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內容已發表在2023年12月20日《環球時報》

鄧小平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有言簡意賅、擲地有聲的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其后成為膾炙人口的名言金句。這個認識，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即認為是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決定著人們所形成的生產關系及其合成的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系總和而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再進而決定了政治、文化、藝術、法律、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一定是要通過解放生產力的發展，形成根本性的硬支撐，來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與優越性，引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獲得億萬百姓衷心擁護的社會繁榮昌盛與全方位成就。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與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硬道理”，是互為表里、指導全局的大政方針。匹配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實施，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上科學發展觀與新發展理念與時俱進的提煉與表述，"發展硬道理"已合乎其內在邏輯地升級、升華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新近舉行的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習近平總書記就此指出：“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這些是在承前啟后地為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根本遵循。牢牢抓住這種升級版的發展硬道理，關系著中國現代化宏偉事業的前途與命運，也需要我們有針對性地澄清社會上出現的一些錯誤議論和紊亂說法。

——有人提出，應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為“以人民為中心”，這在表述上似是而非，容易迷惑人，而其內在邏輯是紊亂的，只會形成搗漿糊、攪渾水的嚴重不良作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和共享發展的哲理基礎，就是“以人為本”和“以人民為中心"，而以人民為中心就必須在實踐層面堅定不移地擴大和提升社會再生產的規模與水平，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增進人民福祉的物質條件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條件。所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 “以人民為中心”，實質上是從不同角度表述的同一件事情，是同一發展過程的內在要求，決不可將兩者對立起來，決不應當簡單化、望文生義、邏輯全失地提出二者只取其中之一的命題，進而完全錯誤地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是硬道理。

——有人貶義化地把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稱之為"GDP增長主義"，這是對于發展硬道理的一種曲解。如果說反對 “GDP主義”、“GDP掛帥”，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決不能以GDP等同于經濟建設，進而否定后者的中心地位與發展是硬道理。理論上說，“GDP”并不可直接等于經濟建設，所以，認識到GDP這個技術指標的局限性,改變“GDP掛帥”和“以GDP為中心”，決不等于就是要改變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GDP指標具有其不應被忽視的局限性或代表性缺陷，主要是不能直觀反映經濟結構和績效的狀態，但現階段世界各國在國民經濟統計上，服務于對經濟運行態勢的自我比較與橫向比較，還不得不用這個簡潔的技術性指標。我們迫切需要改進的，是加入其他指標來完善關于經濟建設的綜合績效評價。由此可知，不以GDP掛帥、GDP為中心，決不意味著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否定發展硬道理。把這兩件事扯在一起劃等號，概念上是嚴重的以偏概全，實際上是偷換了、進而否定了發展概念的實質性內容。

——有觀點認為高度重視質量、安全，防范事故，防控風險，也就實際上不宜強調發展為硬道理了，這又是一種認識的誤區。任何國家在發展中都有事故等風險因素。比如，國力強大、技術先進如美國，其空間探索中照樣出現過不止一次航天飛機機毀人亡的事故悲劇。關鍵是事故之后管理當局的態度與社會“亡羊補牢”的作為。絕不應當因噎廢食，因事故挫折而忽視或看輕發展，動搖對發展的訴求。近些年我國一些事故的沖擊性影響的確明顯強于既往，一方面暴露了經濟建設中的質量、安全方面的隱患與問題，另一方面也與信息時代資訊傳播日益發達有關。面對事故教訓和已發生的生命財產損失，任何掩蓋矛盾、推諉責任，都是錯上加錯，然而就此否定發展是硬道理和否定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態度，同樣地更是錯上加錯。只有亡羊補牢、全面改進、防患于今后，方為正確處理方式。若干年前中國走在世界前沿的高鐵事業，曾因甬溫線動車事故遭受了一次很大打擊，但其畢竟只是階段性的壓力與曲折，總結教訓提升安全保障性后，中國高鐵的前沿地位未變，還在繼續發展；其他如造船、礦山機械、深?？碧降燃夹g，中國已有長足發展而接近前沿領域，都值得舉一反三，全面加強事故和不良事件的防范——我們可以適當地“慢一點，穩一點”，但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積極發展與對追求“后來居上”的趕超，一定要堅定不移。事故和挫折，警示我們的是如何更注重實施新發展理念指導下高質量的經濟建設，決不應引申出放棄經濟建設中心地位的認識謬誤。

——有人認為改進民生、促進共同富裕與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硬道理有矛盾。殊不知，可持續的民生改善和走向共同富裕，正是需要可持續的經濟建設發展為前提和基礎。對民生的改善當然必須繼續高度關注、大力促進，使之成為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具體表現。但從根本上說，可持續的民生改進依靠什么？沒有統籌協調發展中的經濟建設后勁，一味只注重迎合短期民意的那種民生改進，將落入“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續”的境地，拉美式“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把整個社會攔阻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一蹶不振的歷史教訓，在我國同樣值得高度警惕。改進民生，客觀上還需要大力改進和優化分配體制與機制，這是要把“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緊密結合起來，但決不應引申為可以用“分好蛋糕”來取代“做大蛋糕”這個大前提與基礎性地位，決不應以“共富”來否定“創富”，也決不可理解為在全局意義上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轉向以分配為中心。

還應指出，經濟增效、社會發展、轉變方式、改善民生，都需要并呼喚著改革，而改革最終還是為了促發展、惠民生。經濟建設的實質、出發點與歸宿，本指由建設帶來的可持續的民生實惠，因此任何時候都需要高度重視質量、效益、可持續性，而基于此，則必須胸懷全局地強調，在中國未完成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全面改革之前，任何質量、效益的提升和民生改善，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地與體制創新、機制轉換問題緊密相關。我們需要承認，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凸顯中遇到的一系列質量、效益、民生等方面的問題與挑戰，背后大都有改革不到位(往往是嚴重滯后)的問題，因而要提升質量、效益和實惠，必須以改革促發展、惠民生。如果將這些歸之為需要 “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豈不是嚴重的邏輯混亂和錯開藥方、自斷命脈？

總之，我們很有必要重溫我國增長極區域早已有之、樸素而生動的經驗總結：“大發展、小困難；小發展、大困難；不發展、最困難！”中國在復雜的全球百年變局中應對困難與挑戰，必須以戰略定力秉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積極進取思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從根本上決定財政分配、社會生活與民生水平。當然不能就此落入“唯生產力論”和“完全的經濟決定論”的極端，但生產與分配、原生與派生、原發作用力與繼發反作用力，是絕對不可顛倒的。硬要反過來，就必受客觀規律的懲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長時間內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沉痛嗎？前車之鑒并不遠，現在卻出現一些要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硬道理”的糊涂主張，上述提到和列舉的各點，論據和表述不一，背景中可說顯然與中國前些年“黃金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凸顯、建設蒸蒸日上但質量卻滯后、社會福利增進趕不上人們心理預期的提升等有關；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更激發了大幅改善民生的普遍熱望和“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式大眾輿情中的情緒因素。中央決策層對此已清晰地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要求，并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新發展理念一道作為統領全局的主題與總綱，進一步對接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加強改善社會管理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標志著把“發展硬道理”的真知灼見，進一步升華為 “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的與時俱進更為周密的認識表述--這是一脈相承的。發展必然和必須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可持續地改進民生、推進社會發展、提升精神文明、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大前提和物質基礎。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絕對不能放棄，切切不可淡化、萬萬不可動搖，而必須在高質量的軌道上展開建設與發展的升級。讓我們毫不動搖地堅持升級版的“發展硬道理”！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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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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