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8日，鄧穎超與周恩來結(jié)婚。這是他們的結(jié)婚照。

“你跟我也擁抱擁抱，好久都沒擁抱了！”

作者：牛志遠吳媦

鄧穎超和周恩來的婚姻，至今都是人們心中的典范。

鄧穎超是這樣對身邊工作人員描述她的愛情和婚姻的：“我們是經(jīng)過無意的發(fā)展，兩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經(jīng)過考驗的結(jié)婚，又經(jīng)過幾十年的戰(zhàn)斗，結(jié)成這樣一種戰(zhàn)友的、伴侶的、相愛始終的、共同生活的夫婦。把我們的相愛溶化在人民中間，溶化在同志之間，溶化在朋友之間，溶化在青年兒童一代。”

說這番話時，是1988年的春天，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恩來離開小超已經(jīng)12年了。鄧穎超又一次想起了周恩來，想起了他白天在海棠花下散步的背影，想起了他夜晚抬頭輕嗅花香的笑容，想起了他們上一次并肩而立一起賞花的時光……

“你還是那樣

熱情和理性交織著”

1949年11月，鄧穎超與周恩來搬進了西花廳。這時的他們不再動蕩奔走，有了安穩(wěn)的家，雖然還是聚少離多，但少了些九死一生，多了些溫柔繾綣。

一直以來，他們都保持著通信的習(xí)慣，信里不只談革命，也談對彼此的想念和關(guān)懷。

1942年7月3日，周恩來因小腸疝氣住了院，雖然鄧穎超每隔一天就去醫(yī)院看望一次，但他還是忍不住給“小超”寫信：“昨天你們走后，朦朧睡去，醒來已近黃昏……天氣雖熱，尚能靜心。望你珍攝，吻你萬千！”

7月7日，收到來信的“穎妹”則回復(fù)道：“白藥已搽了么？是否還分一點留用？我擬明晚去看乃如兄并送藥給他。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

1954年5月4日，西花廳的院子里，鄧穎超看著滿樹盛開的海棠花，想起與自己相隔萬里的周恩來。4月中下旬的時候，為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fù)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率領(lǐng)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瑞士舉行的日內(nèi)瓦會議，已經(jīng)去了快一個月，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回來。

看著這些周恩來最喜愛的花，鄧穎超決定挑選一些，隨信給周恩來寄去。她寫道：“在郊區(qū)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許野花，又選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隨信寄你，給你的緊張生活，加上一些點綴和情趣。”

6月13日深夜，周恩來在日內(nèi)瓦忙完了工作，提筆給小超回信。當(dāng)時已是第二天凌晨4時，他已經(jīng)有些累了，但還是想抓緊時間寫，這樣才能趕在天亮后信使出發(fā)時寄出。

他寫道：“你還是那樣熱情和理智交織著，真是老而彌堅，我愧不及你。”隨信一同寄給小超的，還有他在日內(nèi)瓦采集的芍藥花和蝴蝶花，“聊寄遠念”。

秘書趙煒曾見到，這些傳達兩地相思的花和葉，被鄧穎超精心保存下來，還找了一個鏡框裝裱起來。

·1960年4月13日，鄧穎超在機場為即將出訪的周恩來送行。

趙煒還見證過他們的一次親吻。

鄧穎超有一個習(xí)慣，周恩來回來的時候，她都在門口等候。1969年的一天，周恩來剛剛結(jié)束對越南領(lǐng)導(dǎo)人胡志明逝世的吊唁，馬上就能回家了。這趟行程，鄧穎超的心中一直都很忐忑，因為當(dāng)時的越南正處于戰(zhàn)火之中，她擔(dān)心周恩來的安危。

因此，收到周恩來那天要回來的消息，她早早地等在了客廳門前。趙煒等工作人員見狀，也在旁邊站著。

趙煒回憶，周恩來一進門，鄧穎超就走上前對他說：“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漂亮女孩子擁抱，你跟我也擁抱擁抱，好久都沒擁抱了！”

聽到這句話，周恩來非常自然地把鄧穎超摟入懷里，還在她的額頭上輕輕吻了一下。大家都笑了。“我記得有一名護士，還羞羞答答，扭頭不敢看。”趙煒回憶道。

這些深情的瞬間還有許多。

周恩來工作晚歸的深夜，為了不打擾鄧穎超，選擇走西花廳那條“周恩來小道”；鄧穎超給周恩來量身定做了一個可以在床上辦公的小桌子；還有提醒“恩來的眼睛離開文件幾秒鐘就是休息”的熱毛巾……

很多年過去了，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每每提起這個地方，總會說一句：“西花廳是個溫暖的大家庭。”

“今天給爸爸媽媽

舉行結(jié)婚紀念儀式”

在西花廳這個大家庭，時常有孩子們的歡聲笑語。鄧穎超喜愛孩子，是許多孩子們的鄧媽媽，她給予孩子們精心教導(dǎo)、關(guān)懷培養(yǎng)。而這些孩子們的到來，也給周鄧夫婦增添了許多幸福時刻。

周秉德是和他們關(guān)系最密切的孩子之一。她12歲時就搬進了西花廳，一住就是10余年。在周秉德看來，鄧穎超是嚴格的長者，也是慈祥的七媽。

周秉德說：“伯伯和七媽一直把我們看作家人，我們也把西花廳當(dāng)作自己的家。在我心目中，七媽對爸爸媽媽及我們姐弟六人生活學(xué)習(xí)的關(guān)心，那種具體和周到，遠遠超過了伯伯。因為伯伯更多是屬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媽要代伯伯具體照顧我們和一些找上門來的周家親屬，對此，她從沒有吝惜過自己的時間和金錢。”

在周秉德看來，“七媽主動承擔(dān)家庭瑣事，是為伯伯消除后顧之憂，保證他能有更多精力用在工作上”。

這種“具體和周到”可以從周秉德的母親保留的鄧穎超于20世紀50年代寫給她的短箋中體會一二：

“小六的病好些嗎？你兩天來都沒打電話告我，我時常惦念著！”

“由國盛帶上一些廣柑給你和孩子們。”

“我很想念你們一家，幾次動念，去看你們，一因流感盛行，一因體力仍感不足而作罷了。”

·1952年，周恩來、鄧穎超與周秉德（左一）三姐弟在頤和園。

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對于周家親屬，鄧穎超表露出來的關(guān)心不是張揚的、一時的，而是默默的、持續(xù)的。

1991年3月，鄧穎超的身體已很虛弱了，平時活動就坐輪椅。周秉德常常去醫(yī)院看望她，偶然的一次，周秉德又發(fā)現(xiàn)了七媽默默關(guān)心她的“蛛絲馬跡”。

“我推著輪椅上的七媽四處走走，幫助她放松心情，走到她書桌附近的時候，我一眼就看到桌上擺著一張《華聲報》。”這正是周秉德當(dāng)時所在單位出版的報紙。

如今，周秉德也是一位80多歲的老人了，可當(dāng)她向環(huán)球人物記者回憶起當(dāng)時的場景時，臉上流露出的是小女孩一般的雀躍神態(tài)：“我馬上就給拍下來了，看來七媽還是很關(guān)注我的，心里還是有我的。”

鄧穎超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愛孩子們，并不限于周家孩子。她與周恩來一致認為，“孩子是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

周家晚輩、烈士子女、普通孤兒、工作人員們的孩子……這些孩子在西花廳成長成材，也親眼見證了“鄧媽媽”與“周伯伯”的一個個珍貴的溫情時刻。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恢復(fù)經(jīng)濟生產(chǎn)、建立外交關(guān)系這些工作都由周恩來主管。“他經(jīng)常一連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有時還會連軸轉(zhuǎn)，連續(xù)一兩天不睡覺，還沒時間吃飯。工作人員去提醒，他不理會。”周秉德說。

為了能使周恩來在百忙之中有稍多一點睡眠時間，鄧穎超就想出各種辦法。

比如派當(dāng)時年僅5歲的周秉宜“出馬”，周秉德回憶：“她年紀小，像只小貓一樣沒一點聲音，走進辦公室，拉著伯伯就使勁往外走。”這樣，周恩來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七媽這才能夠放心些。”

在周恩來難得的睡眠時間，鄧穎超為避免他受到干擾，還在院子里放了一個小木牌。周秉德說：“小木牌上面寫著‘安靜’兩個字。沒有這個牌子，我們就可以正常地說話、走路；有這個牌子，我們馬上就收斂起來。我們知道這是伯母提醒我們：伯伯正在休息。”

1950年8月8日，是鄧穎超與周恩來結(jié)婚25周年紀念日。

孫炳文烈士之女孫維世是周恩來與鄧穎超關(guān)懷的烈士后代之一，也是他們的養(yǎng)女。她特地帶了幾朵大紅花來到西花廳，興高采烈地宣布：“今天給爸爸媽媽舉行結(jié)婚紀念儀式。”她邊說邊把兩朵大紅花分別佩戴在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外衣上，又讓小衛(wèi)士們簇擁著他們到庭院中拍照留念。

·1950年，孫維世（左一）姐妹為鄧穎超和周恩來過銀婚紀念日。

那天，鄧穎超很高興：“我們結(jié)婚的時候沒有舉行什么婚禮，今天倒戴了大紅花，像個結(jié)婚的樣子。”

“我的骨灰也用這個骨灰盒”

與西花廳相關(guān)的記憶當(dāng)中，除了溫情的瞬間，周秉德也時常想起那些悲痛的時刻。

1976年1月9日清晨，正在出差的她從廣播里聽到了伯伯去世的噩耗，立馬買票趕回北京，戴著黑紗趕到了西花廳。周秉德原以為，伯母會躺在床上哭成個淚人，沒想到的是，“她站在客廳等我，我抱著她痛哭不已，她卻安慰我說：‘秉德啊，要堅強啊，不能哭啊！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

直到1月11日，她才看到七媽泣不成聲。那一天，是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日子，也是鄧穎超最后一次見到周恩來的遺容。

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秉德站在七媽身旁，看到一直堅強的她一下子撲到棺木的玻璃罩上，用悲傷不舍的聲音說：“恩來，我們永別了，以后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再也見不到你了啊！讓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吧！”

周恩來去世之后，鄧穎超孤獨了很多，周秉德常去西花廳看望她。那時，鄧穎超也在和疾病作斗爭。周秉德聽她說過：“我身體有多種慢性病，我在苦斗，苦熬。”

1978年7月，鄧穎超寫給黨中央一封信，將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她說：“人總是要死的。對于我死后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準我以下要求：遺體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

4年后，鄧穎超經(jīng)過慎重考慮，在那封信的基礎(chǔ)上重抄并增補了遺囑內(nèi)容：房屋是全民所有，應(yīng)交公使用，萬勿做故居和紀念之用；對于親屬、侄兒女輩不要給予任何照顧安排等。

她還聲明：“這是周恩來生前一貫執(zhí)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

·鄧穎超與周恩來登上萬里長城。

一開始，趙煒對鄧穎超早早寫遺書這件事很不解，但鄧穎超說：“我趁著頭腦清楚，手還不抖的時候?qū)懗鰜恚覜]什么值錢的，但是總歸是我的遺物。總理的都處理完了，我要把我這些都交代清楚，也是為了減輕你們的負擔(dān)。”

1982年11月，鄧穎超還給身邊工作人員寫下身后需托付同志們做的幾件事。其中提到：“未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她還將周恩來用過的骨灰盒收了起來，每隔一段時間，讓工作人員拿出來曬一曬，仔仔細細地擦拭干凈：“等我走了，我的骨灰也用這個骨灰盒，不要再買新的，為國家節(jié)約錢。”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走完了自己的八十八載人生。工作人員根據(jù)遺囑一一為她處理身后事。她剩下的工資和買的國債加起來共計1.1萬元，全部上交作為黨費；她的骨灰裝進周恩來當(dāng)年的骨灰盒中，送回他們投身革命、相識相戀的天津，和周恩來一樣撒向海河……

盡管我們都是無神論者，但是每一次，當(dāng)我們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看到那段紀錄片，看到他們的骨灰隔著16年的光陰，一樣撒向海河時，我們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惟愿這對志同道合、情深意篤的革命夫妻，實現(xiàn)了另一種意義上的重逢，永不分離。

本文刊載于

2024年第4期

《環(huán)球人物》雜志

總第511期

監(jiān) 制：張建魁

主 編：許陳靜

編 審： 田 亮

（文章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轉(zhuǎn)載請加微信“HQRW2H”了解細則。歡迎大家投稿和提供新聞線索，可發(fā)至郵箱tougao@hqrw.com.cn。）