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考古材料和文獻資料異常豐富。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正式入庫書3470種，存目6819種，每種多則幾百卷，少亦有幾卷。又據1959年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當時全國41個圖書館收藏叢書2797種，各種學術著作38891種。

中國各地檔案館、圖書館收藏的檔案、圖書也是堆積如山，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圖書館（1998年12月12日經國務院批準，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對外稱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很多國際友人去查訪過。面對這樣浩如煙海的資料，既不能望洋興嘆，又想海底撈珠，我們該怎么辦呢？

第一，有的放矢，實事求是。一般說來，每一個圖書館或檔案館，都有各自的特點，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要收藏明清檔案，上海圖書館的報紙、雜志比較多。根據各自的專題，分赴有關地區，利用現有成果，注意時間斷限，參照作者里第，傾聽當地介紹，比較能夠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有人說，資料以多取勝，資料越多越好，此言似有道理，實際并不盡然。從數量可以看質量，但并不是說數量多就一定質量好。還要看你是不是緊扣主題，抓住中心。搜集資料要有一定的面，但也應有一定的尺度，不能無邊無際。資料是無窮的，人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在搜集資料時，一定要把握好全面與重點的關系。

第二，識別稀有，注意一般。稀有即很少有，很難得的資料，當然是珍貴的。如喬重禧的《夷難日記》，就能解決鴉片戰爭時期上海地區的一些問題；《趙鳳昌藏札》對辛亥前后上海革命黨人以至立憲派的活動，提供了原始素材。稀有資料有助于一些具體史事的理解。但是，一方面，不能一味追求稀有資料，而把大量一般資料擱置一邊，因為不研究、考察大量的一般資料，就不可能識別稀有資料。另一方面，對稀有資料，也應有個分析，有的稿本、抄本確實尚未發表過，但只是從其他書刊截取拼湊，或得自傳聞，那也只能是二手材料，遜色多了。

在廣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鑒別考證工作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這就要求我們對搜集的資料下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

我們要下功夫“去偽存真”，是因為客觀上有不少“偽”的東西。

一是古籍中有偽書，近代史料中也有偽作。即使像“手稿”“手札”，也會有人偽造。前幾年發現了近代著名人物的“手札”，經過鑒定，認為信箋是20世紀20年代的，而內容卻是20世紀初的，從而定為偽作，理由不能說不充分。但仔細觀察，很可能“手札”內容是真，而偽造者是據此人的手跡描摹的，只是忽略了信箋的選擇。

二是有些手稿、手札，經過鑒定，確是真跡，但其中的內容卻需要推敲。一種情況是原作者出于種種原因自己改的，如《翁同龢日記》，是照他的手稿影印的，其中對譚嗣同的評價是他在變法失敗后避免賈禍親自繕改的，把原來的“杰出”改成“桀傲”。另一種情況是古代地主文人自己花錢請人刻書，為了顯示自己言論之正確，顯示自己是孔學“嫡傳”而假造古書。西晉初年，王肅為了奪取學術界的地位，曾偽造《孔子家語》和《孔叢子》。對于這一類偽書，也不要完全摒棄，因為它們是假中有真，上面兩部書再假也是西晉的，保存了一些史料。再一種是為了爭奪發明權和其他因素，把自己的作品倒填年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有康有為的《大同書》手稿。康有為自己說《大同書》是光緒甲申年即1884年寫的，但書中卻寫到了1895年陳千秋的死、1898年康廣仁的死，以及1901年他在新加坡與加拿大等地的見聞，等等。看看《大同書》手稿，才知他確是1901年至1902年間所撰，說是1884年，是倒填年月。

三是有些人抓住一點大加發揮，也造成了不少真偽混雜的東西。如毛祥麟寫過一部《對山書屋墨余錄》，所講上海掌故，大體抓住一鱗半爪，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信史。

四是出于階級偏見，即使是稀有資料、原始資料也存在大量錯誤。至于夸大或掩飾的地方，更非鮮見。

搞資料不能太雜，這就要求去粗取精。基本的一條，在于盡量用第一手資料，不放棄第二手資料，少用第三手資料。否則看上去好像堆砌了不少，實際上還是一個東西，就不精了。當然，也不是絕對的。如研究清史，《清實錄》可說是第一手資料了（盡管故宮檔案比它更原始）。然而，《德宗實錄》有些記載就不如《光緒朝東華續錄》具體，因為后者參照《京報》和其他報紙而成，《德宗實錄》卻是成書倉促，中有刪節。又如報紙材料，北洋軍閥時期的許多電報，在不同的報紙上登載的內容就會不一樣，因為各報還有自己的立場。所以要注重原始的東西，并不是說原始的東西就一定可靠，也要有所分析。

在鑒別資料時，也牽涉到實事求是與煩瑣考據的界限。我以為，考據是歷史研究中的一種方法，不能以為考據就是煩瑣，當然也不能為考證而考證。他們的關系還要在研究歷史科學的實踐中去探討。什么是煩瑣考證？我想，一種是牽涉面過廣，終生陷于書本，置身于世外。乾嘉時有人以經考史，以史證經，考來考去未得出科學結論。有的認為只有漢儒解經才可靠，當然漢儒離先秦為近，訓詁比較近實，但也不能唯漢是從。例如，《左傳》杜預的注，在軍事方面的注釋，就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另一種是憑興趣出發，玩弄筆墨，這種考證似不足取。不要煩瑣考證并不是不要考證，歷史研究應該實事求是，一些重要歷史情況是應該搞確切的，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要把事實搞清楚，還得做些考證。

近代史資料，新中國成立前出的不多，新中國成立后就出得很多了。僅《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就出版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回民起義》《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多種。第一歷史檔案館出了《戊戌變法檔案資料》《義和團檔案資料》《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等；第二歷史檔案館也出了《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了《天地會》資料。專業性的刊物有《近代史資料》《清代檔案史料叢刊》等。工具書方面也出了不少，如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中華書局出版的《清季重要職官年表》等，編得都各有特色。

據我所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已纂集太平天國、甲午戰爭、辛亥革命的《補編》；《中國近代人物叢書》《嚴復集》《蔡元培集》《陶成章集》《王國維全集》《梁啟超全集》，也已陸續整理出版；各省市在開展地方史研究的同時，注意地方特色的資料編纂。今后對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還將加強。

關于資料的整理，我個人的體會是：

其一，根據史料情況，考慮傳統影響。中國舊史書，或者以人物為主，如從《史記》到《清史稿》；或者以時間為主，如從《春秋》到《續資治通鑒》；或者以事件為主，如從《通鑒紀事本末》到《清史紀事本末》；或者以典章制度為主，如從《通典》《通志》《通考》到《清續文獻通考》。以上四種，各有特點，各有弊病，可以汲取優點，避免弊病。如今搞近代資料，又有了新的特點，增加了帝國主義的東西。搞資料不能從主觀出發，要從客觀史料情況出發。過去編《鴉片戰爭時期英軍在長江中下游的侵略罪行》時，開始要搞“人民抗英斗爭”，以為廣東有三元里平英團，長江中下游也會有這類史料，可是所得不多。這是因為廣東和外國人接觸較早，和上海的情形不一樣，所以從反面來編，書就很快編成了。

其二，根據歷史實際，反映時代特征。每一時代，總有前所未有的事物，也沒有舊轍可尋，那就應該有所增補。如《清史稿·兵志》中，就增加了《海軍》《海防》，《交通》中又有《鐵路》《駁船》《電報》《郵政》等。這種情況，就得根據歷史實際，立例編括，匯集成書。

研究歷史，資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說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需要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我們感到，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通過大家的努力，是可以使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整理工作，搞得更加繁榮昌盛的。

本文選自《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 》（湯志鈞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