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秋瑾案引發了晚清輿論的廣泛關注，民間聲音對官府形成了一定的牽制。張曾敭、貴福因辦案不力而受到輿論攻擊，最終仕宦前程被斷送。這顯示出民意對現實政治的積極參與及實際作為。民間結社的涌現和勇于任事，使得這類團體成為晚清社會結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在秋案討論中，江蘇教育總會等民間團體自覺聯絡民意機關及紳學界共同負責，強調省界不應成為國民的界限，過問秋瑾死事是國民應擔的責任。這種國民意識的覺醒與自覺的擔當精神，源自顧炎武等先賢的思想。在秋瑾案中，不僅浙江士民，全國國民都認為大吏殺害秋瑾是剝奪同胞身家性命財產之權的行為，非爭不可。張曾敭調任江蘇巡撫遭到強烈抵制，顯示了民意的力量。綜上所述，秋瑾案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國民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標志，民間聲音對政治決策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

本文節選自《秋瑾與二十世紀中國》（夏曉虹 著，商務印書館，2023）。

晚清時期，統治者已不能漠視輿論的力量。民間聲音的存在，使官府在行動時因受到牽制，而不得不有所忌憚。張曾敭、貴福的公布口供、刷印傳單、影寫秋瑾的革命文字，未嘗不是對其倉促辦案、大受報刊攻擊的極力彌補；二人的仕宦前程亦因此而斷送，則更可見出代表民意的輿論對現實政治的積極參與及實際作為。其中，尤以實行民意的群體不分省域的聯合行動最有效力，也最具近代色彩。

民間結社的大批涌現與勇于任事，使得這類團體儼然成為晚清社會結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戊戌變法前，康有為、梁啟超們反復開導、論說的“合群”之義，“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已是群相信奉的常識。并且，“合群”不只是民間社團成立的動因，也為消泯省界的隔膜、產生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基礎。在秋案討論中極其活躍的江蘇教育總會，便早有此自覺。其所采取的致函浙江省學務公所等學界同人的方式，便有聯絡民意機關及紳學界共同負責的用心；公開信中也明確宣告：

……蘇之與浙，擊柝相聞，固非春秋時吳與越之比。省界之說，乃行政人之區域，非國民之區域。

因而，過問秋瑾死事，要求調查報告，正是其作為社會群體“應擔之責任”。其間，“國民”一語的使用，顯然系以國家為根基，意在肯定凡在此共同體生活的人，都不應該強調地區的特殊性，而自外于國民全體。一方之事，便是全國之事。以為事不關己，袖手旁觀，即喪失了作為國民的資格。

與之同聲相應的一位江蘇人，在《敬告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中也大力提倡：“若我同胞士紳，今日對于浙省，論地勢雖有省界之分，論人民則全國皆為一體，同舟救溺，義不容辭。”其聲討浙江大吏“媚上取榮”“不遵法律”殺害秋瑾的罪行時，便能獨具只眼，從全國一體的角度，揭示此案爭論的實質：

夫同胞所謂“幸福”者何？不過欲國家明定法律，上下共守，俾我同胞能有自保其身家性命財產之權耳。東越之獄，是官吏奪我同胞身家性命財產之權矣，于此而不爭，是天下無當爭之事矣。且今日之爭，非僅僅為秋女士一人也，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計也；抑非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計也，實不啻為我一人身家性命財產計。………故今日之事，非浙紳一部分之事也，凡我國民，與有責焉。

此種國民意識的覺醒與自覺的擔當精神，雖源自其鄉前輩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的名論，卻已注入現代國家觀念。隨后發生的蘇省拒張運動，因而恰如水到渠成，不過是具備此種覺悟的江蘇士紳付諸實踐的一次成功的力量顯示。

在民間一片斥罵聲中，直接辦理秋瑾一案、為清延立下大功的浙撫紹守，在其署理當地則因威信掃地，不能再安于位。民國后，為張曾敭作墓志銘的陳寶琛盡管有意回護，含糊其詞，謂其將秋瑾“檄捕鞫實置諸法”后，“而當事中人言，調公江蘇，旋復移山西。公乃連疏乞退，三上始得請”，但其間實有一場大風潮在。

考索當年的案卷，可以發現張曾敭在處決秋瑾時原堪稱“勇毅”，態度強硬。7月14日（陰歷六月五日）貴福電請“將秋瑾先行正法”，張立刻覆電，同意“秋瑾即行正法”。次日又親筆寫信給貴福，催問“秋瑾已否遵辦”，指令嚴厲鎮壓：“此事人手，必須從嚴，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釀禍必大。”對貴福的擔心與恐懼也大加斥責：“派去兵隊，系為拿匪之用，豈為府縣看家，種種畏葸，辦理乖方，……若再因循誤事，非我所能寬貸也。”16日貴福的回電中，因稱“惶悚感激”，并表白：“卑鋆籍長白，必不為彼黨所容，非有見好求庇意。”強調自己正是種族革命的對象，不會通融辦理，以解張氏之疑。而張曾敭對此案的后果，其實遠不及貴福看得清楚。起初以為不過殺一亂黨而已，論功只會得賞，卻未曾料到招來的竟是民間抗議的風暴。甚至吳芝瑛以真名實姓發表的《祭秋女士瑾文》，也公開對張氏進行辛辣的嘲罵：

反常移性者欲也，觸情縱欲者禽獸也。以浙帥之賢，豈嗜欲之流、禽獸之類與？

張曾敭爆發的勇氣，一旦遇到如此猛烈的攻擊，也立即消失，轉為惶恐，而別求退路。

正當民報民刊同仇敵愾聲討浙省地方大員最激烈的時分，張曾敭稱病乞退的消息也開始流傳，各報均明確將其與輿論的壓力聯系起來。7月27日，《申報》已搶先報道：

浙江巡撫張曾敭因此次查抄紹郡各學堂暨嚴懲秋瑾女士，頗遭物議，漸自引咎，故于日前托病奏請乞假二十天。所有公務，悉委藩、學、臬、運四司分辦，員紳往謁，概不接見。并聞張撫假滿后，尚擬續請展假。如紹事競干查辦，則即須乞恩開缺。

消息的準確度相當高，有日后的事實可證。8月2日，張氏上奏折請病假一月。8月6日《申報》“專電”稿又進一步透露出清廷內部對張如何處理的依違不決：

浙撫張曾敭因秋瑾事不利眾口，奏請開缺養病。某軍機恐張新黨氣焰，擬駁。而醇邸謂現當預備立憲時代，應準開缺，以息浮言。是以未定。

駁、準雙方顯然均以要求追究法律責任的民間呼聲為潛在的對話者，張氏本人的宦途已無足輕重。在此背景下，16日《申報》刊載的《浙撫張中丞更動消息》，所述應是朝議折中的結果：

浙江巡撫張中丞辦理徐案，逮捕株連，遇事操切，大受內外時論所攻擊。中丞頗不自安，曾具折乞退。現聞政府亦有將張更調之意，以謝輿論云。

9月5日，報紙的傳聞即得到證實，當日《上諭》有“張曾敭著調補江蘇巡撫，迅速赴任”的命令。諭旨發布，以為找到避風港的張氏，又意外地遇到了強烈的抵制，一如喪家之犬，進退失據。

張曾敭調任蘇撫的消息6日正式見報，早已義憤填膺的江蘇士紳立即做出集體反應。兩日后的《申報》便刊出了《江蘇紳士致都察院電》，電文明確表示了拒絕張到任的民意。雖說是“朝廷因地擇人，臣民何敢妄議”，然而偏要一議，正見出國民義務所在，對地方執政者應有評議、選擇的權利。拒斥最有力的理由，即是其人在浙江任內已為民憤集注：

惟張曾敭近因紹興黨獄，縱兵槍斃無辜學生，又派員搜查學堂，更肆騷擾。蘇浙接壤，輿論已嘩。……張曾敭遽即來蘇，人情洶懼。為此迫切瀝陳，伏乞據情代奏。

報紙刊載時未列出發電人姓名，但據出版于1909年的《越恨》披露：“蘇人電奏預名者三十余人，而領銜者為常熟曾君孟樸。”曾君即為小說《孽海花》的作者曾樸，其時正在上海辦小說林社及《小說林》雜志，此前已參加江蘇教育總會與張謇發起的預備立憲公會（下文簡稱“兩會”），為“兩會”的積極分子。其子虛白三十年代追述其事有云：張曾敭因殺害秋瑾，株連多人，激起“浙省民眾大嘩，積極進行驅張運動”，政府只得將其調任江蘇。“時先生和上海一班同志以為浙省之所拒，寧可以蘇省為藏垢納污的所在，也就聯名電請清廷，收回成命。”“其實，秋案發生后，攻張最猛烈的便是隸屬江蘇省的上海一地。因而，調張于蘇，實為一招錯棋。列名“兩會”的曾樸作為拒張電奏的發起人，也令人不能忽視其背景，即江蘇教育總會與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民間社會的巨大號召力。

電文公布，風潮發動。蘇省民意所向，令決策者與當事人深感不安，因而無法立即執行《上諭》，使張曾敭“迅速赴任”。9月10日，《申報》已傳出張之“來蘇遲早，又須視江蘇紳學界之有無動靜，始定行止”的小道消息；17日的新聞中，則更言之鑿鑿地引張曾敭致江蘇巡撫陳夔龍的電文大意，謂“本擬俟一月假滿，即赴蘇任；惟近日病益增劇，假滿之后尚須續請，請公奏派護理”。官場上的托詞慣例，一看便知，張氏始終得的是“政治病”；即使身體確實欠佳，也該是由于輿論的聲討，郁悶所致。電函中流露出的退意，于是被正確地理解為“蘇人議論咸以公電都察院拒阻之力”，而關于張曾敭“或即設法改調他省”的揣測，不久也得到證實。10月5日，又有新的《上諭》頒布：“張曾敭著調補山西巡撫。”尚未履任的張氏，亟亟由江蘇改派山西，表明宣布預備立憲的清廷，已不得不對民意表示相當的尊重，做出讓步，蘇省紳學界頗具聲勢的拒張運動終于完滿地落下帷幕。

而當運動初起時，從曾樸個人的安全考慮，出名電請確要冒生命危險。曾虛白便提到，“風潮逐漸擴大，清廷為之側目，曾密電捕先生等三人，先生屹然不為動”。而當時人分析此事，言之親切，也對曾氏的大勇極表欽敬：

領銜電奏，幸而獲濟，倡言者與噤若寒蟬者所得正同，無私利焉；若其不濟，則大足以獲罪于朝廷，其次亦足構怨于張撫，其危甚矣。而批鱗犯難，竟有其人，毅哉曾君也！

曾樸的壯舉及拒張的獲勝，為他帶來了普遍的贊譽，在隨后進行的江蘇教育總會選舉中亦有反映。10月27日的年會，曾樸以27票當選為干事員，票數遠在同時當選的徐念慈等人之上。

還應該補敘的是，張曾敭雖一時獲調山西，仍然不久于任，轉年1月24日，即以病免職。至于直接審案、執行死刑的貴福，下場也不比張氏好。辦案當時，貴福已憂慮重重，7月16日致張曾敭電中便稟稱：“卑府老母受驚，致病垂危，還念大局，悲憤填胸。”而其調遷他處，所遇也適步張氏之后塵。秋瑾幼弟宗章嘗有記述：

“是年（引者按：1907年）十月初四日，貴福卸事，調補寧國府，為皖人所拒，不獲履新。”并且，“卒清之世，蹭蹬終身”；“入民國后，易姓名為趙景琪”，而不敢以真名行世。被公論釘在恥辱柱上的張、貴，已是終生難獲解脫。回首當日，三十年后秋宗章總結這段歷史的話，今天仍不妨引用為此段作結：

……張曾敭者，南皮張之洞（時官大學士）之族人，貴福又為膻胡之族類，奧援既厚，驅逐綦難，乃以文字之鞭撻，口舌之聲討，竟產生不可思議之效力，虜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誠勝清一代，破天荒之創舉。而民權之膨脹，亦有以肇其端矣。

民間勢力的迅速增長與聯合行動，正是民權賴以發生、存在、壯大的條件。秋案善后中接連出現的成功拒斥難以對付的劊子手事件，其解讀的關鍵意義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