅，魯迅的幾乎所有作品都讀了，或者日后補讀了。

對于周作人，他并沒有這份熱情。搜集的知堂作品，攏共就“十幾本”，還不一定讀過多少；李敖妄自揣度他“懷念周作人”，他趕忙聲辯僅是“曾幫過他家屬的小忙”而已。胡博士臨終前，頓然改觀捧弟弟貶哥哥，著實有點言不由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